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是一位很有贡献的人物。他一生著作达一百三十多种，刊印书籍四百种以上。在晚年他曾给自己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毕生寝馈书丛，历观洹水遗文，西陲坠简，鸿都石刻，柱下秘藏，守缺抱残差自信。
半世沉沦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跸，壬申于役，丁丑乞身，补天浴日意何成。
这副挽联基本上概括了他一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同时也暴露了他政治上的保守和反动。他在政治上所走的那条道路，历史已作了结论，但在学术上的成就我们应用历史的眼光，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批判地吸取其研究成果，不应因政治立场而加以否定。
(一)
罗振玉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又号贞松。清同治丙寅年(1866)六月二十六日生于江苏淮安山阳县城内的一个小官吏家中，兄弟五人而居其三。祖籍本浙江上虞县永丰乡，故自称上虞人或永丰乡人，曾祖父罗敦贤于嘉庆道光年间为盐河道幕僚，流寓于江淮一带，祖父罗鹤翔官高邮知州，父罗树勋字尧钦，为江苏候补县丞，历官江宁县丞，海州通判，徐州经历，清河县丞，并定居于淮安山阳县。其祖父虽不是以科举入仕，而对其子弟的教育却很重视，希望他们能在科场取胜，故延请本县拔贡李岷山教授子弟。罗振玉生而体弱多病，五岁入塾堂读毛诗，十二岁读唐宋诗词，尤喜杜工部、陆剑南。十五岁读毕周易，诗经，尚书等五经，十六岁同两兄回浙江考秀才，中第七名。
时家境中落，其父负债累累，值调任江宁县丞，遂往就官兼谋避债，而让年仅十六岁的罗振玉协助祖母理家。振玉日间理家，入夜读书，每晚至鸡鸣方寝。曾得一部《皇清经解》，在一年中逐句逐字读完三遍，每日必尽三册方罢，其中虽有不能解者，如天文历法之类，亦硬着头皮读下去。自言读此书后，始得稍知读书的门径。但因用脑过度，又少睡眠，终于得了神经衰弱症，夜不能寐，体亦更虚弱，经长期调养方愈。
罗振玉读书的范围很广，除经史外，对训诘名物，金石文字都很留意。二十岁左右曾专力研读古碑帖，他家无藏帖，乃从古董商处以四十钱一帖租回与其兄罗佩南夜共读，有所得辄作为札记，遂成《金石萃编校字记》。家无藏书，常向本城何益三(罗之姐夫)、刘梦熊(刘铁云之兄)、路山夫、邱于蕃，蒋伯斧等家借阅，日必挟册出入诸家。这些人都是当地的上层文化人士，有的是辞官家居，有的是书香世家，罗振玉常与他们讨论学问或以诗赋相交游。路山夫藏金石拓本甚多，蒋伯斧之父爱好玺印，收藏亦丰，他们对罗振玉在金石学方面的兴趣以很大影响。
他读书善于思考，手头很勤，每有得则笔记之，一八八四年将这些笔记整理成《存拙斋札疏》一卷，其妻范氏典当首饰为其刊刻。当时年已八十六的名儒汪梅村为其作序，称其卷中“考证极多精核”，著名学者俞樾亦摘录其语入所著《茶香室笔记》中，其文字之古雅，人以为老儒所作，而不意出于年仅十九岁的青年之手。青少年时期的勤学苦读，为日后一生治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对应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罗振玉素不喜作，十六岁中秀才后，两次乡试落第。时家中婚丧事不断，生计日绌，乃先后在山阳邱于蕃、刘铁云家作家庭教师，他一面教书一面发愤读书研究，撰写了早期的一批著作，先后成书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新校正》(1886年)，《俗说》，辑皇甫谧《高士传》各一卷(1887年)，订正李氏《纪元编》，著《毛郑诗校议》一卷(1890年)，校梁、陈、北齐、后周、隋五史成《五史{抖义》五卷，《干禄字书笺证》一卷，《眼学偶得》一卷(1891年)，《新唐书世系表考证》一卷，《三国志证闻》三卷(1892年)，《孔子弟子题名碑考》，补-《寰宇访碑录刊谬》一卷(1893年)。从这些著作中，可见他在青年时期对经史小学的造诣已很深了。
一八九四年(甲午年)清海军在同日军海战中全军覆没，举国震动，各种救国主张蜂起，西方科学文化陆续传入。罗振玉因两次落第，仕途受阻，以为我国乃农为邦本，古人不官则农，于是决心研究农业，研读《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古代农书。又从友人处借得西方译书阅读，以为西学可资中学之助。读西方农书，见其中称新法可增收，但病其言不详，乃与蒋伯斧于–]k九六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设“农报馆”，购买欧美日本书籍翻译以作参考，由蒋伯斧任总庶务，自己任文字编辑。后以为欧美饮食与中国不同，乃专译日本农书，聘请日人藤田丰八等翻译。时与日人交往渐多，为译日文书及与日人交往之需，在一八九八年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培养日语人才。入社就读的六人中有后成为终身之交的王国维。学农社先后十年间翻译农业书刊百馀种，对介绍西方的农业技术有一定的作用。
在上海创立“学农社”，设“农报馆”时，正值罗振玉三十周岁，故常自称“三十出负米”，自此以后他就离开淮安而踏进更广阔的社会。
