周嵩尧谱名贻良，后更名嵩尧，字峋芝，号薰士，晚年改号芝叟。清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十八日（公元1873年7月17日）生于淮安，是开国总理周恩来二伯祖周骏昂的第三子，在周家大排行六，所以周恩来一直亲切地喊他六伯父。据已故淮安名士丁志安先生生前在镇江绍宗藏书楼对笔者说，在周家迁淮安的诸多兄弟子侄中，“以峋老最为著名”。周嵩尧幼年时，因父亲周骏昂在淮安、江都、仪征、通州、如皋、宿迁等苏北一带做官，他也一直跟随在父母身边。光绪四年，其母郑氏去世，时周嵩尧方五岁，三年过后，其父周骏昂又不幸去世，只好把他托给二舅父郑仁寿扶养。郑仁寿字见山，号镜华，是福建闽候人。他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当时正在设于淮安的漕运总督府任总文案（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一类官职），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就为周嵩尧聘请了当时淮安最著名的刘立三先生为家塾馆教师，对其严加管教，以期周嵩尧学业有成。周嵩尧也不负所望，到1890年18岁时考取了秀才，1897年（清光绪23年）25岁时考中了第35名举人。1964年8月2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与亲属谈话时特意提到了这件事：“我们上一代，还都去拜绍兴师爷，给人家做徒弟，但没学好，只有二伯父、六伯父学的较好，六伯父中了举人，做了师爷，后来曾给袁世凯做过秘书，在中南海办过公。”中举后的周嵩尧即由其二舅父荐举，到漕运总督衙门做文案，成为总文案的得力助手。公元1908年，周嵩尧在其舅父郑仁寿告老还乡后即升为总文案。是年因海运开拓，津浦路兴办，而京杭大运河迭经淤塞，已不能承担南北运输的主要任务，设在淮安的漕运总督被清政府裁撤，改设江淮巡抚暨江北提督府，提督是袁世凯的亲信王士珍。由于周嵩尧有政治头脑，才干高人一筹，所以，江北提督王士珍极力保荐他，使他得以进京通过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颐和园仁寿殿的集体召见面试，被委为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周嵩尧才干出众，办事认真，颇有政绩，在当时的一本叫做《新语林》的书上，有一段关于他的记载：“周峋芝以部郎人浙，查办沪杭甬路桥工，秉公无私。汤蛰仙（名寿潜，浙江萧山人，曾任浙江铁路公司经理，民国初年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总长等）以文报部曰，‘周郎中识穷两戒、清绝一尘’。并注释说，‘周名嵩尧，浙江绍兴人，举人，以内阁中书久居幕府。历任漕运总督、江淮巡抚成倚之’。刘永庆、王士珍先后为江北提督，尤器其才。王专疏保其才堪大用，擢侍读，受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入民国为江西督军公署秘书长，以道尹存记，内调统率办事处秘书。李纯由江西移督江苏，周嵩尧仍任秘书长。李屡荐其才堪胜省长任，未获简放，授浦口商埠帮办”。周嵩尧任职期间还曾获得国民政府表彰的二等文虎勋章和二等嘉禾勋章。
1920年，周嵩尧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袁冷落而卸职返回淮安。这时的淮安驸马巷老宅的几间破廊蚀户的房子与他的身份似乎不太相称，他便带上儿孙借住到驸马巷北侧不远的的一处房子里。这所房子是《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故居，当地人称做“刘道台府”。房舍、院落、花园等一应俱全，是当时淮安档次最高的一处居所。他于寄居中也没有忘记自已的周氏典祖，在居所堂当中的屏门上自已书写了一副隶书楹联：“世守莲溪爱莲说；家传角里采芝歌。”表达了周嵩尧效法祖先，出污泥而不染的高风亮节。1929年，周嵩尧即携全家移居扬州。居扬不久，周嵩尧就因其声望参加了当时由凌鸿寿（1852-1932）主持的“冶春后社”。凌曾代理过北洋民国政府的国会议长，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所以，江泽民的祖父江石溪、散文家朱自清及其弟弟等当时都是冶春后社社员。周嵩尧与他们经常聚首，或赋诗、或酒宴，互相唱和，确确实实红火了好一阵子。
