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女音乐家寄明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爱国家，爱人民，
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朋友，当您唱起、听到或回忆起这首激昂雄壮、气势磅礴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时候，也许未必知道它的曲作者吧!这位曲作者是淮阴籍人，堪称巾帼一杰。她，就是延安时期我党的第一个女钢琴家、我国当代著名的音乐家寄明。
寄明原名吴亚贞，曾用名吴子平。原籍江苏淮安。1917年6月29日，寄明生于苏州城。小时候，曾做过报童和小贩。她的父亲是一个京剧迷，常常在工作之余拉起二胡唱上几段。每逢这个时候，小寄明便在旁边听着，有时还也跟着咿咿呀呀地哼上几旬。有时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还偷偷地学着拉二胡，不久她便能自拉自唱京剧唱段。父亲发现她的才能后特别高兴，就买了笛子、琵琶等乐器供她学习。她聪明好学，一学就会，后来连扬琴、月琴等乐器都成了她童年时代的亲密的伙伴。这么一来，她就成了中小学乐队的骨干，经常参加学校组织、排练的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葡萄仙子》、《月明之夜》、《麻雀和小孩》的演出活动。
在她就读苏州女子中学期间，有一位名叫顾西林的音乐老师，十分器重她，鼓励她投考上海国立音专，并且帮助她准备考试的曲目。1933年夏天初中毕业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上海国立音专高中师范科国乐组，此后便在琵琶名师朱英先生门下就读，副科为钢琴。1935年，她又被转为钢琴主科，师从俄籍钢琴教授拉查雷夫（1azareff），至1937年夏天毕业。就在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了。这位刚刚走出校门的20岁青年便告别了温暖的家庭，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经受锻炼和考验了。她随着流亡的同学到了（贵州的）贵阳、（四川的）重庆、达县等地，先后在中小学和重庆教师服务团担任音乐教员。工作实践使她敏锐地感觉到，单凭在学校中她所学的音乐来教学，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她便采用聂耳、冼星海等作曲家所写的救亡歌曲作为教材，每到一地，她除了在学校教课，还到群众歌咏团教唱。只是在这时，她才真正体会到新时代的音乐的伟大力量，从而从思想上改变了过去形成的艺术观。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进步的群众运动设置了重重障碍，这使这位阅历不深、在重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担任干事的寄明十分苦闷。她时刻企盼着祖国的黎明。后来，她常常收到先期到达陕北的哥哥吴常铭、妹妹吴子云的来信。通过他们对延安的介绍，她对延安非常向往，从而坚定了她奔赴革命圣地的决心。可是，国民党当局采取各种办法限制进步青年去陕北。怎样实现自己的愿望呢?后来，她得到一个机会，通过担任立法委员的二姐夫的上层关系，于1939年7月乘坐杜聿明一行人的专车到了西安。她的哥哥专程赶来接她。同年8月底，她终于来到了无比憧憬的革命圣地延安。从此，她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寄明感到延安很新鲜很亲切。这不仅是因为这里有她的亲属，还有曾在上海音专的同学——向隅、唐荣枚、杜矢甲等，他们都在新创办的鲁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执教，而且是因为这里的革命队伍的成员之间都是新型的同志关系，使她倍感亲切。她该如何迈出新的步伐呢?和同志们商量后，她决定先到中国女子大学去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以为参加革命工作打下基础。报名时，她便取“寄希望于光明”之意，以表达投身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改名寄明。
不久，她便认识了前来女大讲课的鲁艺音乐系主任冼星海。1941年，一位爱国人士送给周恩来一架钢琴。钢琴从重庆运到了延安，周恩来立即把它送给急需增加教学设备的鲁艺。可是，交给谁来演奏呢?周恩来一考虑，认为寄明挺合适。当寄明听到这个消息时，心情十分激动，为此乐得她几个晚上没睡好。1941年8月，寄明应调到了鲁艺担任音乐部研究员、音乐系教员，此外，她还在音乐会上为工农兵群众演奏《牧童短笛》等钢琴独奏曲，并与向隅（小提琴）、张贞黻（大提琴）演出钢琴三重奏。尤其使她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还亲自前往观看了由她伴奏、由冼星海指挥的《黄河大合唱》的成功演出。1942年，寄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延安的山沟沟里响起了第一声钢琴声的时候起，延安人的音乐生活也就逐渐丰富多彩了。寄明也名闻遐迩，成了延安时期我党的第一个女钢琴家。
人常道：千里姻缘一线牵。自从寄明调到鲁艺后，便与鲁艺音乐系助教瞿维同志结识了。革命的理想、共同的志向把寄明和祖籍四川、生于常州的瞿维的彩球联结在一起。他们既是一对恩爱夫妻、又是两个音乐家。
