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贞及其《寄外书》 / 白坚

编者按：陈云贞是生活在清乾隆年间的女诗人、女作家，她的《寄外书》、《寄外诗》感情深沉动人，曾被收入多种书籍，在民间亦广为传抄。据道光年间学者丁晏考订陈为淮安人，《山阳诗征》、《淮安艺文志》、《山阳艺文志》均选录了其部分作品。1961年报刊上曾进行过关于陈云贞及其《寄外书》的讨论。现将白坚同志的《陈云贞及其〈寄外书〉》文重新刊出(除个别误植遗漏的文字经作者订正外，悉依1961年8月15日-16日《光明日报》排印)，并将作者新近所作《陈云贞及其〈寄外书〉的新资料》以及《寄外诗》六首一并附刊，旨在保存地方文献，并以告关心此一问题的学者与读者。

先后读了郭沫若同志的《〈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和《再谈〈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两文，其中对陈端生的识见的赞许，对《再生缘》的结局的推断，都使我拜服。在后一篇文章中，郭沫若同志引了陈云贞的六首《寄外诗》，以之与《再生缘》中的材料作比较研究，从而得出“陈云贞就是陈端生”的结论。这六首诗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小时候我曾经诵读过。事隔多年，我还能背诵其中的一两首，并且还明确记得这样几点：(一)作者还有一封洋洋洒洒、情词恳切的《寄外书》，《寄外诗》是《寄外书》的附件；(二)书和诗有几种不同传本，颇有异文；(三)陈云贞是江苏淮安人；(四)范秋塘以“忤逆”的罪名谪戍伊犁。于是我尽力翻阅了一些淮安志书、总集，闺秀诗、文总集以及笔记、杂录之类，总算把《寄外书》的出处线索理出来了。

据我所见，各家收录的《寄外书》虽文词互异，但可大别为两类：一类是《春明丛说》，《山阳诗征》，《香艳集》，《沌谷笔谈》等；另一类是《文章游戏初编》，《闺墨萃珍》等。其中刊行最早的是《文章辨戏初编》；但史料价值最高的却是《春明丛说》和《山阳诗征》，后者更值得特别重视。

《春明丛说》是山阴俞蛟所著，收入他的《梦厂杂著》作为第一种，1828年(道光八年)刊行。《春明丛说》卷下有《记录云贞致夫书》一则云：

范秋塘，淮南诸生也。早失怙恃，倜傥不羁，恃才桀傲。继母某氏素悍，秋塘不能供子职，遂以忤逆呈当事，谪戍伊犁。其妻云贞，淑而多才，擅长笔札，工吟咏，恒致书万里外，与秋塘相问答。金坛相国犹子(引者案：此处落一“时”字)和，同在戍所，时相过从。秋塘每出妻手札以示。于君叹服，录藏箧底；遇赦来京，以札示同人，约(引者案；此处似落去“二千”二字)四百余言。缠绵哀怨，如不胜情。书后复缀七律四章，亦宛丽清和，真扫眉才子所不如者。一时都下传录，几于纸贵。余惜其才，悲其遇，因记之以广其传。

其后抄录了《寄外书》全文和《寄外诗》四首。从这段话的语气看来，俞蚊是在北京得见《寄外书》的，关于秋塘、云贞其人其事是从于时和方面获悉的，而且这段文字还可能是在北京写下的。据他的朋友孙鉴在1811年(嘉庆十六年)为《梦厂杂著》作的序说，俞蛟是在“丙申”(1776)这一年“入都”，在作序时的“十余年”前“以一尉奉发南越”的。俞蛟少壮时期虽曾数游于燕赵齐鲁之乡，但中年以后长期在广东担任县尉的职务，去北京的可能较少。因此，俞蛟看到《寄外书》大约在1776-1796年这段时期之内。

《山阳诗征》系丁晏(1794-1875)所辑。丁晏，字俭卿，号柘塘，山阳(今江苏淮安县)人。博闻强识，手校书籍多种，曾纂修山阳县志。《山阳诗征》有丁晏1827年(道光七年)的自序，其中云：