周嵩尧不仅勤政为官，而且清正廉洁，又多才博学。他在诗词、书法、文物收藏、古玩鉴赏等方面都具有一定能力和水平。青年时期有诗集《磨绮集》问世，句章读起来琅琅上口，显得结构严谨，文笔流畅，可见周嵩尧有着很强的文字功底。此外，《国学丛编》、《跬围谜刊三种》和《宾楚丛谈》中也有他的诗作；本世纪40年代，他在扬州闲居时还曾为其舅父郑仁寿编辑了《镜华老人文集》10卷，并在卷首作序和写了《镜华老人传》。他自已也写作过《客耻》等30余篇诗歌、散文。而周嵩尧和他两位胞兄周贻豫、周贻康共同将父亲周骏昂手录曾祖父周笑岩的诗集《海巢书屋诗稿》和郑仁寿的诗集《方壶遗客诗存》合并刊印成册。该书后来由清末民初淮安藏书家汪澄伯收藏。建国后，汪将该书手抄一份，并将原书寄赠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周恩来、邓颖超相继辞世后，西花厅工作人员赵炜在清理西花厅遗物时发现，遂于1994年8月交还给淮安，现由周恩来故居收藏。汪澄伯的那册手抄本现也存于淮安图书馆。周嵩尧在扬州期间，还考证了周家的家史，亲笔撰写《周氏渊源考》一本小册子。《周氏渊源考》略述了周氏起源，详述了周氏迁浙江后从一世祖周茂直至周嵩尧的曾孙周国镇这一支系的二十三代人的情况，是如今研究周恩来家世十分宝贵而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周氏渊源考》写成于1943年，现存周嵩尧的孙子周华凯处。周嵩尧闲居扬州时间比较长，从1929年直到建国初。1937年的“七·七”事变后不久，扬州陷落，周嵩尧的一些旧友至交中有一部分人出于种种原因当了汉奸。由于他的才干和声望，日伪方面多次请其出山，要他为“大东亚共荣”和中日“亲善”效力。周嵩尧始终不为所动，愤而不就，表面还得巧与周旋，坚持隐居。最紧张时不得不举家避居乡间，以躲开日伪的纠缠。1946年当他得悉七侄周恩来率中共和谈代表团抵南京时，顿时喜出望外，立即赶往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与周恩来晤谈。后因时局维艰，国共和谈破裂，他才又依周恩来所嘱，辗转北返扬州。
周嵩尧在半生赋闲生活中还收藏了大量古玩。他收藏的古玉器中有三千多年前的周代玉圭、玉佩，古钱币中有秦代的刀币、汉代五铢钱；古字画中也有不少清代或清代以前的名家作品。但因历史的局限和专业技能方面的不足，他一生精心收藏的，自认为是“传世珍宝”的东西，竟有半数为赝品。如他花了很大代价才弄到手的一块青铜质的秦诏版，一幅宋代燕文贵的山水画等，经故宫博物院两位副研究员鉴定，都是后代人仿制的。建国初，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周嵩尧义愤填膺，把自已收藏几十年、已传世二百余年的清初王云画的一本山水画册通过中央文史馆捐献给国家，以期变卖后买飞机、大炮去打击侵略者，后来因为当时还没有文物商店，无法卖出。辗转数月后，文史馆只好又将这本王云的山水画册还给他。此举虽未获成功，但却表现了周嵩尧的一腔爱国情怀。1953年9月他病危后将自已收藏观赏一生的23件精品遗赠给侄儿周恩来。1976年1月周恩来临终前，又遗言将这批文物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1976年9月，这批文物由周恩来生前机要秘书赵茂峰、警卫员高振普送至故宫博物院。1995年，经笔者与有关方面交涉，这批19类23件文物已从故宫博物院提出，移交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收藏。
