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间，是倭寇最猖獗的时代。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包括我们淮安地方在内，人民经常遭受到倭寇的烧杀抢掠，加上历代水旱频仍，灾难十分深重。在多年的抗倭斗争中，涌现出不少抗倭名将和民族英雄，人们所熟知的戚继光、谭纶、余大猷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淮安状元沈坤是戚继光同时代人，也是一名抗倭英雄。沈坤与戚继光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戚继光自己训练了一支民兵，作战极为勇敢，称之为“戚家军”，沈坤也散家赀募集乡勇，亲自训练成一支千人的乡兵，时人称之为“状元兵”；戚继光在抗倭胜利以后，遭到排挤打击，以致被罢官，沈坤于抗倭胜利以后，被人诬陷，瘐死诏狱。戚继光、余大猷等人的事迹，被载入史册，后来又有专书介绍，因而历来为人们熟知，而沈坤的事迹，因碍种种原因，未能载入正史，逐渐湮没。本文拟将沈坤的事迹作尽可能详细介绍，以求其英名永垂千古，激励后进。
经过南宋几次激烈的楚州保卫战，加上李金乱淮，淮安人口锐减，田园荒芜，元气大损。虽经元代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尚未恢复，又经改朝换代的战争，淮安一直未能得到发展。明太祖认识到淮安虽然疲惫不堪，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向淮安派驻了四个卫的兵，并大量向淮安移民，使淮安逐渐恢复生机，慢慢繁荣起来。沈坤家的先入隶籍大河卫，就是这个时候由江南随军队迁居淮安的。明成祖迁都北京，又修通了南北直接通航的大运河，使淮安的战略地位得以上升。淮安地处大运河与黄河（即古淮河）交汇点，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南方的稻米、木材、药物等等贡品，以及边饷军需，均由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为了保证漕运的畅通无阻，朝廷特设漕运总督专管此事。漕运总督署就驻在淮安城。这是一个省部级机构，它的下面还设有漕储道、总兵府、参将府、理刑衙门、船政厅等许多部门。淮安又是一个府城，府衙、县衙及其附属机构也很多。加上几个卫及十多个千户所，淮安城内到处是官府衙门，有“官如清舍”之称。和老城内相比，城西北的河下镇则又是一番景象。因为地处淮河之滨，南北漕运船只要在这里交汇，船上携带的货物要在这里销售，南来北往的巨商大贾、文人墨客、达官贵人在这聚会，使这儿成了一个商埠，促进商业繁荣。经济繁荣，另一个原因，这儿又是淮盐的管理和集散地。淮北是当时全国最大产盐区之一，所产盐质量最好，产量最大，而其中大部分要到淮安集中批验，然后转售各地。盐大使批验所就设在河下，河下则设有许多盐仓。这儿依靠盘驳搬运盐为生的工人上千户，是资本主义萌芽很早的地方。淮安有个怪事，经营较大商业的多是外地人，例如盐商基本上都是外地人，如陕西杜姓、山西阎姓（阎若璩的先人）、安徽来的程姓、吴姓、金姓等等。各地杂聚商人在一起，促进了经济文化交通交流，他们的活动，不但使这里产生许多高屋巨宅、私人园林、亭台楼馆、市面繁荣，而且使这儿人文荟萃，造就了许多人材。据统计，明清两代山阳县举人以上中式者，这弹丸之地即占了淮安府的五分之一，而且状元、榜眼、探花齐全。大学士丘浚过淮安时曾作了一首诗，诗云：“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曾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可想当年这儿是何等繁荣热闹了。
