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沅，字用九，号禹江，江苏山阳人，生年未详，约当清顺治、康熙年间。
开沅之先世，原籍山西，南宋时徙居山阳，《山阳杨氏族谱》记载，元时之杨友谅为迁淮之始祖。六世祖杨锦，明嘉靖贡生，以父老不忍离，未入廷试，孝行闻于乡里，旌表“纯孝”，享祀乡贤，群邑志有传。七世祖遇舂，“以家道中落，弃儒业贸易，累资巨万”。八世祖继祖，以子士杰贵，例赠文林郎。
开沅的祖父士杰，字瑞棠，号自兴，邑庠生，顺治元年(1644)，地方未靖，士杰“倡率乡勇，佐漕抚路公擒斩伪官，论功贡入太学”后任霍邱县知县，敕授文林郎，再调巢县，遂弃官归里。其父杨臣，字补臣，号东轩，邑庠生，以开沅贵，敕赠儒林郎、翰林院编修。杨臣兄弟四人，与三位兄长析产时，尽以房屋让诸兄，独取父之纱帽朝笏，志在读书以求仕进。开沅的三伯杨芬，少业儒有声，惟屡试不中，乃弃儒从商，往来于名山胜水之间。(以上据《山阳杨氏族谱·世系图》)
开沅出身在这样书香门庭中，自幼耳濡目染，聪慧好学。是时，清人以异族入主，大江南北之民众，多抱种族观念，以复明排满为标帜，志在匡复明室。起义失败后的义士文人，藏匿山林，不肯出仕。著书立说，抒其心志。清政府对读书人疑忌之心尤重。严禁士子结社讲学，频兴文字之狱。故清初文人，如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1695)、王夫之(1619-1692)，多潜心经史而持疑，治实学而致用。一反明代束书不读，而务空谈的学风。社会的氛围，对日后杨开沅的治学，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其康熙五十四年(1715)刊行的《乙未论》自序中，他追忆道：“余自庚申(1680)从师顾在瞻夫子，得见崇仁、白沙学案，即知时文科举之外，更有正学，然鹿鹿举业，未遑也”。顾在瞻，名諟，是黄宗羲弟子陈介眉的门人。而宗羲之学，出自蕺山(刘宗周)，开沅从师顾諟后，十分仰慕黄宗羲这位以治史学知名的大师。
杨开沅的愿望终于实现，“丙寅(1686)顾夫子携至姚江，登南雷夫子之堂，受阳明《传信录》、蕺山学案，读之惺然有悟”。余姚归来后，开沅整理书室数楹，称之“景姚堂”。表示他“企姚江之学，即以企蕺山之学”的志向。但仍忙于科举。至三十二年(1693)始中“经魁”。
此后，开沅广交朋友，游学各地，“丁丑(1697)后，得忘年交于同里阎百诗徵君，相率为考据地理之学三年，庚辰(1700)报罢。”三十六年时，阎若璩已六十二岁，此前阎被徐乾学延请纂修《一统志》，与精于地理学的胡渭、顾祖禹等朝夕相处，共同探讨，并已写成《四书释地》、《释地余论》等著述，成就卓然。杨开沅颇得益于阎若璩，为他日后纂修《方舆考略》，撰治水论数十篇，奠定了学术基础。
杨开沅还从丁学田研习治河漕水利诸书，与刘再祈相聚谈象纬之学，又从宣城梅尔素攻历算之学，又“留滞保阳与友朋讲诗与历算者又一年”。至康熙四十三年(1704)归里，再次就学于顾在赡。康熙四十四年(1705)会试，杨开沅中进士，钦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与顾在瞻会聚京师，又与黄主一、刘蕺香不期而会，因得尽窥两家先世问学之烟海。从此学识大进。
四十七年(1708)春夏之交，杨开沅出任内丘县(今河北省)，是年因继母冯氏去世，奔丧回山阳，在“里中与蕺香抄刻《蕺山遗书》，对勘《民儒学案》者三年”。顾諟对其成就极赞赏，在复杨开沅的信中说：“接道契手扎，知向学恳切，与日俱进，喜极!善极!《明儒学案》获睹原本，已满夙愿，何意贤友又睹《刘子全书》，贴身校勘，催入堂堂大道上行，真是不负父母生育一番辛勤，不负自己在世为人一番名色。始知彼此订交三十余年，必如此，方谓两无辜负。”康熙五十年(1711)，服满入都，刘蕺香，鲁敬夫又先后至，从此，“益究其旨趣……尽发胸中之所得，以印证先圣诸儒而一泄之时文。”将平日所讲心性之学，“溯流穷源，条别论说”，与刘蕺香、鲁敬夫共同考订，雕刊《乙未论》。其致力经学，认真严谨，又能虚心求教于人，他曾将其所著《太极论数》和《理气》、《人性》、《人习》论等九篇，寄给鲁敬夫“请教高明，以免错误”。学已有成之后，仍然勤于攻读，在致鲁敬夫的信中云：“闽中有理学诸书，外间所不常见者，即望代购，倘有秘本可借抄者，亦望觅人抄寄，大著《易卦象爻》，想已毕矣，抄示一本，以开茅塞，更为至望”，反映了他不断求索的治学精神。