“山河百战归民主”。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了，周恩来即致信六伯父，邀他进京议事。周嵩尧遂由扬州经镇江换乘火车赶赴京城，在中南海西花厅与周恩来相见。周恩来一见面就高兴地说：“这次一来，就‘既来之，则安之’了。”
周恩来与六伯父晤谈后即交待他的行政秘书何谦送周嵩尧到北京的远东饭店下榻。这是当时政务院交际处所属四家招待所当中最好的一家，包括庄希泉、高士其、梅兰芳等一批知名人士当时都住在那里。那时新中国刚刚诞生，作为首任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常把周嵩尧请到西花厅，向他请教民国年间政府各级机构的建制、职能、人员配备、工资安排等问题，以便让人民政府参照采纳或修定。周嵩尧都一一耐心解释。他欣慰自已老有所为，而一向谦虚谨慎的周恩来则多了一位很好的、能够就近随时请教的老师。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筹备期间，由政务院常务副秘书长齐燕铭推荐，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于那年6月正式聘请周嵩尧为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首批馆员。首批聘到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人都是清末和民国年间德高望重的硕学名流，安排他们都有照顾性质，所以周恩来在聘用周嵩尧这一职务前曾对他的六伯父说：“你一生做了两件好事，人民不应该忘记：第一，你在江苏督军李纯秘书长任上平息了江、浙两省的一场军阀战争，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了战火的涂炭；第二，袁世凯称帝时，你没有跟他走，这是政治上很有远见的做法。现在人民当家作主了，应该考虑你为人民做点事。”
那么周恩来说他六伯父周嵩尧做的“两件好事”是怎么回事呢?
那还是20世纪的民国初年，中华大地军阀割据，各霸一方。天津的李纯仰慕周嵩尧的才干，在江西督军任上就聘请了周嵩尧做他的秘书长，作为他的高级首席幕僚。李纯移督江苏后又继续聘用周嵩尧做他的秘书长这一要职。这时曾担任李纯参谋长，后任陆军第六师师长的齐燮元被浙江督军卢永祥逐出浙江，再次投到李纯麾下。李纯靠这一文一武的“左膀右臂”辅佐，又处于长江三角洲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真是兵精粮足，春风得意。但是齐燮元一直有当督军的野心，对自已被卢永祥所逐很不甘心，做梦都想夺回浙江那块他失去的“天堂”，于是挖空心思，想方设法从中挑拨：他先使人向卢永祥送去假情报，说李纯依仗自已人多势众，以强凌弱，即将发兵入浙。这使自已的兵力、财力都不如李纯的卢永祥一时很紧张，急忙调兵遣将，在江、浙两省交界处严密布防，交通要道增岗添哨，如临大敌。齐燮元暗暗高兴，又在李纯面前借口挑拨说，卢永祥不自量力，正向江、浙两省交界处调集重兵，图谋犯疆夺地。随即极力怂恿李纯要先下手为强，赶快起兵伐卢，以免被动挨打。李纯未敢贸然自决，就找他的高级幕僚周嵩尧商量。周嵩尧主张先查明实情，然后再作出兵与否的决定。他还从双方力量的对比，经济实力的差距等几个方面分析比较，作出了卢永祥不会主动出兵打江苏的准确判断，从而稳住了李纯。接着，周嵩尧又利用自已的浙江原籍关系，很快与卢永祥的秘书长联系上，说服卢永祥赶快从江、浙沿线撤回了军队，终于使这场一触即发的江苏、浙江两省的军阀混战烟消云散，从而使两省民众的生命财产免遭了一场战火劫难。1920年李纯不明不白地暴死于江苏督军公署，齐燮元走马上任江苏督军这一肥缺，并邀周嵩尧继续当他的秘书长，周嵩尧坚决“不与小人为伍”，愤而不允，拂袖而返淮安。打那以后，他再未出任任何公职。
第二件是袁世凯要做“中华帝国”皇帝时，身为袁世凯大帅府办事处秘书的周嵩尧不是趋炎附势，而是不顾个人安危，直言上书袁世凯，要袁不要逆潮流而动，结果遭到袁世凯及其爪牙的冷落和歧视，周嵩尧也就只好愤而悄然离去。