“访求搜辑”历十有八年。而后编定体例，汇为一集。……后之览者，读其诗，知其人，论其世，考求文献，一方之掌故存焉。补志乘之遗，以待车酋轩之采，于是乎在，匪徒扬仡风雅而已。

卷二十六《淑媛》项下录陈云贞《寄外诗》六首，陈云贞名字下面注有“乾隆末，淮安范秋塘室”字样。诗后附录陈云贞《寄外书》。书后引《柘塘脞录》(丁晏自著，未刊)中语云：

余同年高紫峰(引者按：高名士魁，字映斗，紫峰其号，亦山阳人)官四川蓬州，知予搜辑诗征，寄余书云：近在蜀中，抄得淮安陈云贞寄外书并诗，后有吴县赵睾申跋云：系淮安范秋塘内子所寄。秋塘才调富赡，而为人放旷不羁，脱略行检，有唐子畏、徐文长之风。与金坛于文襄相国之侄时和同戍伊犁，赖舒中丞公子调护，得免于戾，书中所称四爷是也。后于公蒙恩放归，手抄此稿。”此在乾隆戊戌年事，赵见此书系庚戌年。诗文别见《文章游戏》，字句微有不同，余据紫峰所寄录入，以表吾乡彤管之美焉。这一段话把《寄外书》的来历交代得很清楚，和俞蛟的话彼此呼应，

《寄外书》的文字也彼此相近。丁晏辑录《诗征》据自序约在1810一1827年间(嘉庆十五年至道光七年，丁晏十七岁至三十四岁)，但直至光绪年间才有排印本行世。据高士魁的自述，1832年(道光十二年)“奉文之蜀”，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奉文补蓬州”，1851年(咸丰元年)以疾引退(见《蜀游手记》)。可见高士魁抄寄《寄外书》及附诗，丁晏据以补入《诗征》在1850年左右(丁晏五十七岁左右)。《山阳诗征》中的《寄外书》辑录、印行虽较晚，可贵的是这个本子早在1790年(乾隆庚戌)赵睾申就已经见过，而且在上面留下跋文。于时和是在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或其稍后戍伊犁的(据《清史稿·于敏中传》)，在1790年或其稍前赦归是可能的。俞蛟和丁晏的传本，都是从于时和传出的，不过一个抄自北京，一个寄自四川罢了。他们的不约而同的记录，却互相证实而又互相补充地介绍了事件的梗概，保存了可贵的资料。

《文章游戏初编》刊行虽早，翻刻亦多，但关于云贞的姓氏籍贯，或缺略或歧异，难于凭信。编者缪艮，字莲仙，武林人，是一位玩世不恭、逢场作戏的失意书生。初编刻于1803年(嘉庆癸亥)，其后陆续辑至四编。他在三编自序中申述他的志趣云：

盖欲与能文章而不博功名者共相游戏焉而已，更欲与能文章而已博功名者共晓为无非游戏焉而已!

初编卷三收录《寄外书》，又诗六首附于书内，书后有缪莲仙的按语：

癸亥秋，予有是刻，友人薛青萝持此书来，尾志云：“此信在山东马递包封内拆看抄录，仍封好，马递至伊犁”。予读之，叹其义心苦调，哀艳动人。虽非游戏文章，然或者天实相之，欲予发潜德之幽光，未可知也。因附刊于集。惜录者不传其姓，且俟知者补焉。

可见缪艮辑录时，并不知道云贞的姓氏、籍贯。我未见初刊本，但所见1825年(道光乙酉)、1865年(同治乙丑)及1875年(光绪乙亥)的翻刻本，文前“陈云贞”三字均赫然在目，目录中则作“闺秀陈云贞”字样。另有一种1824年(道光甲申)经过编者增补的再刊本，文前作“史云贞”，目录中作“钱塘史云贞”。当系远道传闻、辗转抄录致误。有人说，“史云贞”是“云贞女史”之讹，“钱塘”乃“秋塘”之讹。这倒很有可能。