1943年，延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秧歌运动。在毛主席《讲话》的精神鼓舞下，寄明认真地向创作《白毛女》歌剧的同志们学习了经验和民间音乐。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寄明和延安人民一起举着火把狂欢。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同年11月15日，她跟随着鲁艺的大队人马徒步前往东北，于1946年1月到达张家口。由于东北交通线受阻，寄明便留在张家口的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任教，并担任收集民间音乐和演奏工作。同年7月，寄明到达哈尔滨，在音乐会和电台广播中担任钢琴独奏和《黄河大合唱》伴奏。同年9月，佳木斯成立东北大学鲁迅文艺学院，她在音乐系任教。同年冬天，鲁艺根据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精神，立即分成几个工作队参加土改和剿匪工作，同时配合形势演出节目。当时寄明所在的工作队被派往牡丹江的宁安地区工作。1947年5月，她正式改编了牡丹江鲁艺文工团，并在该团担任演出科长、副团长等职。在此期间，她开始了她的创作，作品有；歌曲《庄稼人小唱》（王守明词）、秧歌剧《干活好》（与张棣昌合作）、说唱歌曲《歌唱刘胡兰》、《小型民族器乐曲《陕北组曲》、钢琴曲《舞曲）–首等。1948年春天又在哈尔滨成立了东北音乐工作团，同年4月调该团任研究员。团长吕骥非常重视民间音乐的研究工作。这时寄明在他的影响下，主动向团内聘请的民问说唱艺人学习，记录整理了曲谱，著有《蹦蹦音乐》一书，并介绍了“二人转”的起源与曲词的演变过程，由东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外，寄明还担任该团少年班的主任，专门给从新解放的东北城乡招收来的有音乐天赋的儿童上音乐课和文化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培养音乐事业的一代新人。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后，寄明先后担任（沈阳的）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教授和主任。1959年，她筹备成立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并担任副校长兼教务长。在此期间，她又编写了作曲和民间音乐两门课程的教材。
1953年8月，寄明被调到北京中央文化部电影局音乐处工作。此后·她一直奋斗在电影音乐创作的岗位上。首先给电影《五朵花》写音乐。总导演是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该片由五个短片组成，分别反映中、苏、意、法等5个国家的妇女生活，其中中国部分的短片《陈秀华》就是寄明配乐的。
1955年，寄明又被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历任音乐创作室副主任，作曲组组长等职。她十分重视深入生活，向人民学习，淮河两岸、金沙江畔，云贵高原、内蒙古草原都留下她的足迹。从1953年至1985年这三十三年中，是她创作的鼎盛时期。她勤恳踏实，对艺术精益求精，因此她在电影音乐和儿童歌曲两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据初步统计，寄明配乐的影片已达二十多部，今摘要列举如下：
故事片《五朵花》中的《陈秀华）（1953年）；动画片《野外的遭遇》（与黄准合作）；
故事片《春天来了》（1955年）；故事片《李时珍》（1956年）；故事片《平凡的事业）（1956年）；
故事片《凤凰之歌）（1957年）；故事片《鲁班的故事》（1957年）；故事片《雾海夜航》（与黄准合作，1958年）；
故事片《长虹号起义》（1958年）；
儿童故事片《英雄小八路》（1961年）；故事片《燕归来》（与瞿维合作）；
故事片《金沙江畔》；
纪录性艺术片《风流人物数今朝》（1961年）；故事片《春满人间》；
纪录片《上海英雄交响乐》（与黄准、杨庶正合作）；纪录片《时代的声音》等。
其中《春天来了》中的插曲《让我开花结蓬蓬》、《大雁飞过黄河岸》（均为鲁彦周词）吸收了安徽民歌的音调，富有民族特色，曾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唱，后一首并被选为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材。《李时珍》的音乐吸收了民族古典音乐的音调和表现手法，风格古村、淡雅，具有深沉的力量，受到国际友人的赞赏。英国电影学者汤尼雷恩看了这部影片后说：“《李时珍》这部传记片是同类影片中最佳的……无论在编、导、演和配乐上都具有一种尊严的认真态度，而且风格统一，这点在我看过的中国影片中确实是罕见的。（见1979年11月13日14日《参考消息》所刊《英国电影学者谈中国大陆电影》）”《英雄小八路》中的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周郁辉词）在影片放映后很快传遍全国。1964年排练《东方红》大型歌舞时，这首歌曾作为建国以后具有代表性的儿童歌曲而被入选。1965年《红旗》杂志又作为13首革命群众歌曲之一向全国推广。共青团中央在征求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期间，经过在全国范围内反复广泛地征求意见后，这首歌由1978年共青团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并荣获1954-1979年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
