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春，有关部门对淮城镇辖区内的庵、观、寺、院作了初步的调查，除了随着行政区划的改变，划入淮阴的寺庙以外，解放前淮城境内庵、观、寺、院约有一百二十四座，房屋一千九百二十六间。这个数字与民国初年《续纂山阳县志》关于寺观的记载基本相符。在这些寺庙中，过去由比丘(僧人、和尚)掌管的有六十四座，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一点六一；由比丘尼(尼姑)掌管的有二十二座，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七点七四；由道士掌管的有三十八座，仅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点六。由此可见，佛教与道教相比，佛教对淮城有着更深远的影响。
(一)寺庙的由来
淮城境内有这么多的寺庙，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兴建起来的。早在秦、汉时期(公元前二二一至公元二十五年)至晋朝(公元二六五至四二○年)初年，淮城是隶属于射阳郡(当时设宝应射阳集故名)的一个集镇。据《续纂山阳县志》记载，当时就建起了紫霄宫和玄妙观(原名天庆观，后改太清观)，早于城池的建筑。随着历史的变迁，淮城在地理位置上逐渐显示出她的重要性。到了东晋义熙(公元四○五至四一八年)年间建立了山阳郡，并筑起了“乌龟看海”形状的土城。此后，城内人口逐渐增多，兴建的寺庙也随着逐渐多了起来。龙兴寺、胜因寺(后改开元寺)相继建立，到了唐(公元六一八至九○七年)，宋(公元九六○至一二七九年)建了天后宫(亦名天妃官)、水陆寺、台山寺、观音寺、报恩寺、县城隍庙等等，这都与唐代佛教兴盛有关。到了明代(公元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有了郡城隍庙、八蜡庙、淮渎庙、龙王庙、文昌宫、三皇庙、三界寺、观音庵、碧霞宫、准提庵(后改准提寺)、玄天宫、斗姆宫、湖心寺(原名佑济禅寺，亦名十方禅院)、定国庵及三茅道堂等等。到了清代(公元一六四四年)以后，修建的那就更多了。以上所说的寺庙建筑年代虽非十分可靠，但可说明一点，寺庙的兴起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着密切关联的，也就是说，淮城能有这么多的寺庙，反映了过去淮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形势。淮城是京杭大运河的要冲，在陆运不发达的过去，淮城是南北货场运输的必经之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确保南北水路运输的畅通，特地在淮安城内建立了漕运衙门，设总督一人专司其事。此外，府、县衙门也都设在城内，从政权、神权来强化他们的统治。有些寺庙的修建大都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与资助。比如，龙兴寺原来的规模并不很大，到了周天授元年(公元六九○年)番僧配寺、西域的碎叶国一位名叫叶僧伽的和尚(俗姓何氏)于唐龙朔初年(661)来到淮城，振锡长街或乞食他处(经常拿着摇晃时发出声响的法器锡杖在街上行走，饿了便化缘讨饭吃)，冬晏(冬天就晏息——寄居)于楚州(淮安)的法华禅院(即龙兴寺)。景龙二年(公元七○八年)中宗皇帝李显(又名李哲)诏他自淮入宫，称为大师，自称弟子。他将晏息楚州之事启奏皇上，皇上敕额龙兴寺为“龙兴万寿禅寺”，并赐田一千亩，叫他回来修建龙兴寺，并在一口古井上建立了一座“尊胜塔”，即文峰塔(现名文通塔)。因该塔前面的千佛寺(又名文通寺)与城东南的龙光阁遥相对峙，故名“文峰”塔。有人曾为此塔题诗云：“文峰直射斗牛边，云水光中塔影圆；千佛各题三宝地，七层人在大罗天”。由邑人丁晏、倪家骏、黄以彤、孙湘、陈廷皇、孙州、曾广楹、韦埙从道光戊戍(公元一八三八年)秋至咸丰元年(公元一八五一)十月一日用了十三年的时间始将该塔重新修好。现有山阳人韦振兴书写的湖北巡抚龚裕(清河人)所撰的碑文嵌在塔上。宋嘉佑(公元一○五六至一○六三)年间僧伽为“泗州大圣”，龙兴寺当时的住持和尚慧慈在龙窝北巷头的古井上为他建了“大圣佛堂”，生前供养，死后奉遗像，并将半登桥改称“大圣桥”(即今和平桥)。明万历已卯年(公元一五七九)司李与住持和尚在龙兴寺后面增修了放生池，并建了文佛阁。