《淮安艺文志》(1873年刊本)、《山阳艺文志》(1921年刊本)均选录陈云贞《寄外》六首之二，字句与《山阳诗征》全同、陈云贞名字下面有注云：

淮安人，范秋塘室。乾隆中，秋塘恃才以事累戍伊犁，云贞寄书二千余言，并诗六首。

材料自然是从丁晏处来的。《国朝闺秀正始集》(1831年刊本)选录陈云贞《寄外》一首，也注明“江苏淮安人，万(范?)秋塘室”。汪石庵的《香艳集(第一辑)》(1913年广益书局出版)中的《书》和《诗》，颇近《山阳诗征》。张相文的《沌谷笔谈}(1929年《南园丛稿》排印本)所录《书》和《诗》也以《山阳诗征》为底本而略加改削。前者谓范淮安人，后者谓陈淮安人。

至于《妆楼摘艳》(1833年刊本)所收的陈云贞《寄外》六首，和《文章游戏》全同。《闺墨萃珍》(清末《香艳丛书》本)中的《书》和《诗》，亦据《文章游戏》转录，连编者的按语也是抄来的。

《山阳诗征》(以下简称丁本)，《春明丛说》(简称俞本)一类传本，是在戍所传诵抄录；《文章游戏》(简称缪本)一类传本则系投递途中拆封抄录，来自两途，实则出于一源，真可说是一段文坛佳话。各本互有异文是可以理解的：一则传抄遇有脱落、模糊，不免以意补之；再则文人积习，好以己意润饰；三则由于思想观点和艺术标准的不同，取舍亦异。例如，丁本、俞本同出于于时和，但后者改动较多，未始不是俞蛟的那种谨守礼法、惧触忌讳的思想的反映。

让我们根据这些资料判断陈云贞是不是陈端生。

首先，陈云贞是淮安人，当无可疑。《山阳诗征》的著录是经过金坛于时和、吴县赵睾申、山阳高士魁、丁晏的传钞题跋和鉴定的，尤其是丁晏，是精于考订、关心文献并主持纂修邑志的人，更不致未经考察，漫予采录。而陈端生则是钱塘人。

其次，《寄外书》末后书明年月，但两类传本不同，丁本作“戊戌十二月初一日”(俞本同，以下所引原文凡未注明的均据丁本)，缪本作“甲寅嘉平朔夕”。乾隆戊戌是1778年，甲寅是1794年，相差达十六年。但据丁晏按语，赵睾申在庚戌即1790年已见此书，自以作于戊戌即1778年较为可靠。书内涉及年代干支的地方，两本互异，但如把内容细节加以排比也以丁本较为合理。依丁本，云贞作书在1778年，此时分手业已九年(“九年中七奉手书”)，可见范秋塘的远戍伊犁在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而陈端生之夫范某，据陈寅恪及郭沫若同志推断，就是范菼，这个范菼是在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获罪发往伊犁的(见《清高宗实录》)。时间刚好相差十年。如依缪本，则秋塘远戍在1785年，亦不合。丢开范菼不谈，单从端生的生活来看，1770年端生还是未嫁的少女；而在1784年她在《再生缘》第十七卷中已经下了这样的句子：“一曲惊弦弦顿绝，半轮破镜镜难圆。失群征雁斜阳外，羁旅愁人绝塞边。从此心伤情杳缈，年来肠断意忧煎。”丁本和缪本都合不上。总之，范秋塘和范菼、和陈端生的丈夫范某不会是一个人。

复次，以《寄外书》作于1778年为准，根据丁本内容，我们可以推知云贞出生、结婚、生女的年代如下：

(一)云贞诞生约在1747-1748年，不能晚于1748年。(“贞年逾三十，非复少时。”)

(二)云贞和秋塘结婚约在1762年。(九年中七奉手书……”“唱随几及十年，一旦断梗漂萍……”)