周恩来正是出于对其六伯父上述两件德政的考虑，才安排聘用周嵩尧为第一批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这也是周恩来以书面的形式唯一一次直接安排聘用他自已的亲属。此说也得到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同志的证实。她在《我的七伯周恩来》一书中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记述。
现居北京的周嵩尧孙子周华章曾与笔者交谈说，他爷爷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时已是77岁。但老当益壮，刻苦学习，努力适应新社会的新形势。他的书法功底很厚，在文史馆上班后曾用毛笔逐字逐句抄录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毛泽东的一些诗词。并撰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热情赞颂党的领导，赞颂新中国，赞颂新社会的建设成就。如他曾写信给他在绍兴的表弟鲁觉侯说：“吾乡城河污浊，饮料艰难。人家多吃天水，居水多而净水少，相沿数百千年，官吏无人问及，今竟大加改良，真是可喜之佳音。”表现了老人晚年欣喜愉快的心境。1950年10月1日国庆一周年时，周嵩尧应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观礼。这在当时是一种相当高的荣誉。195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庆祝会上，他还和馆长符定一老先生一起被推举为中央文史馆的代表一齐向毛泽东主席敬酒，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祝贺。同时，他还和章世钊、符定一等44名中央文史馆馆员签名共同在《光明日报》上著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周年》。他又以周峋芝署名单独写了《庆祝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国庆节》同时在《光明日报》同版发表。文中周嵩尧深情地写道：“我三十年前，看见国事日非，政界污浊，辞职归隐，闭门课孙，已成一个废物。不料年垂八十，遭际中国复兴，备员馆职，重登舞台，虽是配角，还能跳一回加官，跑几回龙套。有还童之勇，无老大之伤，但愿多活些时……”其喜悦与激动的心情已跃然纸上。
当时，新中国刚刚诞生，常常有一些钻营附会之徒假冒周恩来本家或亲属找到西花厅，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有的要工作，有的要钱钞等等。周恩来工作繁忙，一般无暇与见；周家是个大家族，邓颖超对周家情况也不能都知道，每次接待这类人员，总很棘手：随意“得罪”不太合适；而来者就给予礼遇又怕是“假冒伪劣”。于是，周恩来就让自已的行政秘书何谦向六伯父请教。何谦就向周嵩尧写信，请“六老爷子”（这是当时在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对周嵩尧的敬称）介绍一下周家各方亲属。周嵩尧也很快回信，并详细附了周家亲属的情况，周嵩尧的信写道：
何秘书同志：
电话有分机的，我常会听不清。昨日所说周振中，堂房决没有这个人。总理堂兄弟，现只有：恩夔，我之子，年五十；恩霔，二房的，在上海，年四十二；恩宏，五房的，在上海，年四十九，新近他的原配未见；前单所写的恩煦已死，才知道他在上海有工作；恩燕，三房的，在广州，年四十余，也新近知他在广州铁路局工作，四个。又，从堂弟恩灿，九房的，在扬州，年四十余。如此而已。此人定是假冒，未必敢见我，若来见，或是远房本家，当由电话奉告。
此布并致敬礼
周峋芝启
十一月廿五日