沈坤的家就在河下竹巷街梅家巷头。他家祖籍昆山，来淮已经好几代了。他的曾祖父叫沈澄，祖父叫沈蕙，字廷器，父亲叫沈炜。字文盛，别号卓亭。先辈都是大河卫的军籍，经营什么行当不清楚，不过，他的父亲确实是个商人，大概是由于他家杂处在商人云集的地方而沾染上的。他“自少事贾”，经常到江南去做生意。但是，他缺乏一般商人的本领，做生意经常失利。
沈坤生于明正德二年（1507）。按照万育吾《三命会通》卷九记载，沈坤的八字为“丁卯、壬子、己酉、甲子”，按四柱法推之，沈坤亦当生于是年（丁卯）十一月初十日子时。
沈坤字伯生，一字伯载，号十洲，是沈家的长子。他还有一个弟弟，名叫沈坊，字伯礼，号寰洲。另外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叫德容，一个叫德真。德容嫁给张侃，后来张侃也考中进士，任刑科给事中，与沈坤同朝为官。
沈坤生得很聪明，接受能力很强，经史子乐、诸子百家无所不读，在当时的青少年中学业显得很突出。他的父亲似乎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线曙光，因而十分钟爱他，希望他在读书上有所成就，将来做个大官，改变他这个不象军人又不象商人的门庭。他把他全部精力放在培养沈坤上。他到江南做生意，有了赢利，就全部用来购爻图书、古玩等“不急之物”，一趟一趟带回家，这给沈坤读书带来极为有利的条件。为了沈坤能够集中精力安心读书，他让沈坤一个人在新城南门一个宅子里钻研学问，不许与外人随便来往。据说只有沈坤的好朋友吴承恩可以例外。只要吴承恩一到，沈炜就亲自到门口去迎接。因为吴承恩是他们家的邻居，年龄比沈坤大一岁，但肚子里的学问却很渊博。他与沈坤从小就是同学，后来他俩又一同进县学、府学，并“互拜其父母”，他是沈坤的良师益友。（沈坤后来非常尊重这位学友，先是将自己的女儿许给吴承恩的儿子凤毛，后因凤毛早夭而未成。）沈炜很喜欢与吴承恩淡古论今，即旋时问长了也不感到疲倦，并且每次都拿出好吃的东西来招待他。沈炜对沈坤的期望值非常高。有一次，吴承恩又来了，他招待吃饭，喝了两杯酒以后，精神焕发，一手按了按头巾，一手举起酒杯对吴承恩，说：“吴君，我这个儿子不是凡儿，将来一定要中状元，做卿相!”
看来沈炜是个无福之人，当沈坤21岁时，未能看到沈坤中举就突然病故了。这时他本人也只才四十六岁。沈炜的死给沈家一个无情的打击，生活上产生了很大的困难。从此，他家孤儿寡母，再加上年老的祖母范太夫人共六口人，全都依靠母亲于氏一人操劳。于氏继承了丈夫的遗愿，继续供给沈坤弟兄读书。嘉靖十年（1531），沈坤不负家人期望，刚二十五岁便二考中了举人，他的弟弟沈坊也进了学。
关于沈坤的中举，《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第38卷引《关帝圣迹图志》记载着这洋一个故事：“江南淮安府沈坤虔奉关帝，是年大比，坤祈祷帝前，赐示闱中题目，诚心哀告。一友诣其家，从背后窃听之。掩口大笑而去。其友即拟七题，潜置香炉座下。次日，坤焚香见之，喜曰：此帝赐也。即依题摹拟七篇，心记不忘。中秋进场，主考所出之题，即前日所拟之题，不谋而合。不假思维，挥成七艺。及放榜，而坤已中式；其友亦进场，未中。后坤状元及第。”沈坤家经营商业，虔信关帝是可信的，但求题得题纯属巧合。有人认为这位拟对题目而又未中的”友人”，就是他的好友吴承忍，看来是可信的。