(三)云贞生女在1763年(“琼女……不幸又于酉岁八月十二日出疹伤风而天矣。十五年辛苦属望，到此尽付东流。”)

而陈端生的生年，她祖父兆崙在《冢妇吴氏行略》中明言，在乾隆“壬午”之“明年”(见《紫竹山房文集》卷十五)，即1751年；其出嫁和生女，经郭沫若同志据《再生缘》考定，应在1773和1774年。陈云贞和陈端生，看来不是一个人。即使再按照缪本的年代推算，陈云贞的生年、嫁期等相应地推迟十六年左右，仍然和陈端生不合。

复次，《寄外书》云：“贞母于丙秋患病，延至酉春二月六日长逝，两老人一身血脉，惟贞一线之存，不料六十年来镜花水月，情深半子，能不酸怀耶，墉原非己出，漠不关心，只知收卷家赀，良可哀恨。”可见云贞并无姊妹兄弟，母丧在1777年春天，时在云贞嫁后十五、六年。而陈端生则有庆生、长生两妹，母丧在1770年秋季(《再生缘》十七卷：“庚寅失恃新秋月”)。又《寄外书》写云贞之姑极暴戾，动辄“诟谇相加”，“夏楚从事”。而陈端生则颇得翁姑怜爱(《再生缘》十七卷：“幸赖翁姑怜弱质。”)显然，陈云贞的境遇较之陈端生是更为凄苦酸辛的。

还有，范秋塘远戍的原因也是一个判明问题的重要关键。俞蛟案语明说，秋塘获罪由于“忤逆”，从《寄外书》里，我们也可以得到印证：

(一)秋塘母对秋塘的态度颇堪玩味：“母亲持书榻畔笑而语云：‘锦儿(引者按：即指秋塘)脱罪编民，归期可望，来禀愧悔无聊，想已折磨悛改，我今却也怜他矣。’比皆哥哥孝心所感，不然，此恩正未易施也。”

(二)秋塘母对云贞极尽凌虐折磨之能事。

(三)秋塘、云贞夫妻通函只能提心吊胆秘密进行，如在家庭中泄露，会招致“不测”。‘

秋塘的远戍是由于母子关系问题，云贞的遭受冷酷待遇似也和这事有连；而陈端生的丈夫范某则明明“以科场事为人牵累谪戍”，这说明了二者不是一回事。范秋塘和范菼也是联不到一起的。基于以上的理由，我们可以断定作《寄外书》的陈云贞和作《再生缘》的陈端生并不是一个人。

费了许多笔墨，推知陈云贞不就是陈端生，会不会有所遗憾呢?不，并不。在同一时期，有两个身世凄凉的女子，丈夫都远戍边疆，天涯地角，生离死别，极人世之至苦；她们都姓陈，她们的丈夫又都姓范，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偶然巧合。她们或受社会的压抑，或受家庭的折磨，同是时代的不幸者；她们同样才华横溢，能诗能文，而且都留下了感人极深的绝妙文章，这又不能不算是文坛的双绝。云贞虽然不象端生那样有一部流传广泛、脍炙人口的长篇巨著《再生缘》，然而就凭这一封《寄外书》、六首《寄外诗》，云贞也可以不朽了。我写这篇文章除了想提供所知材料，便于弄清问题，并就正于郭沫若同志和阿英同志以外，还想谈谈《寄外书》。

《寄外书》突出地反映了作者的艰难处境、惨痛遭遇。丈夫远戍，相去万里，相思不相见，已经够悲苦了，何况她又遇到那样难于侍候的“母亲”(姑)，而且还有所谓“负义人”窥伺其间。这个“负义人”侵吞她家的房产，“拆变一空”，从中赚取云贞带给秋塘的鞋袜茶笔等物，甚至不惜含血喷人，以“萋菲之言，暖昧之事”，中伤云贞，蛊惑秋塘。为甚么母子之间、姑媳之间相待如向寇仇呢?为甚么这个无赖似的“负义人”能够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呢?不妨从社会制度、社会思想这些方面想象得之。

