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花一现的徐晓如
民国十六年(1927年)秋，北伐大军渡江北上，军阀孙传芳统率的所谓五省联军一溃千里。北伐军团长桂永清进驻淮安，县长胡恩溥仓皇逃跑，由地方绅商公举原承审员曹文渊为代理县长，负责维持秩序。就在同一天，城中“县学”的大门前，忽然出现一张“淮安县党部”的布告，下署“部长徐晓如”(徐为淮安富商、地主之子)。平时经常不开的县学大门忽然大敞，里面“明伦堂”的抱柱上，出现一副大字对联：“真革命的走上来，不革命的滚出去。”堂中间，有公案桌子一张，两旁排列着几张椅子。他们的组织成员是以徐晓如为首，曹天任等为副，这是淮安群众第一次看到的国民党县党部的布告。至于它的来历，布告上既未说明，一般人也不敢去追究。他们这样大张旗鼓地搞了一天。当天深夜，从河西乡来了两个青年，一是蒋树猷，一是邱有珍，同来者还有三两人，他们面见代县长曹文渊，说明自己国民党的身份，并揭发徐晓如、曹天任的投机行为，要求县府立即逮捕。由于差役透露消息，徐、曹连夜逃跑。徐晓如的“部长”好梦，就成了昙花一现。
自封“三齐王”的蒋树猷邱有珍
徐晓如等既已惧捕潜逃，第二天蒋树猷、邱有珍等五人，就在城内东长街沈公馆内(即现在县医院院址)，组成县党部，名称是：“淮安县党部执行委员会”。蒋树猷自称“常务委员”，邱有珍等四人自称“执行委员”。他们立即展开活动，奔走县衙，关说案件，抬高身价，压制官绅，借着国民党的幌子，大捞一把。这样混乱局面，维持了十几天，又被后来者撵走。原来蒋、邱和徐、曹是一丘之貉，同样搞的投机，贼喊捉贼，自己根本也没有得到上级国民党的委派，只是自封的“三齐王”而已。
北乡派粉墨登场
蒋树猷等组成的所谓县党部延续了约半个月，忽然持有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派令的淮安县北乡派几个党员回到淮安。特派员杨克，特别委员牛践初、刘锡藩(钲卿)、汪晋谟(剑儒)，名称是：“淮安县党部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牛践初(以上四人皆淮安北乡人)，妇女协会主任王明辉，民选委员会主汪田斌。他们所出的布告，都装上省党部派令的全文，自诩为“真命天子”。首先勒令蒋树猷、邱有珍非法组成的县党部办理移交。但是蒋、邱等在短短十几天内，已向县政府勒索了千元以上经费，不肯交出来。杨、牛即拟请县政府进行逮捕，蒋、邱等知势不敌，潜逃赴省继续活动。这就是北乡派打倒西乡派的第一炮，也是北乡与西乡两派互相倾轧的开端。
杨、牛等登台以后，首先组织了一个查办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定名为“反动分子及土豪劣绅审判委员会”。法庭上是“五堂会审”，一、杨克；二、牛践初；三、县长翟培衔(代理县长曹文渊已去职)；四、王明辉；五、田斌。除蒋、邱已在逃，由县通缉外，被浦土劣计有：王仲文、王淑英(西乡劣绅)、欧慧僧、于玉山(南乡团董)、汪禹仲(城区商会会长)等，在旧县署大堂上开始审汛。杨、牛等高坐庭上，两旁听审的群众，肩摩踵接。王、欧等五人，在法庭上被宣布其罪状以后，皆当堂被责打手心，并交县监收押。这几个人确系无恶不作，一贯骑在人民头上，因此旁听的群众，都暗暗称快。但是杨、牛等这一个“特别法庭审判委员会”的组织，也没有经过省党部的批准，以致呈报上去的案情，省党部置之不理。