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廷珍，字玉粲，号瑟庵，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生。汪廷珍十二岁丧父，由母亲程氏抚养成立，其时家业中落，逢荒年，甚至三餐难以为继，而不令人知，程氏言：“吾非耻贫，耻言贫，疑有求于人也，故不为也”。年终岁尾，家中无米为炊，使人去城外索旧欠，归来无所得，母子各饮茶一碗，以几根咸菜充饥。母亲倔强的性格和艰苦生活的磨难，锤炼了汪廷珍的坚强意志，对他日后的成长有深刻的影响。
汪廷珍孤苦力学，少年时师事任子田、李晴山门下，困于诸生十年，始获乡举。乾隆己酉五十四年(1789)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榜眼)，授翰林院编修。乾隆是清之鼎盛时期，然中叶以后，乐巡游，宠贪官，听任于敏中、和珅秉政揽权，朝局士风，每况愈下，而汪廷珍独能清操自律，不入时流。五十六年，官吏考核，优升侍读学士，不二月，升祭酒。廷珍性格严毅，初为祭酒，即以师道自居，选刻《成均课士录》，倡导“教学者立言以义法，力戒摹拟剽窃之习”。六十年，因违背乾隆帝旨意，降为侍讲。
是年，乾隆帝以在位届周甲，不敢上同圣祖(康熙)六十一载之数，九月宣命，册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1796)。嘉庆帝(仁宗)即位时年已三十七岁。先是被册立为皇太子，和珅予知其事，跪进“如意”，隐然以拥戴为己功。仁宗深恶其人，急欲除之，而碍于乾隆，不得不强忍与之周旋。其初年，诏求直言，谏臣敢于指摘朝政，并得以重用。汪廷珍于元年入直上书房，协修起居注，大考，又擢升侍讲学士，成为太子属官，颇得仁宗的信任。后因母病逝归里，服满，补原官。
七年，督安徽学政，任满，复督江西学政，在任安徽学政之初，立《学约》五则以训士。《学约》五则是汪廷珍教育思想的体现：
“一曰辨涂。谓喻义喻利，人心之分尽于此。为己为人，学术之分尽于此，有志者当立辨乎毫厘千里之差。
一曰端本。谓士者四民之首，天下事皆吾分内事也，自公卿至一命之吏，皆读书人为之，故贯通古今达事变，相期为有体有用之学。
一曰敬业。时文者，古文之一体，犹之碑志、传记、表疏、论序云耳。以摹拟剽窃者不足言文，乃并时文而小之，过矣。
一曰裁伪。谓昌黎论文惟其是，吾论文惟其真，盖必能真而后是非可得而论也。……
一曰自立。文之不能不变者时也。挽其变而归之正，或因其变而愈益神明于正，学者事也。苟非克自树立，随风气为转移，取已陈之刍狗，沾沾然仿效之，庸有冀乎哉。”
就上述五则内容看，汪廷珍的教育思想，十分注重引导士子明确读书作学问的目的性，特别强调读书人要以天下为己任，切实掌握实用之学，为义为人，不为利为己。在治学方法上，他反对沿袭前人的陈腔滥调，主张因时制宜，求真辨非，树立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不为社会风气所左右。因此，他把自己的书室名为“实事求是斋”。汪廷珍在江西学政任内，还平息了一场久讼不息的争端。先是，万载县外来户入籍，曾分给学额，后来被裁掉，土客民为此争讼已久，拖延不决，廷珍到任后，果断的申请再分学额，使当地客籍学子重获入学的机会。
十八年，汪廷珍典浙江乡试，留任学政。他在安徽、江西、浙江三地督学政期问，把历次的试卷刊刻，取修辞居业之义，名《立诚篇》，附条约十八则，编选极为精审，海内读书之士，家置一编，学风为之一变。
汪廷珍在历任学政期间，对士子循循善诱如父兄教诲自己的子弟，一时人才济济。被后人称“郑奠”的郑珍、莫友芝，均为汪所赏识。
汪廷珍在十六年被授礼部侍郎，复直上书侍旻宁(后来的道光帝)学。二十二年署翰林院掌院学士，擢左都御史，充上书房总师傅。二十三年，迁礼部尚书。二十四年，嘉庆帝六十寿诞，在庆贺期间，适逢孝慈高皇后(努尔哈赤之妻)“冥寿”，由于部属未按皇家规矩请示服装色彩，以“率忽”之过，降为侍郎。廿五年，复授礼部尚书。
汪廷珍任上书房师傅最久，对道光帝(宣宗)尽心启迪。在其登极后献策尤多，累擢左都御史、礼部尚书。道光二年(1822)，主持会试，教习庶吉士。三年二月，宣宗释奠文庙礼成，临幸辟雍。特下诏曰：
“礼部尚书汪廷珍，于嘉庆十七年，蒙皇考简用上书房，与朕朝夕讲论，考古证今，言皆中道，至二十三年，受任总师傅以来，倍加勤慎，使联通经史，辨邪正，受益良多。自朕亲政后，畀以左都御史尚书之任，均能称职，是汪廷珍于师道、臣道，可谓兼备矣。本日朕临雍讲学，因思曩昔讨论之功，眷怀旧学，用沛恩施汪廷珍，可加太子太保衔，用示朕崇儒重道之意。”四年，辑《仁宗实录》成，赐其子报闰主事，孙承佑举人。
同年南河高家堰溃决。宣宗命廷珍偕尚书文孚往勘，先是康乾间对南河治理，尚有一些得力措施和实效，自和珅当权，任河督者皆出其门，许任前必先纳贿。河督任内必大量侵吞治河费用。故河防日懈，河患频仍。汪廷珍弹劾河督张文浩，总督孙玉庭，绳之以法，筹划修浚事宜，交河督执行。五年，回京后，升协办大学士，赐紫禁城骑马。七年，卒。宣宗优诏悼恤，亲临祭奠，赠太子太师，谥曰文端公，入礼贤良祠，江苏请祀乡贤，也特诏许之。
汪廷珍的一生，始终谨守母教，保持着俭朴的生活，有人把他比做汉代的寒士公孙弘，他不以为然，笑道：“大丈夫不以邪曲的学术投世人之所好为可耻，而只怕服饰被人讥笑乎?”其为人严峻正派，举止有分寸，待人以礼，而又不与要人拉拉扯扯，部属敬畏之。不贪虚名，大学士阮元很佩服他学识渊博，劝他著书立说，廷珍言：“六经的奥秘，古人在我之前言之，何需我再喋喋相浑，读书目的是明白事理，明白了其中的主旨就可以了。”其虽未专事著述，但生平为人书刊序跋，与人唱和诗词也有不少，后编成《实事求是斋集》。《山阳艺文志》收录其文多篇。
参考书目：
《清史稿》列传一百五十一。《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三。《山阳艺文志》卷四。
《淮雨丛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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