云贞怎样对待生活，对待这种艰难复杂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呢?《寄外书》里有明确的回答。一方面，她象一个坚忍的战士似的，勇敢地承担起一个封建社会的女人不易承担的重任：“频年己身之补缀，莲姐之盘缠，丁郎之膏火束修，琼女之钗钏鞋脚，在在皆贞挖肉补疮所办。”“贞于生死两途，久已思之烂熟。别来况味，不减夜台；现在光阴，几同罗刹。何难一挥慧剑，超入清凉，无如缘业如丝，牢牢缚定。……他年白头无恙，孺子有成，大事一肩，双手交卸，此则贞心方为妥贴。……哥哥一日未回，此担一日不容放下也。”“贞惟忍性坚心，洁身立脚，……以期尽吾之所当尽。”不但自己立定脚根，苦撑苦守，而且对秋塘百般开导，婉言箴规，多方鼓励，例如说“此后机缘，大有可望。十年难满，我哥哥断非终老荒沙者……鸾台珠浦，我两人岂无团圆时耶!”，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妇女的坚忍刻苦、任劳任怨、充满生活信心、勇于自我牺牲的传统美德，看到一种平常而又不平常、鲜明独特而又带有普遍意义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温顺的弱者，她低声下气地忍受一切苦难，她战战兢兢，谨小慎微。自己待人接物固然“委曲将就”，还劝秋塘要“一味谦让感激”。她有所怨，也有所恨，有所不满，也有所不平，但尽量压抑力求不形之于色。有时还产生了安命和虚无的想法。“百年幻梦身如寄”，“似此空花合罢休”等诗句，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这固然不足为训，然而对于她这一类型的女性来说，正是封建枷锁长期束缚下的必然产物，也正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所在，我们是不必为此深责云贞的。

就云贞的思想而言，这两个方面，其实是相反相成的。她的温顺忍让正是为了争取苦尽甘来，而且，在她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知命、安命的颓伤情绪，而是争取转机、改变命运的坚毅精神。尽管她不敢大胆地进行反抗，没有直接而强烈地表现憎恨，但在委婉曲折的字里行间，仍然充分透露出她的悲怨和愤恨交织的感情；虽然她不免虚无之想，但并没有失却生活信心，不相信善良的人永沦苦海。中国封建社会的女性有很大一部分正是这样的。我们说《寄外书》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书中云贞的精神面貌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也就在这里。

在封建时代，象陈云贞这样的女诗人、女作家，不知有多少。在当时被压抑、被摧残而不得展其才，逞其志；在后世长期被湮没甚至连名姓也难于稽考，这是她们的共同不幸。陈云贞的《寄外书》能够流传到今天，也可说是云贞之幸吧。对于陈云贞和她的《寄外书》，我们今天应当给以应有的地位和充分的估价。

1961年6月28日写于南京。

上文写好后，又读到郭沫若同志的《陈云贞〈寄外书〉之谜》一文。这里，结合《陈云贞〈寄外书〉之谜》，再作一些补充。

关于陈云贞是否即陈端生的问题，试再就上文已经论及的五个方面中的两个，略加申论：

陈云贞是淮安人是可信的。因为：高士魁从四川抄给丁晏的作“淮安”人，俞蛟在北京见到的作“淮南”人，一音之差，广狭之别，正好互相参证。两说皆于时和传出，于为金坛人，与范同在戍所，自能确指范之籍贯，又可证明淮安的可靠性，淮南乃传闻或传抄之误。此其一。郭沫若同志也认为《寄外书》由于时和传出“可能是事实”，那么由于时和传出的云贞的乡里也自属可信了。即使我们姑且承认于时和传抄的《寄外书》经人引申、扩充以至假托，假托者是没有必要和可能连云贞的乡里也加以假托的。此其二。丁晏是志在“考求文献”“补志乘之遗”的人，缪艮则无非“逢场作戏”而已。丁晏辑入《诗征》，距云贞之时不过数十年(云贞长丁晏四十余岁)。即使对于云贞是否作书，所作是否即此二千余言长书，不易查考，但对于流传四方的秋塘、云贞其人其事，是否出于本邑，岂有不知1岂能无考!缪艮所录，于籍贯姓氏，始则听其缺略，继又草草填补，不言所据；缪艮身在广东，固不欲查考，亦无从查考。淮安陈云贞和钱塘史云贞，二者之间，何者可信，不难判断。至于钱三锡所谓“云贞会稽范秋塘”，片言孤证，也难于凭信。此其三。