由于“学农社”和“农报馆”的成就，罗振玉颇受到清朝当局的注意。戊戌变法时，任农工商大臣的端方来信询问兴农的方法，并请他进京供职，因感到离家远而未去。后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在武汉设农务局、办农校，电邀往主持农务局兼农校监督(校长)，一九○○年秋赴武昌就任。这是他踏上仕途而与清政府发生直接关系的开始。这以后他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一九○○－一九○五年，在地方上的一些教育部门任职。
一九○○年秋，接到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请，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校监督，罗振玉推辞不过方前往。他到任后对农校大加整顿，开除不守校规的劣等学生，辞退不称职的职员，校风由是大改。一九。一年担任湖北农校总办，主持武昌江楚编译局，同王国维共印《教育》杂志。后因工作多方受阻，于暑期辞职，并举家迁沪。是年冬，受两江、湖广总督张之洞、刘坤一的委托，往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写了详细的考察报告及建议。一九○二年受聘任上海南洋公校虹口分校监督。是年冬清朝经济特科恢复考试，张之洞等推荐他进京应试，后因母病故回淮治丧未能成行。一九。三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一九。四年春因无实事可做辞职，六月端方总督两江，聘罗振玉为江苏教育顾问。十一月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从光禄寺署正衔任学校监督。这一段时间，是罗振玉初涉仕途，在治学上边由农业而转向教育。但对金石学并未放弃。
二、一九○六－一九一一年，在清政府内供职。
是时清政府设立专管教育及考试的学部，经端方等人的推荐，罗振玉充任学部参事厅行走，后升为参事，为五品官。这是他作官的开始。一九。七年秋，被派往河南、山西、山东、安徽等省视察学务。宣统二年(一九一○年)张之洞兼管学部，在京师大学堂设分科大学，以罗振玉为农科大学监督，官为四品，后来奏报时，却漏报分科监督为四品一项，主事人为推卸责任，将错就错，仍留为参事而兼农科监督。这次虽然实际升了职，却没有名份，仍为五品。不久加到四品，而且用正三品顶戴。在学部他曾充任考试襄校官，批阅考卷等。只考上秀才的罗振玉，官至四品，可见官运还是通达的。京城为文化荟萃之地，他利用此有利条件常游厂肆，以俸入收购古籍、古物，大批甲骨、铜器、碑帖、字画、古物均得之于此。敦煌卷轴，新疆甘肃一带所出简牍得以寓目，并阻止内阁大库档案被焚。
三、一九一一－一九一九年，旅居日本八年。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在日本京都大学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教授邀请下，与王国维携家移住日本东京。京都大学曾拟聘为讲师，辞未就。在这八年中，除偶短期返。国外，乃潜心著述，“或终日足不履地”(《云窗漫稿序》)。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殷虚书契考释》等，都完成于此时。其治学方向已由农业、教育而终归于经史及金石之学，即所称的“国学”。这期间是他著述极旺盛之时，每年必成书数种，文若干篇，有时一年竟成书十多种(如1916年成书十二种，刊刻书九种，文多篇)，甚至一月成书两三种(1916年3月成《古器物范图录》，《金泥石屑》，《历代符牌后录》等三种)。
四、一九一九－一九二八年，寓居天津，追随溥仪。
一九一九年携家从日本返国，先居于上海，后定居在天津。罗返国初，本打算在清西陵靠附近(今河北涞水县)建宅久居，因此地不但靠近清帝陵，且南下到河南安阳、洛阳访古，交通方便。这时外间传说溥仪将要任他为老师。罗振玉认为这个谣传可能有来由，于是决定在天津住下，等待机会，但传说确实是谣言，空等了一场。罗振玉与溥仪直接发生关系，是在一九二二年。这年溥仪成婚，一批清室的遗臣趁此机会入宫贺婚，要求“晋见”溥仪。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政权移手，住在紫禁城的溥仪因有《国民优待条件》的规定，还是过着皇帝的生活，清朝的遗臣们，把希望寄托在皇宫。罗振玉也是“入贺”队伍中的一员，并在蒙古贵族弁升的推荐下，破格受到溥仪的“单独召对”，还允许他“专攉奏事”，即享有遇事可随时入奏的资格。溥仪还赐给他“贞心吉松”匾额和_个“福”字。对这一“殊荣”，罗振玉十分感激，把溥仪的照片挂在家中，随时瞻仰，并时常夸赞溥仪“圣明”，将是一位“中兴令主”，对溥仪复辟清王朝寄以厚望。
一九二四年八月，罗振玉被任命为清官南书房行走，这是他首次进入内宫任职，其任务是清点宫内藏器。这年的十月，国民革命军领袖冯玉祥的军队开进北京，把大炮架在景山上，限令溥仪一帮人在三天内迁出紫禁城。罗振玉为此事奔赴天津日本领事馆、驻军和北京日本大使馆之间联络，将溥仪先转移到日本使馆，接着又秘密地护送到天津。这就是他所说的“乙丑扈跸”。罗振玉将溥仪转移到天津后，本打算让他到日本、以寻求国际上的支援，这事由于溥仪身边人的反对而作罢。溥仪到天津后租住在张园。冯玉祥“逼富”时不知藏到什么地方去了的一批遗臣，又陆续麋集到张园溥仪身边。罗振玉因在溥仪出宫时的表现，被任命为“留京善后事宜帮办”及“天津临时交派事宜”，后又被任命为溥仪的顾问之一。但在溥仪老师陈宝琛及郑孝胥等人的排斥中伤下，不被“皇帝”重用。于是在一九二八年，举家迁旅顺。