加之这个审判委员会，把刘锡藩、汪晋谟二人排斥在外，刘、汪怀恨在心，于是转而和在押的土劣勾结，接受他们的金钱贿赂，主张释放在押人犯。由于杨、牛等人不同意，刘、汪就把这一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未经省党部核准的消息，透露给王、欧等五人。于是王、欧等人就向省方上控，不惜大花其钱，竟获得安然释放。从此北乡派里的杨、牛和刘、汪结下不解冤仇，内部分裂成两派，一派以牛践初为首，一派以刘锡藩为首，互相攻讦，争权夺利，一直与国民党统治相始终。而代表西乡派的蒋树猷、邱有珍等到省以后，大肆活动，决心要推倒北乡派。从此，国民党淮安县党部，成了北乡、西乡两派格斗的战场。
流亡南京的淮安县党部
杨克、牛践初、刘锡藩、王明辉、田斌等组成的国民党淮安县党部，活动不到一个月，每个人都腰包贯满，综其收入，首先是向地方政府无限制地索取党费；接着就关说案件，勾结土劣，包揽词讼，无污不贪，无恶不作。最令人发指的是：只顾自己刮钱，把羁押在县府监狱里的多年著匪，释放掉一半以上，一时舆沦大哗，严重影响了四乡的治安。同时，由于内部分赃不匀，经常引起争吵和分裂。这样昏天黑地搞了约一个月，军阀孙传芳统率的联军，又一度占领淮安。这批党老爷勾通县长翟培衔，把地方库款悉数卷逃，美其名曰：党部和县府机关人员的流亡费。在这短短时期内，国民党淮安县党部的这块招牌，竟然出现在南京城内“恒来旅社”的门口。
杨克、牛践初卷土重来。孙传芳的联军盘踞淮安，为期一个月，经北伐军击溃北窜(其时约在一九二七年旧历九月底)。北伐军第十七军曹万顺，第十八军杨杰的部队先后进驻淮安，原县长翟培衔和县党部牛践初、杨克等一伙，又欣欣然地卷土重来，贪污枉法的行为变本加厉。王明辉所主持的妇女协会，简直是一所变相的娼妓收容所，廉耻丧尽!而杨、牛、刘、汪、汤(汤名述周，亦北乡人)五人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矛盾也日益加深。
汪晋谟的一手遮天
重返淮安的国民党县党部特别委员会，延续的时日较长。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三○年正值宁汉分裂，国民党中央党部企图独得北伐胜利果实，想把共产党一网打尽，颁布了“清党”的通令。这时淮安县党部的组织部长汪晋谟，趁此机会，就施展出一手遮天的毒辣伎俩，把原有的全县国民党党员资格，一律取消，宣布以前所领的临时党证，统统无效，特别是西乡派里的党员党籍，一个不留。保留党籍的，除了城区、东乡，南乡三处十余人外，全部是北乡派的清一色。只要是北乡人，而又甘心为他们利用的人，部拉为党员，颁发新的临时党证，呈报中央党部核准后，补发正式党证。经过这次的所谓“清党”，淮安全县的国民党员，从原有几百人，减少到一百五十人，成为北乡派的一统天下了。
西乡北乡两派权势的此起彼落
一九三○年“清党”后，国民党淮安县党部，一度成为北乡派的天下，尽管他们为了分赃不匀，经常发生种种矛盾，但在排斥西乡派这点上是一致的。西乡派的党员党籍，自被汪晋谟取消后，恨之入骨，于是蒋树猷、严耐庵等(这一派里多数是大学毕业生)，亟图报复。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分成了反CC派、DD派和CC派，蒋、严等就多方面拉拢了盐城李寿雍、朱坚白等人，钻进了DD派，在中央党部内取得了党籍，决心要推倒北乡派在淮安县党部的势力。