又过了十年，到了嘉靖二十年辛丑（1541），三十五岁的沈坤考中了状元。这是轰动全淮安的一件大事。因为自有科举制度以来，淮安人中状元这还是头一次。他的母亲及全家、亲友。以及地方士绅都很高兴，纷纷前来祝贺。吴承恩后来也赠了他一首诗：
东风朝马散鸣珂，北极晴光带玉河。
寒食中官传画烛，春衣倚史捧香罗。
蓬莱雪后烟花满，阊阖天心雨露岁。
染翰朝朝供研滴，凤池新绿酌恩波。
他原籍昆山县的文人们，也把他中状元的事迹写进《昆山县志》，引为荣耀。
沈坤中了状元以后，按照明朝的惯例，被授予翰林院修撰。这个官从六品，比掌管一县的知县高一级，但极为荣耀，就在皇帝身边做文学侍从，为所有读书人羡慕。而且，明朝中期以后，辅臣即宰相必须是翰林出身，这就更为士大夫所看重的了。然而，沈坤的秉性注定了他很难顺着这样的轨道发展下去。因为当时严嵩当道，此后的几十年是最黑暗的时代。凡升官、官大官小，全凭贿赂严嵩父子多少来决定的。沈坤生来“任气违俗”，即很自负，很正直，不肯吹牛拍马应时俯仰搞庸俗的这一套，因此，他很难被重用，而且，随时都有被赶出去的危险。果然，三年后他吃了一场官司。那一年又值全国大比之年，各地举人进京应试。皇帝任命张潮江汝璧为主考官，沈坤为阅卷官之一。大学士翟銮的两个儿子翟汝俭、翟汝孝，此二子的老师崔奇勋，还有他们的姻戚焦清都参加了这次考试，此四人竟同在一房，而且都高高地考中，于是就有人揭发他们行贿、舞弊。其实这都是严嵩在后面挑动的，引起嘉靖皇帝大怒，将翟銮削职为民，并将其二子等人功名革去。这场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沈坤无端也被扯了进去，说他所取的陆炜也有舞弊行为。翟銮被搞掉以后，又说沈坤没有问题，这场风波就这样有惊而无险过去了。这一次考试，沈坤的妹夫及淮安的倪润都参加了，而且都考中了，幸好没有被牵扯上，如果有人硬性从中诬陷，事情也是不大容易说得清楚的。
这年冬天，沈坤当官三年期满，按例要封赠其父母，死了的父亲被赠予翰林院修撰文林郎，活着的母亲被封为安人。其时，正好老安人六十四岁寿辰即将到来，沈坤请了个假将母亲送回淮安，11月15日，在老家为他母亲大大庆贺了一番。当时，吴承恩曾写了一篇《介祉颂》为她祝贺。
嘉靖二十五年，沈坤请病假在家。当时淮安的漕运总督王暐调任总督仓场（促？）离开淮安，淮安的群众和士坤认为王暐是位好官，为淮安人民办了不少好事，决定为之建祠立碑，并请沈坤这位翰林公撰文。这块碑今已残，部分碎块今存市博物馆。
沈坤在北京翰林院整整待了十三年，官没升半级。直到嘉靖三十三年五月，才升为右春坊右谕德，但不再在北京任职，派他到南京署掌南京翰林院事。沈坤离开北京到南京去做官，顺道路过淮安，便将他年过七旬的老母接到南京任上去奉养。又过了二年，沈坤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如果把南北翰林院加在一起算，一个状元困在翰林院十五年不得升迁，实在很难找到第二个。
不巧的是，这一年8月15日，沈母于太安人在南京病故了。按照封建礼制，沈坤必须辞官不做，回家安葬母亲，并在家守制三年。因此，沈坤便予当年秋天回到了家乡淮安。12月21日，将其老母与其父亲合墓在淮安城东七里塘（今城东乡花庄村境内），并请他当年的同学好友，曾经是儿女亲家的吴承恩。为他的父母撰写了墓志铭。状元公、翰林公、国子监祭酒，以此身份去请一些大人物撰写墓志铭，一是当时的风气，二也是办得到的。但他偏偏不去请，只请连举人也不是的吴承恩去撰，这可看出沈坤是多“任气违俗”，也看出他对吴承恩是多器重。
沈坤一生中最大的业绩不是读书做官，不是中状元、做翰林，而是抗倭。
