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寿祺（1603-1652），是明末清初的杰出诗人、书画家、篆刻家，也是参与抗清斗争、坚持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可长期以来，他很少为人所知：在文学史和美术史论著中，很难找到他的名字；他的斗争事迹，更湮没不彰。
万寿祺，字年少，一字介若，一字内景，明徐州铜山人；清兵南下后，祝发为僧，易名慧寿，号明志道人、或寿道人；又常自署寿、若、若若。曾隐居山阳，筑茅屋于城西北萧湖畔，日：“隰西草堂。”万寿祺生长于仕宦之家。幼年聪慧，成童时诵书二十余万言。1630年（崇祯三年）中举人后，先后五次参加会试，均不第。博览群书，多才多艺，凡礼、乐、兵、农、天文、历法、历史、地理之学，凡诗文、书画、金石、琴棋、刀剑以及女工刺绣、革工缝纫等百工技艺，无不通晓。几次在南京参加复社的集会活动，又先后寓居苏州、镇江、松江，与当时志士名流陈子龙、杨文聪、顾梦游等唱酬砥砺，图谋救时报国，风流倜傥，倾动一时。
1645年（弘光二年，顺治二年），清兵渡江，弘光政府瓦解，江南人民纷起抗清。万寿祺在苏州附近举兵，与沈自炳、钱邦芑等的陈湖之师，黄家瑞、陈子龙等的泖湖之师，吴易等的笠泽之师，相配合呼应。义师溃败后，万寿祺遭隐被执，将及于难，遇救，得脱归江北。后来，他在题为《隰西草堂》的一组诗中，回忆前情，有“往事悲浔泖，余生寄楚州”之句，在题为《自志六图》的一组画中，绘《泛湖图》一幅以志其事。顾炎武的《赠万举人寿祺》一诗，也特意表彰其事：“白龙化为鱼，一入豫且网。愕眙不敢杀，纵之遂长往。万子当代才，深情特高爽；时危见絷维，忠义性无枉。”1646年（隆武二年，顺治三年）春，万寿祺易僧服，托迹于佛门。1650年（永历四年，顺治七年），他在所书他和志士唐允甲（字祖命）的唱和诗卷（长洲章氏四当斋旧藏）上识云；“余闻之志有不得则思，思之不能则唱叹生焉，祖命高洁之士，自南渡为党人，被发行吟，托言香草，则风人之遗也。余为比丘，情无从生，何思之有，而日同唱叹，有类行国，后之君子，必有知吾两人者。”1651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他在绘赠友人顾炎武的《秋江别思图》（龙游余氏寒柯堂旧藏）上识云：“子豫于商贾，余隐于沙门，虽所就之路殊，而志足悲矣。”并勉以顾念昔日声名，“舍商贾求所以为宁人者。”显然，他并没有忘情世事，解脱一切。他以“明志”为号，表面上似在声明他已与世无事了，实际上正以寄寓他不与清人合作、坚持民族气节的心态。
万寿祺中举后，困于春闱达十六年，隐于沙门又八年，在这二十几年中间，始终不曾进入官场。就他的仕进道路来说，这是不幸的。唯其如此，他能够以充裕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于文学艺术的创作，从而取得多方面的卓越成就。因而，对他的创作道路及其一生成就来说，这恰恰是幸运的。
万寿祺的诗，古体本于汉魏，近体出入于盛唐、中唐。他的弟子刘湘认为，“先生之诗，冲和雅淡，逼近渊明”（《隰西草堂集·序》）。朱彝尊则认为，“诗亦清逸，无努目掀髯之状”（《明诗综》）。这些话均有所见，但不免有偏。尽管他的诗文的艺术风格，具有雅淡清逸的共同特点，但他的时代、经历、心志、感情，使他的作品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风霜之气、激越之音，在诗中尤其显著，现存《隰西草堂集》中除了“高唱园居乐，平临万渚田。夕风淮市月，春雨甓湖烟”（《真意》），“光从今夜满，酒对故人浮。帘卷阶生影，风过树欲秋”（《八月十五夜》）这样冲和清逸的诗歌外，也有不少慷慨激烈、狂歌当哭，甚至剑拔弩张的篇章，如“扬州城陷后，千里燧烽开。夜夜南徐烛，城门照醉回。”（《南徐杂感》），“国仇未雪身仍在，家散无成志有余”（《丙戌正月一日》），“君父仇仍在，华夷恨已盈。枕戈空待旦，忍泪暂偷生”（《五月十三日得西来信有感而作》），“痛哭初闻信，南天又已倾”，“何方存夏祀，胡骑正纵横”（《初闻闽隐痛哭》）都是。作为爱国诗人的万寿祺，为清代论者所讳言，至今，也尚未引起当代学人的注意和重视。
万寿祺的画，山水、人物、花卉并工，但不多作，传世极少。山水宗倪瓒，不喜作崇山峻岭，往往以简淡之笔，写幽秀之景，逸气充盈，奇趣横生。多作水墨，问施淡色。运笔高古，颇得力于书法。明代画坛，摹拟古人成风，而万寿祺却是重视师法造化，摸写山川的极少数写实派画家之一。他在一幅京口山水画上识：“晚登古银山，望金焦两峰，如轻鸥浮水上，退而收之尺幅。”（《跋自画山水》）又《金焦小景扇面》（常熟邵氏息庵旧藏》）云：“登金山茫然西望，见郭景纯石墓，其左右礁峙江中者，为仿摹之”。“白描仕女师周日方，得“静女悠闻之态”（姜绍书：《无声诗史》）。白描大士像，用笔细如游丝，精雅可爱。
