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淮安文人辈出，在《清史稿》“儒林”、“文苑”等栏目中有传或提及的就有十四人之多，而首开地方文化氛围的先驱者即邱象升、邱象随兄弟，“胜国以来，首推邱氏”。乾隆五十五年(1790)“城内行舟”的大水，嘉庆二十年(1815)“殃及半城”的大火，道光、咸丰年间的兵燹，使地方文献“亡佚太半”，邱氏兄弟的著作也未能幸免于难。由于年代较远、资料匮乏，山阳邱氏兄弟的生平与文学成就，已鲜为人知了。
山阳邱氏在明初“自明州(今宁波)迁淮”。象升、象随的祖父邱度，字汝洪，号震冈。幼年得明代大文学家吴承恩指授，刻苦攻读。万历丁丑(1577)中进士，授南康府(今江西星子县)推官，度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后“以治行征授户部主事”，“出守汝宁、归德二府”。时宰相张居正被诬下狱，邱度“力白其枉”，因而遭株连罢官归里。晚年以诗自娱，将主要精力教育后代，“老来无一事，孙祖共嬉娱”(邱度《大欢止稚子》)。象升、象随父名邱俊孙(1609-1689)，明崇祯癸未(1643)进士，官汉阳知府、山西布政使。他步入仕途后，正值明清两代变革时代。他反对清兵在江南的屠杀政策，清初，“王师下江南，疑六合有变，俾率屠之”，邱俊孙从儒家“仁”、“恕”出发，“单骑往谕”，劝说人民不要反抗，甚至率父老出迎“王师”，做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蠢事。晚年闭门修身，是一个使人捉摸不定的人物。邱象升(1630-1690)，字曙戒，号南斋，邱俊孙第三子。幼颖悟，在祖父、父亲的教育薰陶下，学业进步很快，颇得长辈的欢心与赏识，邱度有诗云：“入室扶鸠杖，逢人誉凤雏”(引文同上)。十五岁入县学为诸生。清顺治辛卯(1651)入太学，甲午(1654)“举于乡”，第二年又中了进士，“选翰林宏文院庶吉士”，丁酉(1657)授编修，己亥(1659)升侍讲，庚子(1660)外放任琼州府通判。
满州贵族入主中原以后，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征服统一南方的战争，邱象升身为朝廷命官，对清王朝统治者武力征战十分不满，与江南反清爱国人士有广泛的接触，还参加了淮地爱国诗人组织的“望社”，只要他在淮，望社活动均积极参加，有诗歌唱和。六次拒绝清廷征召、不愿出仕的爱国诗人张养重(号虞山)就是邱象升的最好朋友。邱象升冒杀身灭族的危险约张同赴琼州。海南琼州，是我国少数民族黎族的聚居地，广大黎族人民受着“藩司”和“黎奠”的双重压迫，邱象升抵琼后，力主以“惠怀之”，“收粤人之心”，减轻黎民徭役，惩办“鱼肉良民”的“首恶”，“夺还民团产畜牧无算，广人大悦”。
康熙丙午(1666)，邱象升调任武昌府通判。武昌府所属的通城，由于不堪县令张起“督逋赋急，酷虐过当”，崇仙、梓木、修竹、三里等乡的农民揭竿而起，进攻县城，“巡抚闻变集属吏议佥，谓发兵击之”。邱象升竭力劝阻，剖陈农民起事原因主要是不堪沉重的赋税，加上县令“无状，击累敲扑穷民”，故“疾首无告，铤而走险，”主张抚恤。巡抚遂派邱象升及副使“军官李某”，率兵五百人前往通县。邱象升“冒雪兼程，未至通城三十里，公谓李日‘彼见兵来，恐愈惊扰，君姑止’”于是“单骑先往谕之”，“念汝迫于酷吏，姑赦汝死弗治”，“民犹豫未决”，邱在城隍庙前，对着神灵发誓，“辞意慷慨，通民闻之，皆流涕”。象升并“请巡抚缓其征，民大喜”，平息了事变，免除了一场流血征杀。康熙庚戌(1670)，因母病故，回淮服丧。
康熙戊午(1678)邱象升“补大理寺左寺副”，在任五年，“引经义，平反大狱”多起。当时原已降清的明朝将领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先后在云南、广东、福建起兵反清，康熙在平定所谓“三藩之乱”时，大开杀戒，邱象升以为“军民为所煽惑……公引律文，逃叛自首及能还归者减罪二等争之”，“活数千人”拯救了不少“协从者”。康熙壬戌(1682)以父老归养，庚午(1690)病逝于淮。