这一段时间，他在学术上，有两件事值是一提：一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他到北大讲授考古学，并致函询问治此学的方法。他谢却讲课的邀请，而作《古器物学研究论》(后更名为《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相答。系统地提出整理古物的方法和步骤；一是对内阁大库档案的保护。当时移交历史博物馆的内阁大库档案，因无地方堆放，将其中大部分当作废纸卖给造纸商。他得知这一消息后，自筹资金一万三千元购回，加以保存整理，今天故宫博物院内的第二档案馆(即明清档案馆)内的藏品，大部分是他抢救回来的。五、一九二九-一九四○年，移居旅顺，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长。到旅顺后，他一边计划着继续做学问，但却心系天津的溥仪和清王朝的复辟。东北是日本关东军的驻地。关东军的任务是占领我国东北地区。关东军已了解他与溥仪的关系和对日本的态度，所以他到旅顺，关东军司令官就亲到他家拜访。罗振玉认为关东军有力量帮助溥仪复辟，于是先后六次往返于天津“劝驾”，要溥仪到东北投靠关东军。日本正想要一个傀儡，使其侵略合法化，溥仪是再好不过的猎物。所以这事很快实现。溥仪到了东北，伪满洲国成立，任罗振玉为“参议”，未就职，后又任为“临时赈务督办”，也未就职。罗虽不任官，却时时往来于长春与旅顺间，不离溥仪左右。1933年6月伪满洲国监察院长一职空缺，溥仪亲自让他替补，于是就任伪满监察院长，直到一九三七年三月辞职，任期近四年。以后即居家读书、写书。
在旅顺期闻继续搜集古物编著成书，如《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四编十卷，《贞松堂吉金图》三卷等，都是新得的材料整理而成的书。对过去旧作进行增补，未完成者继续完成之，对集存在手头的材料进行整理刊布，大库档案部分运至旅顺，设“库籍整理处”，系统整理，陆续刊出。将平生所搜集的金文拓本择其未经前人著录者一千余件成《贞松堂集古遗文》十六卷，又将所藏铜器拓本悉数汇集，成《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送日本用珂罗版精印，这是金文学上空前的一部巨著。
一九四○年五月十四日，因风寒转肺炎而卒，时年七十五岁。
(二)
罗振玉步入学海之时，正是埋藏在地下的文物资料不断被发现的时候。这一时期被称为“新发现的时代”。王国维将这一时期新发现的学术资料分为五类：(一)殷墟甲骨文；(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出土简牍；(三)敦煌佛洞六朝及唐人写本；(四)清内阁大库之书籍和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四裔碑刻，见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现之新学问》)。新的发现必然引出新的学问。这些新的发现，预示着近代学术史上一系列新学问的兴起，这在今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在当时，这些新材料的出世，却是。举世莫知，知亦莫之重也。其或重之者，搜集一二以供秘玩而已”。对这些材料价值的认识，因而不殚其力作为学术材料加以保存、流通、考释，由此奠定一门新学问之基础者，要首推罗振玉。下面就将这些新发现同罗振玉的关系以及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择要概述于下：
(一)殷墟甲毋与甲骨学。
甲骨学在今天已成为世界上的一门显学。其学的创立发展，无不与罗振玉相关。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在于；1、材料的的搜集整理刊布；2、文字的考释和卜辞的通读。
一八九九年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古董商将其贩运至京津出售而隐其出土地。当时收藏甲骨的有王懿荣、刘鹗(铁云)、端方、孟定生、玉襄等，但未有志于刊布流传者。一九○一年罗振玉始于刘铁云家见到，惊为“奇宝”，谓“此刻辞中文字与传世古文或异，固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杨、许诸儒所未见者也”(《殷墟书契前编序》)。乃怂恿刘氏急墨拓，并为他选千余纸付印，由是著录甲骨文的第一都专书《铁云藏龟》方才问世。其后他自己就从事搜集，并派人亲到安阳小屯去收购，先后达三万馀片。他深感到“骨甲古脆，文字易灭”，如“不汲汲搜求，则出土之日即澌灭之期”。于是将所搜集的甲骨墨拓刊印，先后成书有《殷墟书契前编》(1911年)，‘殷墟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墟书契后编》(1916年)，《殷墟书契续编》(1933年)等。这些书都是用珂猡版印刷，文字清晰，使未能见到原骨的人也可利用这些材料，因而使甲骨文由少数收藏家珍玩的“古董”，而成为供学界研究的资料。《铁云藏龟》问世后，孙诒让在一九○四年据此书中的材料作《契文举例》，但孙氏未见到实物，而《铁云藏龟》又是石印，字多不清楚，故其考释“未能洞索奥隐”，其中错误达十之八九。日本学者林泰辅继有所作，但错误亦不少。而自孙氏《契文举例》出后到一九一。年的六年来，国内未有续作者，他乃“退食馀暑，尽发新藏墨拓”，以三月之功成《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此书释字达四百七十三个。一九一四年作《殷墟书契考释》，释字增至四百八十五个，到一九二七年增订《考释》一书，所释之字已有五百七十一个。
