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淮安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位克己爱民，受到当地人民拥戴的知县，他的名字叫孙肇兴。
孙肇兴出生在山东省莘县，明朝万历末年中进士，天启初（1621年）任山阳知县。他在淮安的七年中，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一、界定地亩 均衡田赋
明初，出于连年战争，土地抛荒现象非常严重。为了鼓励农耕，朱元璋曾下诏“尽着开荒，永不起科（对所开荒地不收田赋）。”当时，对没有抛荒的土地进行过丈量，作为各地收取田赋的依据。这些土地称为“制田”。后来，由于黄淮水患，山阳县有的制田被水淹没，有的制田被冲为沙地，还有不少土地经多年耕作，已由荒地变为熟地。到了天启年间，山阳县的土地屡遭黄患，以致阡陌不清，归属改易，引起农户之间相互侵占争执，几乎没有一天不发生因土地纠纷而打官司的事情。这给刚刚到任的孙知县出了一道难题。孙肇兴漫步在黄河大堤上，望着那被黄水冲击而成的贫瘠土地，默默地思索着既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又能保证朝廷田赋如数上交的方案。走着走着，他忽然看见一块田上的庄稼要比周围的庄稼茂盛。孙肇兴心中一动：“对呀!我差点给忘记了。”他想起《周礼》中曾经写道：“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也就是说，在周期的时候，象大司徒这样的大臣，可以获得天子赐给的土地。如果是一年一收的好地，每家可以得到一百亩；如果是收一年歇一年的次等土地，每家可得到二百亩，收一年歇两年的再易之地，则每家三百亩。孙肇兴想：“当初太祖颁行制田，田赋至今未变。何不参照《周礼》的办法，以田赋定田亩?”于是，一个新的土分配方案在他脑海中产生了。
他首先叫人把山阳县境内所有的耕地全部丈量一遍，然后再按照各户田赋的多少以及土地的肥瘠差别重新界定田块。折算后的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田一亩折制田一亩；中田、下田按照制田一亩的收获量，有的三五亩折制田一亩，有的七八亩甚至十余亩折制田一亩。折算后的土地按照制田的标准征收田赋，收做“京田”，实际土地面积按照通行丈量时的面积统计，并且根据收成的变化情况变更土地的等级和田斌。这样一来，既平息了民间的土地争纷，又保证了朝庭赋税的收入，赢得了山阳百姓的交口称誉。后来，这种方法推广到其他地区，经过明清两代直到1946年土地改革以前，华东军区还是按照京田的规格征收粮草。土改时，才按照土地实际面积分配土地，确定不同等级土地的农业税收。
二、甘冒风险 复田千顷
万历九年（1581），漕督凌云翼为了个人之间的恩怨，公报私仇，借口防备清河口黄河啮堤会影响漕运，从淮安城西南二里杨家庙到清河口对岸的武家墩开了一条数十里长的“永济新河”。他有意高高筑起两岸河堤，阻住运河以西之水的去路，使管家湖以西千余顷膏腴之田尽沉釜底，当地百姓苦不堪言。然而，数十年中，换了几任知县，竟没有一个敢惹漕督衙门，解民之忧的。
孙肇兴上任之后，走遍了河西村寨。当他看到百姓们艰难的处境。听到民间怨恨的呼声之后，感叹不已，暗下决心：一定要摸摸这个老虎屁股，为民除弊兴利。
终于，机会来了。漕衙命令运河沿途各州县挑浚河道。早已成竹在胸的孙知县立即召集山阳父老，对他们说：“我想趁着挑河的机会，在河底下修一个涵洞，使河西积水顺着涧河排泄出去。你们肯出点劳力，挑担挖土来帮助我吗？父老们听了之后，高兴得欢呼雀跃，孙知县连忙告诫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此事须要机密，万一上面知道，干涉起来，那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为了保密和减轻百姓的负担，孙肇兴没有向民间征收工程用款，而是捐出自己的俸禄购买良木和石料。他自己也不出面，委托已退休在家的乡宦何世爵悄悄地筹划和指挥。就在那些达官贵人们花天酒地，迎来送往之时，一个高三尺，宽三尺，长三十五丈，上面盖着条石的涵洞，悄悄地在运河底下面四尺深的地方建成了。这个涵洞“西出西堤以吞，东出东堤以吐，于是河西千顷之涛，复为良田。”涵洞修好了，漕督调走了。直到这时，孙肇兴才把事情的本末向上面作了报告。由于修建涵洞既未动用官银；又未影响漕运，甚至连“搜刮民财”的罪名也罗织不上，况且河西之水已经泄尽，谁还会去巴结那位已离任的漕督而得罪一方百姓?于是只好加以承认。为了纪念这次治水的胜利，也为了表彰孙肇兴不怕风险，克己为民的精神，山阳的百姓给这座涵洞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伏龙洞。
虽然，这座直径不大的涵洞后来被泥沙淤塞了，但运河西的人民世世代代感激孙肇兴的恩德。这座运河上第一个穿运涵洞的遗址，就在现淮安水泥制品厂附近。
三、兴文课士 人才蔚兴
在水患初除，田赋均平，山阳百姓安居乐业之后，孙肇兴又把目光转向教育事业。他本人“高才邃学”，通晓经史，对于教授士子更是热心而精通。他不但自己经常利用公余之暇，亲自到魁斗宫去为士子授业，还督促县学教谕和训导们一起办好教育。在孙肇兴的关心和督促下，天启年间和崇祯初，山阳县就出了十几名举人和四名进士。其中，夏曰瑚，陈台孙、邱俊孙等都成为淮安的知名人士。夏曰瑚还是崇祯三年会试中的会魁，殿试的探花。
孙肇兴在他七年的知县生涯中，实心实意地为当地人民服务，“孜孜以剔弊兴利是急”赢得了山阳县百姓的民心。后来，孙肇兴离开淮安调往他处任职，官至工部尚书。孙肇兴离淮安以后，当地人民十分怀念他，在他经常授课的魁斗宫中绘制了这位知县的肖像，加以祭祀。《淮安府志》中也记载着他的仕绩，并且给予极高的评价：“肇兴仁足以兴利，才足以治事，古良吏不能过也”。一个七品芝麻官，能够不畏权贵，急民之难，廉洁勤政，这在腐朽的封建社会，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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