范秋塘因“忤逆”而远戍，也是可信的。秋塘虽然“恃才桀傲”“脱略行检，”却也没有甚么大不了的恶行。“戍非其罪”大约是当时人对于他的共同看法，这是《寄外书》之所以哀感动人、远近传播的原因之一，也是俞蛟、丁晏这样的正统文人、学者肯用同情的态度加以记述的原因所在。《山阳诗征》虽未明言这点，但细玩语意，和《春明丛说》所云，是可以暗合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否定它。《寄外书》的原文，无意于申说秋塘远戍原因，却自然而然地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这正可说明此事的可靠性。即使我们容许设想《寄外书》中的相关情节从“忤逆”云云揣摩想象而来，对于事实的本身，对于秋塘远戍原因这一根本情节，却是无可怀疑的。

根据以上两点，即使撇开《寄外书》的内证不谈，即使承认《寄外书》系他人假托，我们仍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缘“忤逆”而戍的、陈云贞的丈夫范秋塘不是由科场事谪戍的、陈端生的丈夫范某；淮安的陈云贞不是钱塘的陈端生。

1961年7月2日续写。

附一：

陈云贞及其《寄外书》的新资料

笔者撰写《陈云贞及其<寄外书>》一文(见《光明日报》1961年8月15-16日)，论述陈云贞及其《寄外书》与《寄外诗》，辨析郭沫若“陈云贞即陈端生”的推断之失误，至今已经三十二年。上年春间在上海文管会顾问方行老座上谈及此事，方老出示一份《陈云贞寄外子范秋塘书》的复印件，并让我据以复印携回。原来这是一份据抄册、长卷过录的抄本的复印件，其中包括《寄外书》全文、赵睾申跋文、余祖奎跋文和余祖奎、周星监、王启秀、刘毓楠、戴家麟、马寿龄、王国均、彭湘、刘秉琳、施建烈共十人题辞。

经初步考察，这份资料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其一，赵睾申跋指明了《寄外书》流传的原委，为《山阳诗征》所引丁晏《柘塘脞录》记述《寄外书》的话提供佐证，并作出补充，兹录全文于此以供参考：

此稿金坛于相国文襄公令侄时英(白坚案：有关记载均作“时和”，或系过录之误)所携归，乃同戍范秋塘内人所寄也。秋塘为人才调富赡(白坚案：误抄作“当赡”)，而放荡不羁，有唐子畏、徐文长之风，戍所屡有过失，将军频置以法，赖舒中堂公子保护得全，书中所谓“四爷”是也。同戍十余人相依如骨肉，南信至，辄互观，秋塘不能自秘。

同戍诸人读竟相与泣下，既而各录一通，奉为珍宝。

余借读之，喟然日：“闺阁中有此人哉!才之敏也：学之富也!思之逸也!情之正也!识之卓也!守之坚也!”读其书，一一自肺腑中流出。章法若有意若无意，一篇写去，不分段落，而其中条理井然，前后起伏照应，自成结构。盖满腔抑郁尽泄于此，即龙门报少卿书不能过也。至诗之清绮，其余事耳。乾隆四十六年秋八月，毗陵赵睾申识。其中关于《寄外书》真情流露以及章法结构的论断恰恰是对

“假托说”的有力驳斥。而乾隆四十六年(1781)即作此跋，早于缪艮《文章游戏初编》初刊(嘉庆八年，1803)问世三十二年，又可见所谓《寄外书》为“缪艮所假托”，实臆断无稽之谈。