日本在1332年以后，长期处于内战局面，南朝因失败丧失军职的武士，在国内站不住脚，流亡在海岛上，成为无业的“浪人”。他们勾结一些流氓和奸商，还利用一部分破产农民，合伙到中国沿海地区来，时而进行走私活动，时而进行抢劫，实际上是一伙杀人越货的海盗。因为日本古称倭国，所以习惯上称这些海盗为“倭寇”。到了十五世纪后期，日本进入战国时期。各割据政权，争着以日本国的代表列中国来进贡，所隔进贡，就是通过日本进献和中国赏赐的方式进行的一种贸易活动。由于明朝政府对进贡的次数与人数限制得很严，官方的贸易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他们就支持那些浪人来中国掠夺物资和财富，因此，倭寇就更加猖獗起来。淮安是沿海重镇，其所属盐城，庙湾（今阜宁县城）都是海防前线。淮安又是漕运要道，因而成为倭寇骚扰的重要目标。每遇东南风，倭寇即飘洋而来，由庙湾窜犯淮安，奸淫杀戳，淮安人民受尽了苦难。倭寇闹得最凶的正好是沈坤在家丁母忧的那几年。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倭寇由日照南来，经赣榆、沭阳、桃源，至清河，“流害千里，杀戳千余。”三十五年秋，沈坤刚到家，倭寇就在瓜洲焚烧了一批漕运的官船。第二年春天，倭寇又从如皋、海门上来，抢掠南通、扬州、高邮、宝应、淮安。五月，另一路倭寇由天长、盱眙、抢掠泗州、淮安。这几年中倭警不断，偏又不断闹水灾，淮安人民极端困苦。淮安当时还驻扎着淮安、大河两个卫（邳州卫、宽河卫已调驻邳州和辽东），淮安卫七个千户所，大河卫五个，按编制兵力应有一万三千余人。而且还有镇守淮安的总兵、参将，军事力量算得是雄厚的，抵御这些小股倭寇，应该说是绰绰有余的。但因为政治腐败，又缺少应有的训练，这些官兵根本不能打仗，临阵一触即溃。本来漕运总督兼淮安、风阳、庐州、扬州四府巡抚，这里发生军事问题，照例需领兵打仗。由于倭警，为了保证漕运畅通，漕运总督根本顾不上巡抚地方，更谈不上组织抗倭了。因此，朝廷后来又单设淮安巡抚，指派李遂来淮任职，专门进行抗倭。李遂虽善于用兵，但也经常失利，这使淮安人民非常失望，人们希望能有一位英雄率领一支神兵来救国安民。
面对这一现实，沈坤十分感慨，他既痛恨官兵之腐败无能，又无限同情人民所遭受的灾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感到这正是为国家为民族出力的时候了。在他安葬了父母以后，就毅然决定，拿出他家全部积蓄，变卖了家产，树起抗倭大旗。他招募了一千多名青壮年，亲自组织训练成一支英勇善战的抗倭乡兵。这比戚继光组建戚家军要早一年多时间。沈坤的行动立即得到多方面的支持。阮葵生的七世祖阮淳（1506-1588）是个诸生，他将他家储集的粮食，全部送给沈坤作为军饷。
沈坤的乡兵大营设在新城，在新城、河下没立路障，派人日夜巡逻。建了不少岗楼，楼下可以藏兵，顶上可以陈望、报警，名之为“御倭屯瞭所”。其中有一座在湖嘴，一座在竹巷他家旁边。白天，他在新城内练兵，夜晚他独居城外，巡视敌情。他经常教导他的部下，为了保卫大明江山，保卫自己家乡，要加紧训练，英勇杀敌，即使牺牲也是十分光荣的。在他的训练和教育下，乡兵纪律严明，令行禁止，雷厉风行，英勇善战，打了许多大胜仗。
同治《山阳县志》卷二十一记载：（嘉靖三十六年初），“倭数千人自日照流劫至淮安，时邑人沈坤方家居，散赀募乡兵千余屯城外。倭纵火焚烧，官兵且却。坤率兵力战，身犯矢石，射中其酋，倭始退。”看来沈坤兼通武艺，能亲自射中敌酋，真不简单。《江南通志》在这条记载后还说：乡兵乘胜追击，“城上望之，呼曰‘状元兵!’未几，倭以二十二船从泗而下，焚掠尤惨。坤极力会战。”沈坤的乡兵从此被人称之为状元兵，名声大振。所谓会战，当指状元兵与官兵会同作战。