清顺治庚子(公元一六六○年)总漕蔡士英又扩建大悲阁，筑桥数十丈，以通南北，便是后来的蜈蚣桥。由于历代的修建、扩大，龙兴寺便远近闻名了。在寺外还陆续建起了九僧一尼的十子院，如兜率院就是其中之一。明代以前，淮城只有一个关帝庙，清朝统一中国后，利用原魏忠贤生祠在淮城一口气就建造了好几个关帝庙。清代为什么这样崇拜关羽呢?主要是因为满清入关后遭到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的激烈反对与抵抗，为了缓和阶级、民族的矛盾，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便大肆建造关帝庙，借以宣扬一个“义”字，要人们像关羽那样讲义气忠于刘备来忠于满清统治者。其它寺庙的修建也有这样、那样的类似背景。
(二)寺庙与社会的关系
信神、信鬼，在阶级社会里是常见的现象。历代驻城的地方官，大多数都把修建寺庙作为自己的“功德”、“业绩”来看待。有的还亲自参与寺庙的祭典活动来标榜自己是“爱民如子”与黎民“共甘苦”的好官、好人。比如清代每年春分这天，府官、县官都要到一些寺庙去拈香拜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祭典仪式结束后，由淮安府知府扶犁稍、山阳县知县执牛鞭、清河县知县播种，以表示他们与民同耕，祈求丰收的虔诚。东门外有个八蜡庙，供奉灭蝗有功的刘猛塑像。据传说，刘猛是当时的安东(今涟水)知县。在大闹蝗灾的一年，刘猛带领很多民众以竹帚、钉耙作为灭蝗工具，从安东一直追灭至淮安，由于一路指挥灭蝗，劳累过度，到了淮安境内体力不支，吐血不止而死，淮安人民为了纪念这位灭蝗而献出了生命的知县，在淮安东门外为他建造了一座庙宇叫“八蜡庙”，供奉他的塑像，并在像的额头上嵌了一个泥塑大煌蝻，标志着他灭蝗有功。后来人们又称他为“蝗蝻王”。别看这座庙宇虽小，供的又不是什么菩萨佛像。但在科学不发达的旧社会，没有杀虫药剂，每当发生蝗灾的年代，知府、知县便去烧香祷祝，祈求这位灭蝗有功的县太爷大显神灵，驱逐蝗蝻，不在这里损害庄稼。他们往往因此获得老百姓的好感与赞扬，特别是受到一些地方士绅的吹捧。
有些寺庙的和尚，不仅与社会各阶层有着广泛的联系，而且个别寺庙的和尚或住持对官府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例如，辛亥革命成功后，湖心寺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有人问他过去是干什么的，他说：“咱侍候过老佛爷”。原来他是慈禧太后的一名贴身太监，在辛亥革命期间被遣散出宫而投庵的。
由于各个寺庙的背景不同，因此，也就难免和官府产生一些磨擦。二十年代末期，湖心寺有一位名叫慧芝的和尚，因有人命案子而出家来湖心寺当了方丈，后来竟与一妇女勾搭犯戒。当时县长汪国栋听到这一消息后，便在一天清早便装来到湖心寺，由于汪熟悉该寺环境及出进通道，迳自闯入方丈寝室，发现床前有一双绣花鞋，便借此以筹集“导淮”(疏浚淮河)款项为名，向慧芝勒索了一笔巨款。这在当时成为社会上的谈笑资料。
再说东岳庙，过去淮安去东岳庙烧香的人很多。东岳庙本来并不大，明代成化(公元一四六五至一四八七)年间，久早不雨，知县杨禄去东岳庙求雨，碰巧第二天果然下起雨来了。这一来，一传十、十传百，便以为东岳老爷真的有“灵验”。杨禄为了“顺应民心”，拨款扩建东岳庙，并规定每年农历五月初一出东岳会。谈到东岳会，那真是轰动全城的大事，几天前甚至几个月前有些行业就忙于筹备工作了。出会的前一天都要到东岳庙供猪头三牲等祭品，进行“排岳”，即安排好出会的顺序，按例宣布纪律进行预演。出会的当天，盛会经过的街道，气氛相当庄严肃穆。这在淮安来说是每年一度最隆重最热闹的赛会(编者按：《淮安文史资料》第一辑有专文介绍)。每年除了东岳会，还有篆香楼举办的四月初八小人会及都天庙的都天会，那当然远远不及东岳会的声势及规模了。