其二，余祖奎跋记述了范秋塘家庭情况、获罪之由和归后总总，是陈云贞实有其人、籍隶淮安的又一力证。其原文云：

按：云贞姓陈，其夫秋塘，淮安人，为太守范公之子，失欢继母，谴戍西陲。书中所云四爷，舒中堂公子也。莲姐，秋塘通房婢也，美而慧，有云贞之风焉。负义人，继母前夫之子也。逮后秋塘遇赦，其母亦亡，丁郎得领乡荐，莲姐生二子，皆入沣。观云贞之慎独坚持，可为妇道法，可为后世鉴。此书得于金坛于相国之侄，其时秋塘同在戍所，故窃录之。道光二十八年七月，江左东躔余祖奎识。‘

所述范秋塘获罪原由与俞蛟《春明丛说》可互相印证；而归后总总则具体而微，言之凿凿，自是从淮安获悉。江左即江东，古代泛指芜湖以下长江下游南岸地区。从毗陵王国均跋称余祖奎子“吾乡奇士”一语，可见余氏实毗陵人。毗陵即常州，与淮安相距非遥，且淮地当漕运枢纽，运河舟楫往来甚便也。

其三，余祖奎父子均为当时官场中人，持传统儒家观点，本“发微阐幽、激励风化”(见王启秀题跋)，“为妇道法”、“为后世鉴”之旨，孜孜不倦地征求《寄外书》题辞，数十年而不懈。其态度严正如此，其行事诚笃如此，其所言自足凭信也。余祖奎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作跋，在他仕于河南期间，“征题卷且盈丈”，遭乱失去。其子字澂甫者，继其志，倩人志其原委，当他在安徽任知府于同治戊辰(1868)奉调“筹浚宿北河道”时，也携册随时征求题辞，“意在付梨枣以广其传”(见周星监、王启秀题跋)。余氏父子既非猎奇哗众之流、更非投机牟利之辈，实无任何理可疑其造作伪托也。前后数十年间，大江南北，豫、皖、苏三省众多文士、缙绅，信之而不疑，歌咏赞叹而不遗余力，而其后又百年，乃有绝无任何实证，仅凭主观想像，竟然武断陈云贞并无其人，《寄外书》出于假托之论，一手岂能尽掩天下之耳目者哉!

即此三端，已足表明此件是一项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新资料，是《寄外书》确有其事，陈云贞确有其人、确为淮人的又一力证。至于此件的原委诸端，余氏父子及题跋诸人的生平概貌，俟进一步探究与考订后另行评论。

白坚 1993年8月30日于南京古林居。

附二：

寄外诗
陈云贞

搔首云天接大荒，伊人秋水望迷茫；
可怜远戍频年境，几断深闺九折肠。
井臼敢云亏归道，荻丸聊以绍书香；
孝慈二字令无负，即此犹堪报数行。

莺花零落懒搴帏，怕见帘前燕子飞；
镜里渐髡新鬓角，客中应减旧腰围。
百年幻梦身如寄，一线余生命亦微；
强笑恐违慈母意，药囊偷典嫁时衣。

十五年华付水流，绿窗不复唤梳头；
残脂剩粉鞶丝阁，碎墨零香问字楼。
千种凄凉千种恨，一分憔悴一分愁；
侬亲亦未终侬养，似此空花合罢休。

当时梦里唤真真，此际追随若比邻；
爱写团圞邀千讦，偷占荣落祝花神。
堪嗟失意漂零日，反得关人属望人；
别有怜才惟一语，年来消瘦不关春。

早自甘心百不如，肩劳任怨敢唏嘘；
迷离摸索随君梦，颠倒寻思寄妄书。
帜影近皆疏笔砚，箫声久已谢庭除；
萋菲休更萦怀抱，犹是坚贞待字初。

未曾蘸墨意先痴，一字刚成泪几丝；
泪纵能干终有迹，语多难寄反无辞。
十年别绪春蚕老，万里羁愁塞雁迟；
封罢小窗人静悄，凄烟冷露阿谁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