罗振玉对甲骨文字考释较早，释字最多且多是正确的。其对于甲骨学本身的贡献还在于：1、他最早探知甲骨出土地在安阳小屯，并考证出其地为商代“武乙之都”(后来经多数学者研究，小屯是盘庚迁都后的晚商都城)。由于出土地点的弄清，因而确知甲骨文不仅是商代，而且知是商代晚期之物；2、他将甲骨文中的人名与《史记·殷本纪》中商王名相校，发现其相同者十五，“乃恍然悟此卜辞”“实为殷王室之遗物”。甲骨文确定为商王室之物这一点很重要，由此就可知其中所记载的人和事都是与商王室有关的国家大事。这就把商代的历史由传说而推进到有文字可考的通史了；3、在考释文字的基础上，他注意了对甲骨卜辞的分类通读。由于对整条卜辞的通读，就能了解该辞所卜为何事。这就把甲骨文从文字学的资料提高到研究历史的记载上去了。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中，他通读了一百三十四条卜辞，而在《殷墟书契考释》一书中，他已读通卜辞七百六十六条，按卜辞内容分为八类，一九二七年增订《考释》书中读通的卜辞增至一千三百○三条，而分为九类(卜祭者538辞，卜告：32，卜享：6，卜出入：177，卜田渔：196，卜征伐：61，卜年：34，卜风雨：112，杂卜：147)。卜辞材料只有按类归并，才有作研究历史的价值，罗振玉是第一个将卜辞进行分类的学者；4、在考释文字上，他提出“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今文以上窥卜辞”的方法，对一字的考释必求其形声义相符，也给后来考释古文字者以启迪。
甲骨文自出土以来，经罗振玉的刊布，考释“蔚然成一大观”(郭沫若语)，王国维所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应是在罗振玉基础上的发展。王氏自己也说“审释帝王名号”，“由罗氏发之”(见《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现之新学问》)。清末民初的甲骨学以罗振玉、王国维为泰斗，因而被称为“罗王之学”，而罗振玉实处于斯学的领导地位。
(二)汉晋简牍。
一九○○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受英国政府所遣，在我国新疆甘肃一带从事古物盗掘活动，曾获大批古物归英。一九○八年再度来我国西北，盗走汉晋竹木简牍千余，这是我国学术资料上的又一新发现。惜所出均被外人席卷以去，中国学者反不得见，罗振玉闻知此事后，“侧焉疚怀”。后闻知法国学者沙畹在对斯坦因所获的简牍作考释，乃寄书索取照片。一九一四年沙畹将所著书寄赠，罗振玉乃“竭数夕之力读之再周”。因考释是外文，多数中国人不能读，于是与王国维合作，将沙氏书中材料重新分类考释，王国维担任“屯戍丛残”部分考释，罗振玉担任“小学术数方技”和“简牍遗文”两部分，经一月之功，成《流沙坠简》一书，对文字的审释，简牍的时代，出土的地点以及边塞烽燧制度等都进行了考证，这是我国学者研究汉晋简牍的第一部开山之作。
(三)敦煌写本与敦煌学。
敦煌莫高窟千佛洞中所藏卷轴，一九∞年因佛龛倒塌而被发现。一九○六年敦煌知县将此事报告清政府而未引起注意。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橘瑞超闻知其事，在一九○七年先后到了敦煌，他们都盗去了大批写本归国(据罗振玉估计不下二万轴)，而中国人则少有见者。一九○九年伯希和路过北京约见罗振玉，罗乃与王国维、蒋伯斧、董康等在旅馆中会见伯氏，伯希和将所得卷轴的目录及随身携带的部分写本出示。其中不仅有大量的唐人写本，而且还有六朝时人写本，内容虽以佛教经典为主，但也包括经、史、子、集、诗画及一些地方志书之类的社会科学资料。在此之前，人们所见书籍版本以宋元本为珍，而唐以前之书是极难得的，故当时有“插架森森多于笋，世人何曾见唐本”之叹。罗振玉一见诧为瑰宝，“一时惊喜欲狂，如在梦寐”(《鸣沙石室遗书序》)，于是向伯氏商量影照十余种付印，与蒋伯斧分别作跋语成《敦煌石室遗书》。又将伯氏所携卷轴作成提要，成《敦煌石室记》，并请伯希和将已运回法国者择其重要的照像寄回，得到伯希和的同意。他将伯希和寄来的照片和搜集流散在国内之零碎，先后辑成《石室秘宝》(1910年)，《鸣沙石室古佚书》(1913年)，《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6年)，《鸣沙石室遗书续编》(1917年)，《敦煌石室碎金))(1924年)，《敦煌零拾》，《敦煌遗书》等。
在会晤伯希和时，伯氏告知敦煌石室中尚有经卷八千余轴，若不早图，恐亦将为他人取走。时罗振玉在学部供职，乃急告学部当局请速购回，当局因怕出钱而推诿，经他多次努力，始同意将此部分由清政府买回。
罗振玉在搜集刊布敦煌写本时，亦作了整理研究。他对所刊布的写本，其重要的都作有跋语(见《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他计划用敦煌写本中的“诸经校以今本，为群经点勘”，已完成的有《敦煌古写本毛诗校记》，《庄子残卷校记》，《抱朴子残卷校记》，《道德经考异》及《老子考异补遗》等。《补唐书张义潮传》、《瓜州曹氏年表》是利用敦煌写本研究西北历史之作；《沙州图经残卷跋》、《西州图经残卷跋》等文，是利用敦煌写本研究西北地理之作。这些都是当时国内研究敦煌写本最早的少数作品。
敦煌学现今巳成为国际上的一门重要学科，而敦煌写本初出，清政府不予重视，国内亦少有人知。罗振玉闻见后，恐其有失，“汲汲为此，急若捕亡”而“冥行孤往，志不可夺”(《鸣沙石室遗书序》)，尽力搜集，刊布，并对它进行初步的整理研究，为我国的敦煌学奠定了初步基础。
(四)对清内阁大库档案的保存与整理。
