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达之1902年5月6日诞生于安徽黟县碧山村。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即晓庄师范）的学生。曾受陶行知委托，担任晓庄师范在苏北的特约中心学校——新安小学的校长，是我国著名少年儿童革命团体新安旅行团（简称新旅）的创建者和领导者。解放战争期间，曾任苏皖边区政府教育厅督学，华中、华东干部子弟学校校长。建国以后，主持恢复南京晓庄师范并任校长，后调任教育部师范教育司专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广东民族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等职。
汪达之的一生是为人民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艰苦奋斗的～生，是由民主主义战士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一生。
汪达之出身贫苦，家境清寒，父亲是一位塾师，兼行中医，全家靠他一人维持生计。母亲是一位不识字面十分贤慧的家庭妇女。在汪达之尚处母腹之中的时候，父亲就因贫病交加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1923年，他从陶行知创办的南京安徽公学《创立旨趣》中受到启发，向往陶行知提出的师生“共学、共事、共修养、共生活、共艰苦”的主张，“到晓庄师范学习，跟随陶行知，在教育上进行一场革命，办一种革命的教育来改变中国的一切，”这成了汪达之的追求。不久，他要求入晓庄的愿望实现了。1928年秋，汪达之终于成了晓庄师范的第四期学生。
进入晓庄师范，是汪达之人生道路上一个新起点，在他生命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从此，他成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最忠诚的实践者和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战士。
新安小学是陶行知应安徽同乡吴俊卿的要求，派晓庄师范学生李友梅（中共地下党员）、蓝九盛、吴廷荣到淮安创办的，成立于1929年6月6日，校址在淮安北门外莲花街萧湖畔的古灵王庙（I1p新安会馆），他自己兼任校长。
1930年春，汪达之受陶行知的委派到苏北淮安接任原由陶知知兼任的新安小学校长职务。
汪达之上任后，他对自己接手的新安事业满腔热忱，充满信心，把新安事业看作是自己的终身事业，开始了艰难的起步。他和老师们制订出学校发展的三年五年十年规划，描绘出学校未来的美好蓝图；他带领师生运用巧妙的方法，使古庙里的诸神退位，扩大了校舍；他和师生一道自己动手整修校园，美化了学校环境；他带头在校园四周的园地里种植蔬菜瓜果，满足师生伙食的需要；他和师生一起走出校园，帮助当地群众学习文化搞好生产，提高生活水平，还修桥、铺路，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减轻群众的忧患；他和老师们认真实践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让学生读活书，活读书，学做事，学做人。在汪达之主持下，学校办得朝气蓬勃，师生生活生动活泼。当地群众称他们为古庙活菩萨。但他们哪里知道新安小学教师是不拿一分钱薪俸的，和基本学生一样，只供给三顿普通的伙食，而蔬菜还是师生自己的劳动成果。
晓庄师范被封闭，陶行知遭通缉，十三位校友牺牲在雨花台下……这突如其来的狂风恶浪，给汪达之的新安事业，带来巨大的冲击。新小与晓师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新小是晓师的特约中心学校，教师是晓庄师范来的，校长原是陶行知兼任的，学校经费来源有一半靠晓师支持，晓师被封闭，新安小学也就艰难了。
当晓庄师范被封闭的消息在报纸上报道后，国民党淮安县党部，县政府立刻变脸了，教育局也改变了态度，冷眼相待了。社会上的谣言象瘟疫一样传开了。有的说：“新安小学和共产党是一家”，有的说：“新安师生穿单鞋，挑大粪……就是证明。”虽然国民党县政府没有抓住学校的任何把柄，但带来的政治压力是很大的。学生数突然减少了，胆子小的人家，不敢让孩子到学饺来了。
晓庄师范支持的每月50元经费断绝了，学校经济濒临危境。李友梅、蓝九盛等以及后来的几位老师，相继被迫离开学校。他和台和中老师一道，支撑着这艘在狂风恶浪中随时会被吞没的小船，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玉米面糊，也丝毫没有动摇他对新安事业的信心和决心。到1933年，学校只剩下汪达之一人，他单身支撑、苦斗，直到1935年带领新旅出发。
1933年秋天，他毅然将七名基本学生，组成“新安儿童自动旅行团”，到民族解放斗争蓬勃兴起的大城市上海去修学旅行。旅行团的一切，完全由孩子们自理。他们用演讲，卖报纸等方法取得生活费用。在上海，他们参观工厂，访问“棚户区”，了解平民生活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情况；他们在租界里生活了解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的罪行；他们和报童一同卖报，体验实际生活；他们参观“一·二八”战场遗迹，目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华的罪行，还到上海的沪江、光华、大夏等大学发表爱国演讲，这次旅行历时54天，胜利完成了学习任务。
上海、江苏教育界轰动了，“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
舆论界沸腾了，上海的中外文报纸都以大量篇幅报道了他们的活动，其影响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大城市以及南洋群岛，旧金山的华侨中。