周嵩尧写完上面这封信后还不放心，又特意详详细细写了一份附件。附件全文共三千余字，是用毛笔工整书写而成的。这是一份有关周恩来八等亲（习惯上也称“五服”亲）以内亲属最为全面，最为具体的“图谱”，共记述了周恩来亲属近八十人。他的这份附件成了当时前往“西花厅”认周恩来为亲的人的一面镜子，是真是假，用“镜子”一对照，都能清清楚楚。这面“镜子”一直收藏于西花厅。1994年赵炜清理西花厅资料时亦将其交淮安周恩来故居收藏，现在则成了研究周恩来家世的又一份珍贵的原始资料。周嵩尧在京期间，还热情帮助侄儿周恩来做有关亲属工作，1951年2月14日他在西花厅收到鲁觉侯的信后回信解释说：“迭次来函并尊府世系表及令侄彦本《自传》均交中南海。唯舍侄夫妇（周恩来、邓颖超）一日万机，直无刻暇，各处函件，多未阅览。而于尊府失业人多，则深为注意；不独尊府，舍间本家亲戚年谊知交，大率情形相同。舍侄地位固不便一一发交下属，致涉私心，实亦（因）人数太多，难于在京安插。是以去年政务院两次明令，颁布救济知识分子及失业失学群众各项办法，实皆有为。然而今令郎得有工作，令侄未知若何。人事局积存太多，无可安置，最好亦嘱其在外就近向某某机关伺机登记，青年则投考学习或参军等等，工商军政各视所宜可耳。”说得入情入理，如果让周恩来处理，就没有时间花费这么多笔墨或口舌了。
周嵩尧居京虽只有短短三年多时间，使他晚年生活很幸福。但是，文史馆的悠闲工作也难免使他产生思乡怀旧之情。绍兴是祖居，扬州安葬有他的父母，淮安更是他最早供职、多年寓居和上学读书的地方。他很想一一回去看看。可是严于律已的周恩来考虑到老人如果回去，“当地政府一定会对他给予特殊的接待和照顾。这样无形中就会给当地政府增加负担，也影响人家正常工作。”“况且周恩来历来反对‘衣锦还乡’的旧习俗，他要自我带头，树立新社会的新风尚，给全党做出榜样。就婉言劝说六伯父不要归乡省亲。”1951年3月1日周嵩尧在给绍兴表弟鲁觉侯的信中还提到这件事：“本欲就浙省一席，舍侄以相距太远，年衰独行，不能独行（原文如此，编者注）。”他是个经历过满清、民国、日伪和新社会几个朝代、几个时期的人，能顾全大局识大体，也就能理解侄儿周恩来的意思，打那以后再也未向周恩来提出任何个人要求。周嵩尧的通情达理使周恩来感到十分欣慰。平素工作之余便派人把六伯父接到西花厅，谈国事、谈家事；有越剧、扬剧或淮剧进京表演，周恩来总是叮嘱西花厅工作人员，别忘了买两张票给六老爷子送去。有时周恩来还邀他去颐和园同舟漫游昆明湖。说起慈禧、光绪当年在颐和园对他的召见、面试，老人捋着银白的胡须，竟象回到孩提时代，爽朗地大笑起来。周恩来还多次对去西花厅的同辈们说：“六伯父年岁大了，你们有空常去看看他，陪他说说话。”1952年3月，周嵩尧的独子周恩夔在扬州因病去世，年不足六旬。周恩来十分体贴周嵩尧老年丧子的心情，在征得老人同意之后，托人将他最疼爱的曾孙周国镇从扬州接来北京，一边上学一边陪伴老人家!并负担了周国镇的全部学杂及生活费用，以抚慰六伯父的丧子之痛。1952年8月周嵩尧虚80岁时，周恩来还按苏北老家习惯，邀集弟弟周恩寿及在京侄儿、侄女们，在西花厅设简单的一桌家宴，为六伯父做八十大寿。据周恩来生前卫士长成元功、卫士韩福裕回忆，六老爷子过寿那天，总理很高兴，不仅在桌上带头敬酒，还亲自系上围裙，下厨做了淮安红烧狮子头等两道六老爷子喜欢吃的家乡菜。1953年9月2日。周嵩尧先生因患老年性气管炎在北京去世，享年81岁。百忙之中的周恩来亲临北京嘉兴寺向他的六伯父遗体告别并主持了入殓仪式。9月6日，周嵩尧出殡，由他的孙子周华章引棺领穴。周恩来因公务繁忙，无法分身，便托邓颖超代表他前往送葬。邓颖超抱病送灵至北京东郊第一人民公墓，并亲自为周嵩尧的墓挥锹铲土，使其得以安葬。
周嵩尧生前先娶樊氏为妻，后续娶赵氏、孙氏。三位妻子皆先后离他而去，其中他似乎比较偏爱淮安续娶的赵似升，因为他留有许多赞美赵氏的诗词。三位妻子中唯樊氏夫人生一子恩夔，字铁仙，在周家“恩”字辈中大排行四，所以周恩来后来写信称他“铁仙四哥”。然而他去世较早，建国初就已离开人世，留下众多子女，现散居北京、扬州、泰州、镇江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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