《重修宝应县志·摭记》记载：世宗嘉靖三十六年“五月一日已刻，倭从高邮至宝应，越宿移舟淮郡，遇沈状元家兵，冲突复回……至十七日挖北盐坝乘水放舟而去。”看来这一仗打了不少时间，但终于将倭寇赶跑了。
嘉靖三十七年，南京侍御史马斯臧在泗州抗倭，因泗州城小且破，捐俸倡修泗州城，工成，慕沈坤抗倭英名。特请沈坤为他们记一篇文章，沈坤欣然为之撰了《泗州修城记》。后来泗州城沉于水底，但这篇文章载泗州方志，却永远流传下来了。
淮安当时有两座城，即新城和旧城，两城互不相连，中间隔有一条狭长的空地，有一条大河从中流过，它本是漕运的通道，即大运河的一段，运河改道城西以后，它的两岸仍很繁华。因为闹倭寇，现在变得十分萧条。两城相距不远，对过相望，保卫起来战线长，兵力分散，因此，沈坤建议，从东西两头增筑城墙，将新旧两城连结起来，防倭时可以统一部署兵力，南北呼应，首尾相连。这个建议立即得漕运总督章焕的赞成。经请示朝廷同意以后，立即动手筑城，并且很快就筑好了。新筑成的城俗称联城，又名夹城，章焕又给它命了一个美名“玉带城”，并请人绘制一幅联城图，设宴犒劳有功人员，庆贺一番。沈坤给城的命名又有不同，名此城为。备倭城”，东西门均曰“天衢门”，旱北门（在西天衢门北）叫“平倭门。”从此三城联成一体，使淮安三城环环相接的特殊的古城结构得以完成定型并保存下来，在这方面沈坤有一定的功劳的。联城建好以后，他就将状元兵的大营移驻联城里去。在里面另辟广场，训练乡兵。
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倭寇由吴淞流窜南通狼山，北犯山阳马逻（今苏咀镇境内），直至郡城东之樱桃园（在今城东乡境内），惨杀军民无算。内有一酋。身长九尺，头大如瓮，手挥双刀，骁勇异常，官兵大河卫萧指挥，苏千户与之作战，皆败死阵前。后来状元兵增援上来，终于打退倭寇。其中有一支倭寇向淮安城西逃走，沈坤率状元兵紧追不放，一直追到金牛墩，终于将这股倭寇消灭。倭寇退据庙湾，复又问淮安窜犯，淮安全城官兵、百姓都非常恐慌，所有城门都日夜关闭。当时李遂的人马有五万七千余人，分成十七个大营，李遂的儿子李材也在军营中，另募兵勇三千，加上沈坤的状元兵，兵力是很强大的。只是这些人庸碌无能，临阵着慌，所以不容易打胜仗。沈坤提出一个建议，倭寇由东面来犯，必从姚家荡（今顺河乡境内>经过，我们可以在那里打一个伏击战，定能一举全歼倭寇，李遂很赞成这个意见，立即与沈坤研究作战计划，分兵悄悄地埋仗于姚家荡的各个隘口，形成一个很大的口袋阵。四月十九，倭寇果进入姚家荡仗击圈，从寅时战到申、酉时，斩杀倭寇四百七十八人。倭寇退到姚庄，我军纵火焚庄，又杀贼二百七十余人。倭寇又逃往陈庄，复追赶斩杀七十四人，余倭退守庙湾而去。海道副使刘景韶督兵追击，水陆兵四百环攻庙湾，通政使唐顺之参加督战。李遂又留下胡宗宪召募的山东兵二千五百人参战，几方面的人马合围作战，终于在五月廿四日夜全歼余倭，北方倭寇从此平定下来了。
抗倭胜利以后，沈坤将姚家荡战场的倭寇尸体弄到一起，挖了一个个深坑进行集中埋葬，上面筑起高墩，名之为“埋倭山”，也有人称之为“埋倭墩”，遗址仍在今顺河、复兴一带。埋倭山显示中国人民是不好欺侮的，凡是侵略我国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嘉靖三十八年春天，淮安的另一个才子丁士美也考中了状元，这是淮安历史上的第二个状元。当时有一首童谣，叫做“新状元入朝，旧状元入牢。”新状元是丁士美，旧状元难道就是沈坤?