丰硕的成果是靠辛勤的汗水浇灌而成的。就说这首《英雄小八路》中的主题歌吧，为了写好它，寄明～有空就到学校、少年宫、幼儿园去，和那里的孩子交朋友，以体察、领略他们的内心世界。为了更深入地探索、寻觅当年英雄小八路的英姿风貌，她还亲自到福建前线的何厝村，和那里的老师同学们一起生活在被炸弹炸坏了的教室里四个月。深厚的革命阅历，坚实的生活基础，终于催开了精神之花，结出了艺术之果。一天，一个有着明朗节奏和起伏度较大的旅律的乐思回荡在她的耳畔，她连忙挥笔直书，欣喜非常。歌曲写完后，她又唱给孩子们听，并作了反复地修改，方才定了稿。尽管她忙于为电影配乐，她还以赤诚的心关怀下一代的成长，
为他们奉献出许多音乐珍品。她站得高，看得远。她亲眼看到了薪中国的诞生，迎来了祖国的黎明，她还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有美好的明天。这正是她“寄希望于明天”思想付诸行动的生动体现1据初步统计，寄明创作的儿童歌曲已达十多首，今摘要列举如下：
《毛主席我们热爱您》（杨因词）；《新中国儿童进行曲》（杨因词）；
《你就是海燕》（茅晓峰词）；
《台钟的声音多么奇妙》（陈克词）；
《浪花亲着我的小脚丫》（程宏明、王林然词）；《知了蜜蜂不一样》（张秋生词）；
《春雨在下》（张鸿喜词）；《我爱我们的班级》（王晨湖词）；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李幼容词）等。
其中《我爱我们的班级》荣获1980年上海《儿童歌声》“小百灵”优秀歌曲奖，《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荣获“1976-1981年全国少儿歌曲优秀奖”，1982年被评为“全国红领巾喜爱的歌”，1991年再次投票被评选“第一届当代少年儿童喜爱的歌”。
回望寄明生命之树，有两个艺术之果最为丰硕，这便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和《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成功的塑造了新时代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昂首阔步、豪迈刚强的精神面貌和英雄形象，音乐激越高昂，富有儿童特点，艺术魅力很强。《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时代气息很浓，风格清新，生动逼真地描写了他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美好心灵的特征。这两首歌曲标志着我国儿童歌曲的卓越成就，在陶冶新中国的小天使的纯洁的心灵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记得美国音乐美学家格连·海顿说过：“在音乐美学中，音乐具有一种本身独特的东西，如果作品中的那些理智、道德的方面在感知中影响了审美经验，它就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而寄明的歌正是“那些理智、道德的方面在感知中影响了审美经验”的作品，因此它“就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尤其是这两首歌在体现社会主义时代新的美学品格方面更加充分，因此，它的审美价值就更高了。
正是因为这样，寄明屡获盛誉，名驰神州。
多少年来，无数红领巾、青年、中年人的口信、书信飘到编辑部、飞向她的家中，亲切地称她“阿姨”、“奶奶”，向她报喜、祝贺、问候、致敬，有着金子般童心的寄明记忆犹新，她曾经从他们花朵般的笑脸上感受到无限的温暖，也从他们银铃般的歌声中得到很多的慰藉。这些书信、话语抒发了多少革命接班人尊敬感激的情怀，难道这不是对她的劳动的最高奖励么?
笔者从事音乐教学数年，素闻其风华，尝与同好谈及，无不对艺术大师流露敬仰之情，曾作《临江仙·咏寄明》，深感意犹未尽，遂作词再表心迹：
楚地家山生俊秀，髻髫演乐堪惊。沪城求索向光明。长怀神圣地，久慕枣园星。 塔影秧歌频入梦，大河伴奏传情。英才兴会赋高评。金歌飞九野，银曲毓儿灵。
如今寄明已年逾古稀，近年身体欠佳。据寄明同志的伉俪、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瞿维先生说，寄明自1985年发表《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后不久就生了脑病。尽管药物治疗成效甚微，但我的期待并没有泯灭。在寄明患病期间，值得庆幸的是她的心血结晶——《寄明创作歌曲选》已经出版发行了。
寄明奋志，天道酬勤。半个多世纪以来，她始终和时代共命运，同呼吸；她憧憬圣地，追求光明，热爱真理，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用她郡支神来之笔，为中华民族英雄儿女奉献多少乐见喜闻的音乐珍品。她不愧是我党的好儿女，坚强的文艺战士，我国当代著名的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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