清内阁大库是沿明文渊阁之旧地，中积藏元明清历代档案和古本书籍。一九○八年冬，宣统溥仪继位，由醇王摄政，令内阁于大库检清初摄政对典礼旧档不得，因奏库中无用旧档太多而请焚毁。时有人从中得宋玉牒残页印出，主管学部的张之洞得此，而询问罗振玉为何于大库出此物，罗乃告知此地为明文渊阁藏书地，其所藏应保存。于是乃将这批档案划归学部。学部派人去清查时，又将其中的部分档案选出作为无用之物准备烧毁，罗振玉得知此事后，再向张之洞说明这些档案的重要性，焚毁之事遂寝。他又设法将这些档案装在麻袋中移藏于学都。辛亥革命后，又移至午门楼上的历史博物馆，这批材料方免于被毁。
一九二一年历史博物馆因用费缺，以为这批旧档案无用，乃将其中的四分之三当作废纸以四千元之价卖给了造纸商。据说装了九千麻袋(或者说是八千、七千麻袋)，重达十五万斤。是时罗振玉进京，在市上见到《洪承畴呈报吴兆叛案揭帖》和《高丽王进物表》，知为大库物，询知其所从来，急赶到纸铺，则大库档案俱在，且将毁以造还魂纸，已有数车运往西山纸厂。他乃在北京、天津友人处借款一万三千元，以高于原价三倍之值从纸商手中买下。於是这批濒于再毁的重要资料才又获得保全。
罗振玉借债买下这大批档案后，大部分租房存于北京，部分运往天津准备建专楼贮藏整理，王国维作《库书楼记》备称其事。当时国内不少学者闻知此事，甚为关注，或来信询问其中的内容，或致书探询整理刊布的时期，他计划以十人之力，十年之功毕其事。为飨学界之好，一九二四年选出二十二件编为《史料丛刊初编》付印。后移居旅顺，设立“库籍整理处”选专人从其事，先后刊出《史料丛编》初集、二集，《明季史料零拾》，《国朝史料零拾》等多种。他根据清初顺治康熙两朝考试卷子，撰写成《顺治康熙两朝考试制度考》，论述了清初的考试制度，而纠正了清人编修的《皇朝文献通考》一书中之误。
历史博物馆所余部分后归北大，该校在一九二二年设立“整理档案会”开始整理，陆续刊出。
清内阁大库档案，是研究明清及近代史的重要材料之一，这批两次濒于毁灭的材料，赖罗振玉之力得以保存。
(五)金石学与古器物学。
在清末民初的学者中，对金石古物收藏之富，撰述之勤，成书之多，当推罗振玉，他的著述十之八九与金石有关。他对金石古器物刊布流通重于收藏，以为金石虽寿，转赖墨本以永其年，且金石器物本身不易流传，故将撰述推为此学的“第一急务”。他说“古器不能久存，设馆陈列，宇内学者不能人人就观，故宜遴选通人，选成图籍付剞劂，以永古器之寿年，使海内异域之士得手一编而窥(《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这是他把一生大部分精力放在金古石器物的著述刊布上的原因所在。
对金石及古器物的整理、刊布，他有一个很大的计划，提出分三个系统将所有出土之金石及古器物类集为专书，其作法是：1、石刻依“文体”类次，分为颂，序，记，神道碑，墓表，墓志，造像记，刻经，题名，诗词等，每类辑为一编，总名之日《寰宇石刻文编》；2、金文材料用“断代”法，分为殷、周、秦、两汉、新莽、三国至六朝，每代各为一辑，总名之为《集古遗文》；3、古器物用“分类”法辑为图录，分为贞卜文字、古陶文、古兵器、符牌、古器物范、钞币、玺印、封泥、镜鉴等，总名之曰《集古图录》。其不能以断代分类法整理者别为一编(见《金泥后屑·序》)。每个系统他都完成了若干种，按“文体”的石刻文有属碑刻的《昭陵碑录》、《唐三家碑录》、《唐凤楼碑录》等，属造像记的有《石屋洞造像题名》、《龙泓洞造像题名》等，属墓志的有《芒洛冢墓遗文》、《恒农冢墓遗文》、《六朝墓志菁华》等十多种，属刻经的有《汉喜平石经残字集录》等。按“断代”的铜器铭文有《殷文存》、《三代青金文存》、《秦金石刻辞》等。按“分类”编成的图录有《历代符牌》、《古镜图录》、《古明器图录》、《古器物范图录》、《四朝钞币图录》、《秦汉瓦当文字》、《齐鲁封泥集存》等。这样分类整理，使使用者“得此一编，不烦它索”(《俑庐日札》)，实给研究者提供莫大方便，像《三代吉金文存》在今天还是治金文者须臾不可离的重要参考书。
在罗振玉的金石学中，特别应值一提的是对边疆碑刻文字的注意。他为此辑录的专书有《西陲石刻录》、《西陲石刻后录》、《高昌砖录》、《高昌壁画菁华》、《校订和林金石录》等，撰写了《高昌宁朔将军曲斌造寺碑跋》、《曲信墓志跋》、《凉王大且渠安周造象修寺碑跋》、《唐蕃会盟碑跋》等文，对唐与吐蕃、高昌等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结合敦煌出土卷轴，勾稽史书中的零星记载作《张义潮传》、《瓜州渠氏年谱》、《高曲氏年谱》以补订史书之缺误。
旧金石学肇于汉，形成于宋，盛极于清，宋入著书如《博古图》等虽以礼器为主，但亦写绘其形。至清乾嘉之时，则仅注意彝器款识，其器限于吉金，其学专力于古文，或有收罗他器亦附于金石之后而不别立门类。文字学上造诣虽精于前人而范围反转狭窄。这种风气，不能不是一种倒退。它把非金石以外的文字材料，特别是数量更巨的无文字的古器物弃置不顾，这对古代文化的研究无疑是一重大损失。罗振玉一反乾嘉金石学家风，不仅注意搜集有文字的金石，对人所不注意的无文字的器物，亦进行搜集而加以著录，如《殷虚古器物图录》、《古明器图录》、《古器物范图录》等，是收录犀象雕器石磐矢族、墓中陶俑、陶车马房屋、铸器物范之类的书。为辨别这些器物名称，他还著有《古器物小识》。
随着地下古物不断发现，数量增巨而种类日繁，这正是研究古代社会的绝好材料。罗振玉适应这一新材料不断出土的形势，注意对各种器物的搜集整理，因此而提出用“古器物学”这一名称来取代过去金石学，他说，“古器物学”可以包括金石学，而金石学则不能容下古器物学的内容(《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其见识，其眼界，就比乾嘉学派只注意吉金文字者高出一筹。