开沅在学术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因权势而随波逐流。他在《乙未论·自序》中表达了他鲜明的态度：吾言之听者谁欤?吾唱之和者谁欤?言无听也，唱无和也。独行而无徒也，是非无所与同也。足下知吾心之乐否也，此吾之所以亟成诸论而不敢以病废者也。其与张文、日昌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辅相，吾岂敢昌言排之欤?择其可语者而诲之，犹时与吾悖，其声哓哓，若逐成其书，则见而怒之者必多矣。
在致鲁敬夫的信中，他写道：此间近得同年郑鱼门讳任钥，泾阳王庶常讳承烈二君，皆潜心程朱之书。而身体之故，与之讲论甚有滋益，但各封所见，不免见异而骇，研极性命，便不相入，虽欲合异为同，而无如道既不同，终不相为谋也，故于拙著有批驳而无实契，虽不敢封己自是，然欲舍所学而从之，亦难矣。道无两是，惟望折衷。
杨开沅在地理学方面，特别是河漕水利之论述极有成就。淮安地当黄河、淮河下游交会之处，为大运河南北之要冲，历史上黄河多次溃决改道，下游河道曲折狭窄，又为泥沙淤塞，泄水不畅，春夏水涨时，泛滥数百里，淮扬一带，尽成汪洋。从范仲淹筑堤设闸以来，至于明洪武间，皆因循旧制，其下河之水，有南北两口入海。康熙七年(1668)黄河再度溃决，并淮水东下，高邮、宝应一带水道，为黄河冲刷的泥沙所淤塞。民不聊生，应纳钱粮十六七万停征。事关国计民生，淮邑人尤有亲身体验，故有识之士。多重视探讨水患根治办法。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月，黄河水涨，淮水下注，山阳、盐城、高邮、宝应、兴化、泰州、江都七邑受害。御史李时谦奏请疏浚淮扬下河，适值康熙帝南巡，“相度地形势，发帑救民，遣官督理”，张鸿烈又上疏请治淮安以北清河、桃源、宿迁、邳州、睢宁、沭阳、安东、海州八邑之害，得到康熙的允准。邑人各抒己见，争讼己久。‘开沅入仕不久，即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十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两次上疏，言下河水患的治理。他极熟悉上下河的形势，他认为“下河之水，在山阳、盐城以北者，由射阳湖东、西塘至庙湾、新洋港二海口入海，泰州以北者，由白驹、草堰、丁溪诸闸至斗龙港、苦水洋二口入海”。但由于“积年以来，捞鱼港至王家洋八十里河道浅狭，河身又多曲折，下流仰面不能宣泄”。这一年七月，传闻“风雨雷电，旋绕于丁溪场十余日，有龙行地，中自开一河，阔三里，长八十余丈，下河之水，日消一丈，数日遂成平地，种麦遍野。”人称“龙开河”。开沅的《龙开河疏》、《龙开河第二疏》的主旨是，不能执往日的成规，逐河逐闸论治理，而要以总体大势论之。他认为：“下河水路实分三路。宝应、盐城，山阳为北路，高邮、兴化、泰州为中路，江都、邵伯为南路”而南、北之水路均不烦浚治，重点是在中路开宽河道，取其近而速泄。他的主张受到普遍的重视。杨斐菉在致其信中，提出治水办法后言：“因长兄平日专心河道，故详言之，以候采择”。对河道研究有素的张鸿烈，对他治水的论著也很赏识，多次书信请教，其信中有云：仆自受先人庭训，又虚己澄观者二十年，始知河事之坏，总由河淮交会，本朝且不敢论，即如前朝人物，不止一潘公(潘季驯)，而潘公独称者，以有《河防》一书流播人间，其言浩瀚，后生小子，披览其书，茫无涯浚，不敢异议。……至大著(《河道论》)，始截然驳之，千古巨眼，那得不拜服。
开沅待人以诚，反对虚假。其家兄病逝，欲作墓志铭，他致书刘再祈，“乞命舍姪据实开数条，不必成文，不必贯串，只不可虚设溢美耳”。他对当时社会风气不尽满意，认为要及时加以引导，在致刘的信中云：
……积久难回，不如乘其未成者之易为力也。此时如人梦厌，一呼而醒。若待其心疾结为痴迷，发为狂悖，则无救矣……故不避狂简，大声疾呼，惟先生勿以为迂而畏难，以力救之，甚于水火之灾也。
杨开沅的学术成就颇多，除前已提及者外，尚辑有《景姚堂文集》、《诗集》、《四书文稿》，惜见存者不多。五十六岁卒，与夫人马氏合葬于城东涧河北岸范家湖。
参考书目：
《山阳艺文志》卷三。《山阳杨氏族谱》。《熙朝新语》卷七第23页。
《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二，附《阎百诗先生事略》。《淮安府志》、《山阳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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