万寿祺的书法，远师王羲之，近取颜真卿、米芾，广师历代名家，直接受业于当代书家陈陛（字损斋），融会贯通，自成风格。工隶书，尤精行楷。其楷书结体端整大方，用笔园润但不失刚劲，具光泽而富质感，作品总体呈现一种秀丽遒劲的风格。他的友人、杰出的诗人、书法家阎尔梅，曾谓：“万年少书法，……往往道秀处作新姿……譬美人初起，着轻素单襦，彀纹疏映，肌泽晶然。余尝谓本朝第一。”（《题万年少书册》）其见重如此。
遭乱以后，万寿祺家资尽丧，佣书画篆刻为生，其自为状云：“余既作书佣，相属者众，力作勤苦，而无以赡饔餮”（《书画篆刻例附状》）。沙门友人苍祖庭为作启云：“今与诸君子约，有能为道人具饘谊粥者应之，不则已。”可以想见其清苦之状。即使在这洋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一切贺祝、奠诔、章启、摹疏、市碑、春帖，概不应教”（同上）。这样质直、高洁的风格，与前代和当代的那些惯为谀墓颂德之文的名家，恰恰成为鲜明的对比。
他易服为僧虽出于隐晦，手写佛经则甚虔诚。1647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他曾“闭户写经”（《与岳翁徐浤书》）。一六四八年（戊子）更写《金刚经》多部。山阳何氏六桂堂旧藏《楷书<金刚经>卷》附“己丑立春后七日”“内景道人寿”自跋云：“戊子忡夏，发愿书《金刚经》，……自五月朔日始，此其第二部也。……梁苑沈超宗博学异才，一时贤豪长者笃信宗义，根器甚利，便以归之。”像沈超宗这洋“博学异才”，在“贤豪长者”当中产生广泛影响，而且“根器甚利，便以归之。”像沈超宗这样“博学异才”，在“贤豪长者”当中产生广泛影响，而且“根器甚利”的人，他才以此卷归之，可见其矜重态度。南京博物院藏《楷书<金刚经>卷》，是这年所写的第十一部。标题作《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款识云：“戊子冬十月朔壬辰，僧寿薰沐敬书第十一部。”下钤“万寿”二字朱文方印。卷前附“己丑正月己卯内景道人寿”自跋云：“□愿书《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一百部，月有程限，不及则补之。□□计之，须五年始完。此第十一部也。……”又有辛卯年“同学宋曹”跋云：“乙酉后，余尝憩隰西草堂，隰西每出生平所获以示余，谓余曰：‘子滨海人也，性情尝近余，子真吾友也。’越辛卯，又与恫轩过浦上，时隰西口口，口能作书，谓余日：‘余矢愿书《金剐经》一百部，今始足十之二，惟戊子书本最善，口桐轩子得之。子索经，当转索之桐轩子……，余感之，书此以赠，并识旧言。”细玩文意，万寿祺在辛丑这年已因故（很可能是患病）不能怍书，而下一年，即1652年（壬辰），他就病逝了。此卷结体熨贴，行次匀结，一气呵成，一笔不苟，洵是二十部《金刚经》卷中的精品。观其笔意，近于含蓄蕴藉的晋人之风。然细味之，顾盼生姿，映照流光，既表现出“清风出岫，明月入怀”（李嗣真评王羲之语，引自李嗣真《书后品》）那样的幽秀境界，又隐含着“硬弩欲张，铁柱特立”（米芾评颜真卿语，引自孙岳颁等《佩文斋书画谱》卷十）那样刚劲骨力。在这里，人们看到万寿祺自己的艺术风格。可以认为，此卷是他的书法艺术的代表作。
万寿祺的篆刻，造诣很深。他认为，印章以书法为基础，近世刻印的种种弊病，皆由不知书法所致（《印说》）。他的友人周亮工说：“若嗜图章，精于六书，自作玉石章，皆俯视文何。……对客每自摩挲，爱护如头目。若既以此事自矜，竟不肯为人作，余仅得一印，……然若自用之章，实自为之，不倩他腕也。”（《印人传》）上述“万寿”一印，作钟鼎文，书法高古，章法匀称，刀法挺拔，予人以朴秀雄浑之感。他收藏鼎彝图籍甚富，主张刻印宜研究钟鼎文字，“心向往之，愧未能也”（《印说》）。这方印章应是他的代表作。由此可以窥见他的篆刻艺术的一斑。
最后，我们借用近人张伯英的话，“隰西诗文书画，皆如其人，玉洁金粹，无纤毫尘翳”（《隰西草堂集·序》），以作本文的结束。
1981年9月撰写 1993年10月修订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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