寺庙对当时社会的各阶层都有一定的吸引力。在康熙三十九年(公元一七○○)、四十四年(公元一七○五)圣祖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两次南巡都来过淮安，并分别为兜率寺及其水月禅心及湛真寺、湖心寺、闻思寺，以及现属淮阴的棲芦寺、诞登寺、慈云寺题过匾，改过额。明代的礼部尚书董其昌书赠青莲庵匾额。报恩寺收藏过唐朝征高丽(现朝鲜)所获得的宋时赐给该寺的古鼎。除了官宦之外，还有些社会上的名流及诗人、画家也曾为淮安很多的寺庙题过诗，作过画。例如，开元寺北院的一口古井旁边长有一棵千余年的枸杞，便将此井起名为“枸杞古井”。唐代诗人刘禹锡为枸杞井题诗云：“僧房药树依寒井，井有香泉树有灵；翠黛叶生笼石甃，殷红子熟照铜瓶。枝繁本是仙人杖，根老新成瑞犬形；上品功能甘露味，还知一勺可延龄。”白居易也以此井为题和了郭使君一首诗：“山阳太守政严明，吏静人安无犬惊；不知灵药根成狗，怪得时闻吠夜声”。宋朝诗人徐积为紫霄官题诗云：“不须骑凤跨鲸鳌，来访莲宫是我曹；玉笈著书金简重，碧碑题字紫垣高；因思大道闲闲意，顿觉浮生事事劳；一榻清风曾画卧，略无尘梦及三刀”。传说中八仙之一的吕纯阳(亦名吕洞宾)为紫霄宫题了回文诗。这首诗镌刻在一块碑石上，原嵌砌在紫霄宫大殿前的墙壁上，最近岳庙东街建筑下水道时被挖出了土，现收藏在勺湖公园的“碑园”里。该诗题为“吕祖留题紫霄宫壁诗”。诗句是：“宫近东城城近宫，松遮宝殿殿遮松；月筛竹影影筛月，风弄花香香弄风；鹤伴孤猿猿伴鹤，钟偕暮鼓鼓偕钟；去上紫霄霄上去，通玄妙道道玄通”。下署“康熙丁已(公元一六七七年)秋月吉旦勒石”。宋朝的俞德邻为太清观题诗：“边城寂寞岁将阑，浊酒频斟醉不欢；一点青镫霜月白，野凫飞起石窗寒”。当然，诗人、名流游览寺庙不一定都是信仰神佛，有的则是羡慕寺庙的风景优美，环境幽静，亨受闲情逸趣，促发他们的灵感罢了。再看看一些寺庙的和尚、方丈又各不相同，有的是专心致志的念死经，死念经，有的则利用在寺庙寻求爱好与乐趣，发挥他们的特长，有的练文习武，有的服务于社会。例如，紫霄宫的住持道士吴九华(字三峰)擅长琴、棋、书、画，特别是弹得一手好古琴。极乐社的志安和尚能诗文，经常为当时淮安的地方小报撰稿。二帝祠的唐道士擅长扎风筝(蜈蚣)，技巧之工，远近闻名。吕祖殿的李明清，练有一身好轻功。也有寺庙里的和尚、尼姑，做出一些伤风败俗触犯戒律的丑事而受到社会公众舆论的指责。
(三)寺庙的经济来源
寺庙的经济收入，一般的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依靠田租收入。大多数寺庙都有一定数量的农田和菜地。有些寺庙的田，自己种不了，就雇人或租给农民种，靠收租过日子。如湖心寺、龙兴寺、三界寺、海会庵的田都比较多，特别是湖心寺曾有“方圆十里地”之说，它拥有万亩以上的土地，田租是寺庙的主要收入。
二是佛事收入。一般寺庙都为群众做佛事(念经、放焰口)以增加寺庙和僧、尼、道的个人收入，也有的个别寺庙如湖心寺就不为一般人家做佛事，只有当时社会上有名声或有一定关系的人家才能请到湖心寺和尚念经。有的寺庙田地很少乃至没有田地，那就要依靠做佛事度日。不论在寺庙里，到斋主家里都一样，念经、放焰口、做水忏，首座要拿双份，偏座及其他人只能拿一份钱。此外多要些钱，作为寺庙的收入。三是靠信男、信女的施舍。一般平常拈香敬佛的香火钱随意给，遇到菩萨、神佛的圣诞或圆寂之期，寺庙为之举行祭典或做佛事，则多给点；铸炉、铸鼎、塑菩萨像、装金、开眼光或修建寺庙房屋时，信男、信女除自己施舍外，还动员熟人施舍“功德钱”，有的寺庙还专门派出和尚、尼姑到当地或外地寺庙及民间“化缘”。也有的信男、信女或入庵的和尚、尼姑自愿将私人财产捐助或带进寺庙。此外，在信徒寄名、皈依、受戒、受法的时候也给钱，送礼。淮安的寺庙虽不少，但放过“戒”的却不多，仅有闻思寺、三界寺、准提寺、广福寺等。
四是庙会收入。例如东岳会，除出会前向各行各业筹集香火钱外，出会时在东岳老爷驾前的队列中有一只“大瘟船”和一只“小瘟船”，沿途的群众为了驱邪避瘟，纷纷将铜板、银元抛入船内，经过一天的出巡，其数量是很可观的。这些收入都归庙祝所有，但他也要拿出一部份钱出来应付官场。淮安过去曾有“八大寺”、“八小寺”之说，但众说纷纭，并无定论。有的人说连划给淮阴的诞登寺、慈云寺、觉津寺(原名洪福寺)、棲芦寺、通元寺、景慧(景会)寺等，其中有四个与淮安的四个合为“八大寺”：有人说龙兴寺、开元寺、圆明寺、湖心寺、湛真寺、三界寺、报恩寺、观音寺、准提寺、闻思寺、广福寺、文通寺等，其中包含了“八大寺”，而水陆寺、台山寺、夯轮寺、金明寺，及上面某些寺合称为“八小寺”。到底哪些是“八大寺”，哪些是“八小寺”则无从稽考。总之，这些说法也只是极言淮安庙宇之多，声誉之大，城池之古老，这是可以肯定的。
为了便于了解淮城过去庵、观、寺、院、庙宇的一般概况，兹将调查所得分别列表于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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