不仅仅注意金石文字，而且对于无文字的器物也广泛注意，搜集刊布，并用以作为研究古代社会的材料，这已跨出旧金石学的领域而接近近代考古学了，有鉴于此，郭沫若同志称他为中国“近世考古学的一位先驱者”(《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169页)。
(六)经学及古文字学。
科举之业是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出路，为应科举，必在儒家经典上下功夫。罗振玉早年亦欲走此路，年轻时有志在经学上下一番功夫，曾集陆游“外物不移方是学，百家屏尽独穷经”诗句，请人书以为铭帖，以志对儒家经典的独好。早年曾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新校正》三卷，《毛郑诗校议》一卷等书。
罗振玉是一个爱好甚广的人，二十岁已对训诂学、金石学发生浓厚兴趣，于举业却不甚在意，故两次乡试未中，但其后治学仍以经学为指归。然而他已不是走前人的斤斤于师承家传的老路，而是利用地下所出的材料对经典作字的校勘和义的辨析。校勘之作如《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敦煌本周易王注残卷校勘记》、《隶古定尚书孔传残卷校勘记》，《敦煌本毛诗校勘记》等皆是。在《史颂敦跋》、《静殷跋》、《矢彝考》等文中，对经典的文义和讹误进行补正和辨析。这种用地下材料同经典相参证，在经学研究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经学离不开小学(即古文字学)。罗振玉以为读书必先识字。一生最服膺高邮王氏父子之学，对段玉裁、郝懿行亦多推崇。在儿时即点读郝氏《尔雅郝注义疏》，对其中有觉未妥者作补正记于书眉。二十岁读段氏《说文》注，叹为观止。又以为小学盛于汉，晦于六朝，明于唐，认为唐人的《干禄字书》最能袒述许慎《说文》而不驳杂，乃为之考证校勘，成《干禄字书笺证》刊行于世，以便学者。
还在淮安的时候，罗振玉就与其兄罗佩南读古碑帖，成《金石萃编校字记》一卷，后又成《碑别字补》五卷、《拾遗》一卷。中年以后接触金石文字材料渐多，用以校《说文>及段注往往有不合者，乃有志撰《说文古籀补》，利用地下所出先秦文字材料以订许书之失，明由古文而篆隶演变之迹，寻文字之原(《汉隶辨体序》)。此书因未完成，但可在《说文镯铃钲铙四字段注订》、《说文锭镫二宇段注订》、《释止》、《释奚》等文中见其义。他的《古文间存于今隶说》被誉为“乾嘉以来，言小学者所未知”。《殷墟书契考释》一书“分别部居，创立义例，使后人治古文者于此得其指归，而治说文之学者，亦不能不探源于此“(王国维：《殷墟书契考释后序》)，使“绝学创通，遂令吾国小学家言忽腾异彩”(沈曾植语)。此书之出，把清末的古文字学推到高峰，也是清代小学之一总结，所以王国维说它是“此三百年来小学之一结束”，代表着一个以地下出土古文字资料为研究对象的新时期的到来。其对文字学本身发展的意义是很重大的。除以上所述外，罗振玉对于校勘学、目录学、姓氏学、宗教学以及书画艺术等都进行过研究而有著述留于世，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尽述。
(三)
罗振玉在学术上的贡献还在于通过他的直接或间接的指导，影响和造就了一批人才。
近代史学的开山者王国维之致力于古史研究，就是受罗振玉的直接影响。王国维早年治哲学、戏曲、诗歌等，一九一一年随罗振玉移居日本，始随罗氏转治史学却不得其门径，初读江子屏《国朝汉学师承记》，欲以此求修学之途。罗振玉向他指出江氏之说多不可信，治学应走顾炎武、戴震、钱大昕、汪中、段玉裁和王念孙父子等人的道路，于是选己所藏诸家之书相送。又劝其先从小学训诂打基础，然后观各家之长，择其可者而从，并以“守先待后”相期以共勉。王国维大是其言，重新圈读段注《说文解字》，并欲北面称弟子，虽被罗振玉谢免，而王国维事实上是把罗振玉当作老师的。罗振玉又将自己的藏书三十万卷，金石拓本数千纸，古器物千余，任王国维使用。这给王氏的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王国维提前回国居于上海，要从事研究却感到资料难得，他说：在日本四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之冠。客中无书籍、金石墨本等，悉取诸罗氏大云书库，至沪后则借书甚难”(赵万里：《王国维年谱》手抄本)。
直接受教于其门下的商承祚、柯昌济、关伯益等，他都据本人的特点悉心指导，其有进益则倍加鼓励。商承祚先生在天津从他学古文字时，编《殷墟文字类编》一书呈示，罗振玉“为之轩然首肯，欣后继之有人，鼓励再接再厉”(商承祚：《我和古文字学》，载《书林》1981年5期)。唐兰先生自称不是罗振玉的及门弟子，但也说年轻时曾写信给罗振玉、王国维，蒙他们的指导，使自己在学业上有所进步。容庚先生在一九二二年夏初携《金文编》手稿到天津往见罗振玉，罗与之倾谈三、四小时，翻稿数过，鼓励坚持到底完成此书。书成后又与王国维共订正误处数十，并设法为其印行出版。这些先生后来都成了知名的学者。
罗振玉所著所刊布的大量书籍给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因而使不少人走向治古文字古史的道路。于省吾先生在叙述他开始从事古文字研究时说道：“当时，罗振玉、王国维整理并刊布了大量的原始材料，给学习和研究带来很多方便”(见《于省吾自传》)。甲骨学领域异军突起的郭沫若，初治甲骨还是以罗振玉所编的《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续编》及《殷墟书契菁华》等书为“必要的典籍”。郭初接触没有考释的甲骨文拓本，感到一片墨黑而无从下手，读了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一书后，他才找到了门径，从而解开了甲骨的秘密，对甲骨学作出卓越的贡献。所以他说罗振玉对“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