抗倭一结束，李遂立即被调任南京兵部侍郎。他走以后，积极向皇帝推荐沈坤的抗倭功劳，在奏疏中说沈坤“才兼经略，功收御侮”。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嘉靖皇帝已下达圣旨，任命沈坤为北京国子监祭酒。但是，沈坤还未及赴任，就吃了一场冤枉官司，被逮入诏狱，果应了童谣的预言。
沈坤受诬下狱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因沈坤天生聪明能干，才能出众，而又“任气违俗”，很自负，说话做事绝不随波逐流，不轻易附和别人的意见，非常讨厌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所以，有些人就嫉妒他，说他清高、傲慢、离群，容易招人清议，正所谓“皎皎者易污，挠挠者易折”。二是因为抗倭，训练乡兵，要以军法从事，自然要得罪一些人，如果是官府的军队，别人无处说你的坏话，你是“民办”的，当事人将永远记住你对他的军纪制裁。在巡逻防守、打仗杀敌，又难免与官府发生摩擦。这些都是他后来下狱的因素。
致使沈坤下狱的第一个重要人物是胡应嘉（?-1570）。胡字祈礼，号杞泉，沭阳人，但世代居住淮安府城。他是官宦子弟，祖父胡琏（1471-1543）字重器，号南滓，做过户部侍郎，学识渊博，书法也很好，吴承恩称他为老师。其父胡效忠，举人，做过顺天府治中，伯文效才、叔父效谋、效诠，兄弟辈应微，应恩等，都是大大小小的官僚。按年龄来说，胡应嘉比沈坤小几岁，但他总是倚官仗势，瞧不起沈坤。沈坤中了状元，他还是个秀才，心中嫉妒，但又没有办法。嘉靖三十五年，胡应嘉也中了进士，做了一任宜春知县以后，被授为吏科给事中。这是个专门“弹劾百官”的官。胡应嘉满心欢喜，认为这下有机会来整沈坤了。他背地里暗暗搜集沈坤的黑材料，但是，沈坤为人正派，不苟交往，胡应嘉竟一无所获。沈坤组织状元兵抗倭，曾以军法惩治过几个不守军纪、打仗后退的乡兵，这个几乡兵一直心怀不满，暗地里散布流言蜚语，诽谤状元兵，攻击沈坤。对于这些无赖之徒的造谣，人们都嗤之以鼻，根本不予理会，而胡应嘉听了却如获至宝。他马上找了几个无耻的秀才，要他们替这些无赖整理成一篇状子去告沈坤。有个秀才说，这些都是言过其实，有的连影子都没有，恐怕无人相信。胡应嘉说，这个不用你们操心，南京巡按大人是我的同年，皇帝老子也不会亲自来调查，你们只管写就是了。于是，由胡应嘉授意，由这帮秀才执笔，胡诌了一篇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一个状子诬陷沈坤。
这篇状子今未见，《明实录·世宗实录》卷四八二有记载，根据这条记载，沈坤的罪状有这样几条：
1、居乡横暴，擅用非刑，打死住房人胡銮，剁其两手；
2、纠众防倭，指不名人为败卒，枭首示众；
3、霸开官店，将盐院封皮私用关防印子；
4、勒抽税银，举放私债；
5、将监生、生员严刑拷打，逼取准折妻孥；
6、以私忿嘱官监禁母舅，占家赀；逐第赁居民房；
7、任南监时，折毁馔堂为私宅、器用。胡应嘉将这篇诬陷状子送给林润。据徐观澜《副都御史林公润传》，沈坤还有下列罪状：
8、非法支解人甚众；
9、纹妾父持盐利，坐受贾人金无算；
10、以行营葬地，谋敞其旁，数十里，辄齮齕人坟墓。
林润字若雨，福建莆田人，是一个办事认真，很有风力的监察御史，著名奸臣严嵩儿子严世蕃就栽在他手里，从而造成严嵩的政治垮台。他接到状子以后，立即派人到淮安来复查。当时淮安府知府范槚也积极参加抗倭，治理淮安也很有成绩，但与沈坤有很大的矛盾，这些矛盾全都是抗倭当中产生的。据陶望龄《淮安府知府范先生槚墓志铭》讲，第一，他对沈坤筑土圩路障防倭很有意见。淮安府通判经过沈坤设防的道口，因为不知道他是府判而不让通过，气冲冲地回去报告范槚，范槚竟命人将沈坤的防御工事推倒。第二，沈坤提议筑联城，他坚决反对。联城竣工后，漕督请他去赴庆功宴，他拒不肯去，一个人在联城城头来回走动，说：“此城患也，务大难固，速成不坚，是功必败矣!”第三，说状元兵杀死邳州来的三个邮卒，范槚竟派兵围住沈坤的府第，捉走了状元兵三百余人从而了解到沈坤其它一些“奸利事”。甚至诬蔑沈坤对范槚“恨公切骨，阴谋刺公”。因为范槚事先得到情报，有了预防，才未能得手。还污蔑沈坤补任北祭酒，是由于他向权臣行贿的，希望能早点脱身离开淮安。向这样一位知府调查沈坤的情况，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据范公墓志铭云，范槚为了显示他是公正的，还装出一副严肃的面孔，“焚香誓神，引囚七百鞠之，得实以报。”其实全是一派胡言。