这次旅行的成功，汪达之受到新的启发，国难日益深重，应该组织一个更大规模的团体，到全国各地去一边修学旅行，一边宣传抗日救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大课堂里实践生活教育思想。汪达之的倡仪，得到中共上海左翼教师联合会支部的大力支持和陶行知的全力赞助。于是他将新安小学的十四名基本学生组成了新安旅行团，决心到全国各地修学旅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自己任新旅顾问。1935年10月10日新旅从淮安西门外古运河码头，登上了南下的小轮船，踏上抗日救亡的征途，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白包恐怖下，他们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和关怀，突破国民党夏对派的重重刁难、打击和迫害，自力更生，历尽艰辛，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宣传抗日救亡，动员民众共赴国难。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桂林的政治形势恶化了，他们遵照中共南方局的决定，从广西桂林分批分期经香港、上海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盐城。开展抗日宣传，劳军支前，站岗放哨，组织儿童，出色完成了新四军军部和盐阜区党委交给他们的组织十万儿童的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了。新旅随华东野战军转战苏、鲁、冀、豫，成了一支深受部队欢迎的文艺宣传队。沂蒙山麓，济南城下，淮海战场，长江岸边都留下他们战斗的足迹。1949年，他们在黄埔滩头，春申江畔，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全中国的解放。
光荣地完成历史使命后，1952年根据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新旅在上海和其它几个文艺团体合并，组织上海歌剧院。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1930年陶行知为新安小学教师写的条幅，是对汪达之等新小老一辈教师献身精神的崇高赞誉。汪达之是无愧于这种赞誉的。
汪达之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忠实执行者和实验者，正如他自己所说：“33年以来，把握住一个冲心，按陶行知先生‘劳力上劳心’指导思想，搞新实验。”他在给同志的信中说：“我以生命渗和在内面”，“新安这部书是用我的生命来写的。新安小学整年整月在动荡中求生存”，但他总是沉着坚定，蔑视困难。他风趣地告诉同志：“我穷忙……穷趣依然”，“是在痛苦中游泳。”反映了一个真正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
汪达之为了事业，结婚是很晚的。在他20岁的时候，曾有过一段恋爱史。但女方看不起他的家庭，又觉得他当个穷教师，没出息。就这样，他们分手了，他忍着失恋的痛苦，决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生活教育运动中去。从此，他把自己更加和新安小学，和他奋斗的事业融和在一起，他表示，他在事业没有获得最后成功之前，决不结婚。他信守自己的诺言，把全部精力献给了所从事的事业，1941年，新旅进入抗日民主根据地后，在领导、同志们的不断劝说下，才接受各方意见，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1944年和杨南琛结为终身伴侣，这时他已四十二岁。
汪达之是忘我的典范，他自己的生活极其节俭，到新安小学工作，只有两套旧学生装，一双旧皮鞋，不外出不穿。在校每天和大家一样穿草鞋，吃玉米面、白菜。他外出办事，不能回校，只吃四分钱一碗的面条，舍不得多花集体一分钱。1980年，他逝世后，整理他的遗物，只有一块用了四十多年的手表，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些书籍、笔记。在很少的遗物中，却发现几张向越南驻华大使馆捐款的收条。他在五、六十年代，连续几年，每月都以“一个中国的国际主义者”署名，给那里寄去50元汇款，用以支援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他自己生活简朴，但对有困难的朋友、同志从来都是慷慨解囊，他每月的收入，总有一部分派作这个用场。1972年，他在重病之中说话很费力，而且说不清楚，但当他得知有一位同志来信说到自己的困难处境时，他流泪了。费了很大的劲讲了一句话；“给他寄钱，”他处处关心别人，从不为自己着想。
他一切服从党的安排，从不计较个人得失。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无理要求新旅全体成员参加国民党，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李克农同志的领导下，粉碎了反对派的阴谋，但为了掩护新旅的工作，李克农决定派汪达之以顾问身份参加国民党，汪达之无条件地执行了这一指示。为了这件事，他在“文革”中吃尽苦头，肋骨被打断，人差一点被打死。1941年，新旅到达盐阜抗日根据地后，汪达之正式提出入党要求，当时盐阜区党委书记刘彬同志对他说：“区党委讨论了你的问题，希望你暂时不要入党，不是你条件不够，你早是我们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而是考虑到将来和国民党继续作斗争，你不入党，可能对工作更有利些。”汪达之愉快地接受了刘彬同志的意见。直到1944年再次申请，才被批准入党。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汪达之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早在1972年医院就发出“脑出血，病危”的通知，经抢救虽然脱险，但从此卧病在床长达八年之久。1980年3月27日终于与世长辞。根据汪达之同志生前遗愿，他的骨灰安葬在淮安城北莲花街，新安小学原址。
汪先生是过世了，但，他的爱国热忱、教育思想、革命精神却永驻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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