(四)
罗振玉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在治学方法上也给我们留下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归纳起来主要有三：
(一)既注重古代文献，又注重地下材料，两者结合而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
在当时的学术界对古代典籍有两种倾向：一是凡古代的书都是可信的，且只有古书才可信，对地下出土材料有人视为伪品假造；一是以为古代典籍大都不可信，是伪书。罗振玉对这两种态度都不取，他既不迷信古代典籍，也不简单地否定它，而是用所掌握的丰富地下材料去加以检验，证实其可信与否。罗认为地下材料可“据以补诗书之所遗，订许郑诸儒之讹误”(《宾斋集古录·序》)。罗用卜辞中出现的人名证《史记·殷本纪》中韵帝王名之可信，用敦煌写本及一些碑刻补唐书《张义潮传》，用洛阳一带所出之魏宗室墓志补《魏书宗室传》，以汉熹平石经校正今本诸经之讹误，都卓有成效。而他利用地下文字材料，对奉为小学圭臬的许慎《说文解字》提出怀疑，指出其违失，更是在古文字研究领域内开创了一个新局面。王国维后来把这种方法运用到更纯熟地步，并概活为“二重证据法”在清华作讲演，其影响面更广。这种研究方法，也是我们今天治古史者所必采取的。
(二)实事求是，阙疑待问的谨严学风
实事求是地解决学术上的问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罗振玉的治学之风。他对许慎著《说文解字》所采用的阙疑办法很推崇，反对腾口妄说，强作解人，认为这种风气对学术上往往造成不可补救的损失。以晋人整理汲冢古书的作法为戒，他说“晋世汲冢古文悉易以今字，不能无失”，使后来者无法纠正他们的错误。他经过一番艰苦努力，考释甲骨文达四百多，而仍有一千多不能释，乃摹其原形成《殷墟文字待问编》一书，以待他日或来者，其宗旨乃取许慎“阙疑”之意。其子罗福颐作《古玺文字征》时他告诫道：
昔许祭酒《说文解字·后序》病当世之士不能阙疑，诋为巧说哀辞，使天下学者疑。今之学者抑又甚焉。汝为此书当以此为戒，勿妄腾口说，第就诸家谱录所载类聚而精摹之可矣。
但是，他的阙疑是积极而进取的，不是消极的回避问题，护短藏拙。他说：“今日所不知者异日或知之，在我所不知者他人或知之”(《殷墟文字待问编·序》)，这种“阙疑”之风，正是治学上的谨严态度。
罗振玉治学谨严态度还表现在他提倡对文章要多加修改上。他不大相信所传大学问家出口成章、下笔成文的说法。他曾获得苏东坡一首诗的初稿手迹，他将初稿与后来的定稿相校后，发现有不少地方改动了，于是把初稿与定稿同时刊出，并注明增改之处，以“俾来者观之，知雄才如公，於文字亦必再三点定，知古人之精慎不苟”(《苏文忠公诗卷·跋》)。他的《唐折冲府考补》六易其稿方成书，《殷墟书契考释》完稿后，在书头上常注有某条应移应增改之处，其中还夹有致王国维的便笺，言请补入某条者(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58页)，是稿成后再改和已交王国维手抄后又有新的发现而追改者。
(三)“锲而不舍”，坚持到底的顽强精神。
罗振玉在读书写作上都有一股坚韧不拔的劲头，这是他一生在学术上著述如此之丰的重要原因前面叙述过他在年轻时读《皇清经解》的劲头，每夜读书致神经衰弱的情况，都是如此。他在著述时更是全力以赴，以毕其事。在日本著书“或终日足不履地”。为考释甲骨文字，发愤键户四十余日，集思竭虑，“或一日而辨数文、或数夕而通半义，譬如冥行长夜，乍覩晨曦，既得微行，又蹈荆棘，积思若痗，雷霆不闻，操觚在手，寝馈或废”(《殷墟书契考释·序》)，遂成考释六万言。其中的艰辛当非局外人所能言。若无“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定难成此震动学界的巨制。
他的治学方法，态度，精神，对我们今天不无借鉴之处。
(五)
郭沫若曾说：“中国的文化史上实际上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是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在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又说“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可见，罗振玉在学术史上的贡献是不能抹煞的。
但是，他“以清代遗臣自任”，效忠被赶下台的清朝皇帝溥仪，在政治上走着一条反历史、反人民的道路，为了复辟已被推翻的清王朝，竟投靠日本侵略者，这不能不是作为学者罗振玉的大悲剧。清室垮台后，罗振玉仍一心眷恋旧主，效忠皇室，把学术作为报效感恩的方式。他在日本劝王国维转治古史古文字的所谓“国学”，就是欲借此抵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由于其阶级立场，他把辛亥革命诬为“乱”，把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诬为“盗”，把已被推翻的清朝则称为“国朝”等等，这些封建糟粕，都应予摒弃。