林润得到范槚的“旁证”，立即上本弹劾沈坤，皇帝那知究里，立即下令将沈坤逮捕，下诏狱听勘。沈坤入狱以后，又气又急，不久就生了病，因为受不了狱中的虐待，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三月十二日死于狱中，终年五十四岁。
胡应嘉的状子内容是捏造的，林润的复查也不得其实，所谓沈坤这些罪状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卷16云：沈坤“忧居，以倭事起，将吏奔溃，坤率壮勇保其乡里，遂以军法榜笞不用命者。其里中虽全，而人多怨之。有儒生辈为谣言构之，南道御史林润弹治之。时坤起为北祭酒，上命捕至诏狱拷治，瘐死狱中。润所劾枭败率之首，并剁住房人两手，皆无其事。”朱国桢《大政记》亦云：“御史林润劾祭酒沈坤，瘐死狱中，非其罪，人多冤之，口语藉藉，林亦深悔云。”乡贤吴山夫《山阳志遗》卷三云：“方其团练乡勇时，以兵法部署，其宾客子弟，人多怨之。同乡胡给事应嘉旧与之隙，郡守范槚亦与之抵牾。乃结二三青衿，构之巡按御史林润，槚持其狱甚坚，润劾奏之。遂被逮，未几，卒于狱。”能说清这段公案的最有权威的著作当推《明实录》，《世宗实录》卷482对这件事的原委也有公平的记载：“坤素跌宕负气，不能谐俗。会倭犯江北，诸文武吏望风奔溃，坤督率邻里，保所居淮安新城。远近依附者众，坤遂以军法部署防御，有犯令者辄榜笞之。故所居虽赖以保全，而被其榜笞者，亦遂生怨恨。中有给事中胡应嘉宗党，及府县儒学生一二人。应嘉与坤有隙，又性险狠，遂与诸生撰为谣言，构之于御史林润。疏劾之，应嘉复从旁力证，然皆流谤无指实。其所谓断于胡銮者，固无恙也；他皆类此。及坤逮至，竟拷死狱中，士论冤之。”这是皇家著作，等于为沈坤洗清了罪名，然而，人死案了，以后谁也没有再理这件事，沈坤的英名一直未能正式平反昭雪。
沈坤死后，那个构陷主谋者胡应嘉落了个骂名，《明史》称他“悻悻好搏击，议者颇以倾危目之。”隆庆元年（1566）被削职为民，后改外调。因他倾全力攻击高拱，隆庆四年（1570），闻高再任首辅大臣，“惊怖而死。”他是一个打小报告的能手，最后就死于打小报告上。他的侄儿将他的疏稿搜集在一起，但就是不敢刻，害怕“若传诸人，人怨危及胡氏者。”可见当时的社会舆论压力是相当大的。那个“持其狱甚坚”的淮安知府范槚，据说还是范仲淹的后裔。据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十记载，“范本才吏，公事之暇好读书，延接诸生，讲学论文。淮郡徭役繁重，自范莅任，民隐悉上达。后缘沈祭酒之狱，声名大损。告归浙东，居一小楼，终岁不下，著书力辟五龙溪讲学。”其实，他也是这次抗倭中的受害者。因为他反对筑淮安联城，漕督请他赴宴，他不赏光，还说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漕督就“愈憾，搜远岁逋（积欠公粮）为罪，劾奏之。得旨，夺一阶。”范知府降一级以后便归老家关门著书去了。
不可理解的是沈坤好友吴承恩，关于沈坤抗倭及其被诬陷，在他现存的诗文集中找不到一点痕迹，反过来，他与胡家却有诗文往还（尽管不是胡应嘉本人），范槚离任时，他也赠送了一篇幛词。他竟说范槚在淮“精明大著夫平生，幽隐弘昭于湔雪，心祗为，苍生切；事可对，苍天说。尽平生行履处，古人途辙。”