邱象随，字季贞，俊孙第四子，象升胞弟，生卒月不详。“十四岁工诗，与兄象升有淮南二邱”之美誉，声名远播，康熙甲午(1654)为拔贡。据阮葵生《茶馀客话》记载：清初大诗人王士祯司理扬州时，曾作《燕游红桥》诗，“一时传为绝调”，“和者遍江南北，以吾乡邱季贞先生一阕为最”。康熙己未(1679)以拔贡生博学鸿辞授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历司经局洗马”。“父殁庐墓三年”，邱象随还是地方一位有名的“孝子”。象升、象随兄弟殁后，均入祀乡贤祠。
邱氏兄弟著作甚丰，据记载象升有《彀音》、《入燕》、《岭海》、《白云草堂集》、《南斋诗集》等；象随有《葩经之房录》、《西山纪年》，编有《淮安诗城》等，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在清代后期就已散佚了。生活在清末的邱氏后裔邱宪(字崧生)“惧先业之颠坠，乃掇拾炱朽蟫断之余，随其所得，以次编纂”，辑成《邱氏家集》，保存了象升、象随诗作的一鳞半爪，《山阳艺文志》也收录了部分著作，我们从这些星零资料中仍可以看出邱氏兄弟的诗学成就。
邱氏兄弟幼年接受了很好的家庭教育，祖父、父亲均是儒家正统学者，擅长诗文，对他们的影响很深。他们生活的时代，社会发生了改朝换代的巨大震动，在其著作中得到了客观的反映。他们恪守儒家的“仁者爱人”的信条，但社会现实与主观世界发生了深刻的矛盾，他们的诗歌时时流露出来这种情感。
邱象升的诗歌遵循“言志”、“无邪”的原则，是自己心声的表白，深沉感人。他既要忠于清王朝，又反对清廷年年征战，滥杀无辜的政策。他的诗歌常常抒发了自己那种矛盾的心态。“丈夫爱平生，身名贵自全，安能事磐折，与世相周旋。”(《拟古五首》)顺治庚子(1660)，邱象升与张养重同赴琼州，途经扬州，弃舟登岸，满目萧瑟，此时去“扬州大屠杀”不几年，他无限感慨，“极目平山外，征帆何处收?”(《花朝泊广陵与张虞山舍弟季贞分韵》)去海南千里迢迢，心力憔悴，他写道：“问路雷阳尽，荒残景物非。草深入影没，山转毂声微。雨霁秋如洗，天空鸟不飞。仆夫俱况瘁，何Et解征衣?”(《遂溪道中》)在清初，这样直率坦露作者胸臆的爱国诗歌实不多见。值得一提的是，邱象升“笃友谊，不以死生易心”，晚年回淮，与昔日诗友切磋探讨，虚怀若谷，怀念故友的诗写得情真意切。爱国诗人张养重死后，为其搜集遗作，张的诗歌中有不少反清的内容，在文字狱初行之时，冒着巨大风险，刊刻遗稿，保存了极为珍贵的资料，是值得钦佩的。
由于生活经历的不同，邱象随的诗无论在内容、风格上，与其兄有较大差异。他的诗歌意境深邃，局度精整，客观地反映了清初的社会现实。清入关后，铁蹄踏遍中原大地，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清统治者为满足满洲贵族对土地的贪欲曾下令圈地，直隶“百姓流亡十之六七”，山东“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清世祖实录》)邱象随在应诏赴京途中目睹了这些凄惨景象，在其诗歌中作了如实地反映。“清晨发何处，尽日行冥冥，百里无人迹，三春草不青。”(《河北道中》)“西北方灾旱，东南久战荒。国谋悬谏义，民命待封章。”(《赠庶孙怍庭严灏亭王伯咨张鹤生改给谏》)“莽莽山东路，骑驴昧所之，关河游子泪，墙壁旅人诗。梦熟还家远，神疲出店迟，何年遂耕作，永与洛尘辞。”(《旅店题壁即用壁上韵》)“清角行营人迹断，哀笳彻底鬼磷吹。”(《过新城东平侯旧府》)他的诗作人民性极强，期望着战争早Et结束，生产恢复，人民能安居乐业。我们说，邱象随是清初当之无愧的一位现实主义诗人。
邱氏兄弟在清初文坛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同时代的大家吴梅村、汪琬、王士祯与其有广泛的接触和交往。象升子邱迥，孙邱瑾，象随子邱迈等均是乾隆年问的有成就的诗人，并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文学家、诗人群体，开了清代山阳一代文风的先河。
主要参考书目：
《重修山阳县志》。
《碑传集·侍讲邱公象升传》。
《山阳邱氏家谱存略》。
《邱氏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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