在古代典籍的整理和材料的刊布上，罗振玉确有保存流传之功，在鉴别真伪、审定年代上亦很有卓识。但所编《图录》、《文存》一类书，却纯以外部形态为标准，往往图以类聚，文则以字之多寡相次，致使同组之器散于多卷，不便检索。器物的花纹更阙而不录，使研究者无法进行形态学的比较，所著甲骨之书，或切去无文字部分，或反面失收，或一骨的正、反及骨臼散见多处。
罗振玉在世时已是马克思主义传遍中国大地，而他顽固地坚持封建地主阶级立场，拒不接受当代最先进思想和理论的指导。因此，他在学术上尽管有些独到之处，但却不能作出系统的概括和理论的阐述。对人类社会缺乏整体的、规律性的认识，只能就事论事，显得支离破碎而无体系。这是时代的局限，而更主要的是阶级局限所造成的。
一九八二年六月三稿 一九九三年四月修订
附：
罗振玉主要著作目录
一 甲骨部分
殷商贞卜文字考 1910年
殷虚书契前编八卷 1911年《国学丛刊》 石印、不全，1913年影印本四册
殷虚书契菁华 1914年1o月
殷虚契考释三卷 1914年王国维手写石印1927年增订
五十日梦痕录1915年收入《雪堂山刻》
铁云藏龟之余 1915年
殷虚古器物图录 1916年
殷虚书契后编二卷 1916年
殷虚书存待问编 1916年
殷虚书契续编六卷 1933年
二 青铜文字及图录
唐风楼金石字跋尾 1907年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四卷 1911年
秦金石刻辞 二卷 1914年
蒿里遗珍一卷 考释一卷 1914年
殷文存二卷 1916年
古镜图录三卷 1916年
历代符牌图录二卷 1916年
古器物范图录二卷附说一卷 1916年
金泥石屑 1916年
梦郼草堂吉金图 三卷 续编一卷 1917年
海外吉金录一卷续编一卷 1922年
雪堂藏古器物图录 1924年、1933年作《图说》收入《辽居杂著乙编》
汉两京以来镜铭集录 1922年
镜话 1929年
贞松堂集古遗文十六卷 《补遗》三卷续编三卷 1930-1933年
古器物识小录 1931年
俑庐日札 1934年
贞松堂吉金图三卷 1935年
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 1936年
三 石刻文字
金石萃编校字记 1885年
碑别字补 五卷 1901年
昭陵碑录 三卷 附录一卷 1909年
唐三家碑录三卷 1914年
芒洛冢墓遗文 1914年
西睡石刻录 一卷《后录》一卷1914年、1915年
恒农冢墓遗文 1915年
海外贞珉录 1915年
石鼓文考释 1916年
六朝墓志 初二编1917年
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 二卷补遗一卷1929年
校订和林金石录 1929年
唐代海东藩阀志存 1937年
石交录四卷 1939年
四 简牍文书
流沙坠简考释 二卷1913年
敦煌石室遗书 1913年
鸣沙石室遗书续编 1917年
鸣沙石室古籍丛残 1917年
敦煌零拾 1924年
敦煌石室粹金 1925年
敦煌本毛诗校记 1929年收入《辽海杂著》
维摩诘经解残卷校记 1937年
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 1939年
五 玺印封泥
罄室所藏铢印八册续编四册1912年
齐鲁封泥集存 1913年
赫连泉馆古印存 1915年
隋唐以来官印集存 1916年
西夏官印集存 1927年
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 1923年
玺印姓氏徵 二卷1925年
凝清室古印存 19××年
六 砖瓦明器
秦汉瓦当文字 1914年
砖志徵存 1918年
恒农砖录 1918年
楚州城砖录 1918年
古明器图录 1919年
高昌砖录 1934年
七 经史考证
存拙斋札疏 1884年
毛诗草木鸟善鱼疏新校正二卷 1886年
千录字书笺证 1891
五史(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讲义 1891年成1903年刊后收入《二十五史新编》
三国志证闻校勘记 1892年收入《雪堂丛刻》
瓜州曹氏年表 1914年收入《雪堂丛刻》
高昌曲氏年表 1914年收入《雪堂丛刻》
张义潮传 1914年收入《雪堂丛刻》
唐折冲府考补 1924年
补唐书张义潮传 1922年
道德经考异二卷 1923年
魏宗注传注 十二卷表一卷1924年
重订《经元编》三卷 1925年
纪元以来朔闰考六卷 1927年
本朝学术源流概说 1933年
补宋书宗室世系表 1936年收入《二十五史补编》
唐折冲府考补拾遗 1936年收入《二十五史补编》
唐书宰相世系表补正 二卷1936年收入《二十五史补编》
八 文集
面城精舍杂文二卷 1891年
永丰乡人稿[收录四种：1、云窗漫稿(收文三十篇)，2、雪堂金石文字跋
尾，3、雪堂书画跋尾，4、雪堂校刊君书叙录。] 1920年
松翁近穗(收文六十二篇) 1925年
丙寅稿(收文九十一篇) 1927年
丁戌稿(收文六十一篇) 1929年
辽居稿(收文六十一篇) 1929年
辽居乙稿(收文七十四篇) 1930年
松翁未焚稿(收文四十四篇) 1933年
车尘稿(收文八十二篇) 1934年
丁戌后稿(收文二十篇) 1938年
辽海吟(诗集) 1930年收入《贞松老人遗稿甲集》
辽海续吟 1941年收入《贞松老人遗稿甲集》
九 其他
集蓼编(自传) 1931年作，1941年收入《贞松老人遗稿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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