沈坤去世后，朝廷虽然对他没有一个说法，但是，淮安人民仍然十分怀念他。人们在姚家荡建立一座报功祠，纪念他的抗绥功劳。他的墓在运河西西湖风景区金牛冈。遗址在黄码乡运南村。在明代，那儿是湖泊，名日管家湖，俗名西湖。金牛冈象一头卧牛形，就在湖边。五代末，柴世宗征南唐攻打楚州，他的大营设在这里三个月。明代，这儿“征车游舫，绎络缤纷。清明社火，夏至秧歌，尤令过者忘倦。”沈坤墓葬在这里以后，不少文人墨客到这里来凭吊。嘉靖末，沈坤同代人王信《吊沈十洲太史》云：
海寇纷纷孰敢撄，独能一剑断长鲸。
诸君何不怜才甚，自坏江淮万里城。
明末探花夏曰瑚，亦河下人，其《金牛墩怀古》云：
蔓草连荒阜，天高雁阵分。
村翁谈往迹，英主宿雄军。
箭簇沙场冷，牛羊夕照埙。
最怜埋恨处，祭酒只孤坟。
从此以后，沈坤的事迹一直是淮安文人歌咏的话题之一。
为了保存沈坤的遗迹，人们把沈坤家附近的抗倭屯瞭望所改建成状元楼，以表示家乡人民对他的怀念。后来又把他早年读书的新城南门楼修建一新，也称做状元楼。这座楼上面的匾额，出自万历年间淮安书法家熊斗阳的手笔。后来新城状元楼圯了，河下的状元楼一修再修，清咸丰年间，王天池、殷自芳等人最后一次倡修状元楼，修好以后，曾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
倚马成文，上马杀贼；
国子师表，天子门生。
他们还把沈坤的事迹搜集在一起，编写成一本《沈十洲先生垂永录》。状元楼等遗迹后来在抗日战争中，为日本鬼子毁掉了。但是，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抗日初期，原三区区长宋某，曾在埋倭墩处竖碑，淮安地方小报《明报》上曾连载沈坤抗倭的文章，用以激发人们抵抗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直至今天，沈坤的事迹仍然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教材。
历代文人一般都有个人诗文集传世，沈坤是没有的，因为他死得突然，身后也没有人为之搜集整理过，据现在所知，他的遗文有三篇，一篇是《廷试策》，即是他中状元时的廷试答卷。据说这个东西的原件原藏在明朝礼部。清朝初年。一位在京城做官的人把它私自带了出来。沈坤的后人知道了，就把它买回家作祖宗遗泽收藏起来。乾隆年问，有个叫马元文的人，曾经从沈坤的七世孙沈缙山家看见过。后来，阮钟瑗在乾隆六十年（1795），也曾借阅过，并把它详细地记载在他的《修凝斋文集》中。后来原件失传人，人们都是通过《修凝斋文集》了解这件东西的情况的。廷试策共二千三百余字，已全文载入《淮安艺文志》。另一篇文章是《督抚王公遗爱碑》，是嘉靖二十五年所撰。原碑当年立在湖心寺旁的五公祠内。后来黄河泛滥，五公祠被水冲垮淤没，石碑不知去向。在咸丰中重修状元楼时，被农民从运河中发现，移置到新修状元楼中。民国二十三、四年，此碑被当时驻军弄了去当码头石，今存残块。还有一篇文章就是《泗州修城记》，此两篇文章也被收录进《淮安艺文志》。
现在可以见到的沈坤遗诗八首；
《春日偕康砺峰太史入内书堂饮孟少监宅晚归》；
《简邢雉山年丈游海印寺登镜光阁》；
《宴幕府寺和王稚川韵》；
《忆马耳山有作寄海上诸友》；
《午日赐宴》；
《立春日赐宴遇雪》；
《过梅花水和何春泉韵》；
《春雪有怀》。
这些均见吴玉搢《山阳耆旧诗》和丁晏《山阳诗征》。诗征称，沈坤还有一首诗，题曰《送胡宗海地官督储淮浦》，其实这是蔡昂的诗，见蔡的《颐卢堂稿》卷六。
沈坤的书法也很好。据《河下园亭记补编》转引王朝征《景潜庵随笔》所书。说他“书法褚欧，笔力刚健，有笔锋”。近年来，笔者曾见过沈坤的另两件书法作品，全是碑刻，一是《明故竹庵谢公合葬墓志铭》，书于嘉靖戊申（1548），一是《明故河南开封府许州长葛县儒学教谕顾公墓志铭》，书于嘉靖已酉（1549）。从碑刻上看，沈坤书法确实刚劲有力，有褚（遂良）、欧（阳韵）的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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