可是，北乡派得到这个消息，也不甘落后，就由参加他们这一派里的胡兆鹤(字九皋，车桥人)出面，交结上国民党中央委员倪弼、滕固，由倪、滕牵引，加入反CC派和DD派的蒋、严对抗，各显神通。结果是西乡派取得胜利，通过省党部，把淮安县党部特派员和特别委员会撤销，改组为“国民党淮安县党部整理委员会”，派淮阴籍张炎、西乡派的邱有珍等为县党部整理委员，由张炎任常务委员。这时北乡派杨克不知去向，牛践初去省活动，而刘锡藩、汪晋谟、汤述周等仍依靠反CC势力，在家做他的新土豪劣绅，依旧包揽词讼，挟制官府。不久，西乡派在淮安县党部的势力，又被北乡派攫取，此起彼落，迄无已时。
北乡反CC派内部的生死决斗和刘锡藩的卖身投靠
一九三四年，淮安反CC派的头子牛践初、胡九皋，通过各种方式活动，终于打倒了掌握淮安县党部的西乡CC派权势，派来反CC派的许超、李醒之，曹天任为淮安县党部整理委员，许超任常务委员。由于北乡派内部牛践初与刘锡藩有宿仇，因此许超等登台以后，首先是把刘锡藩置于死地，拔去这一根眼中钉。他们预先印好若干份伪造的“共产党宣传品”，挖好陷阱，然后率领县警备队，从新华池浴室将刘锡藩逮捕，交县府收押，即以从刘身上搜出“共产党宣传品”为罪状。在那时候，一个国民党员为共产党进行宣传活动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可是县长胡钰深知他们内幕，更慑于刘锡藩魔力，为了避免卷入旋涡，就赶紧电省请示，旋得复电，着交就近法院审理，胡遂派其科长陪同刘锡藩去淮阴高等法院受审。果然，刘的神通广大，买通了首席检察官，一审以后，即予保释回家。过了两星期，法院宣判，予以“不起诉”处分。他的北乡派老对头牛践初对此心有未甘，唆使党徒向南京特别法庭控告刘锡藩是新土豪劣绅，时刘锡藩适因事在宁，又被拘捕收押。毕竟刘的钱多路广，请了当时著名律师狄膺，为其辩护，又把这一场官司打脱，未被栽倒。刘锡藩回到淮安后，还是结党营私，包揽词讼，做他的“土皇帝”。
一九三五年，牛践初又搜集了刘锡藩一系列的罪状劣迹，向国民党省党部及中央党部揭发，要求开除他的党籍。一九三六年夏，省党部派CC团李锦林来淮彻查控刘案件。当然，刘锡藩所犯罪行，昭昭在人耳目，俯拾即是，如果申复到省，刘不但党籍完蛋，还要受到一定处分。对此，刘锡藩居然又想出了一个对策，他请出西乡派王鲁泉(名景洙，是西乡土豪王淑英长子)来，首先送了李锦林一笔很厚的“路费”，一面向李输诚表示自愿退出反CC，把他手下一批反CC党员，统统带入CC团，坚决保证以后为CC团效劳；又通过李锦林送了省方CC团领寻人李寿雍、朱坚白等人的重礼。李锦林既得重贿，又陡增了团里势力，何乐不为，对这一查复案件，就轻描淡写地作了回报。从此，刘锡藩由反CCC卖身投靠到CC团来，摇身一变，成为CC团的淮安负责人，恶势力更加膨胀。
FF派的崛起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淮安平桥牡丹沟人葛梁(号成之，大学毕业生)，看到淮安县党部内CC、反CC两派争得乌烟瘴气，也想插手进去。当时正值省党部叶秀峰组织FF派，葛梁联系上这条路子，就奉派回到淮安做县党部常务委员，并把汤述周、邱有珍、邵子振从CC团拉拢过来，作为淮安FF派的党部负责人。这时反CC派的淮安负责人牛践初，凭借朱家骅、葛建时的势力，已经进了省党部；而胡九皋又热衷于去做县长，因此，就把在淮安反CC的领导权，让给了姚仁寿(汝山)，从此淮安的国民党县党部，就成为CC、反CC、FF三派逐鹿场所，有时FF与CC合作，因为他们在对付刘锡藩这点上是一致的。可是“不倒翁”刘锡藩，虽然遭受“围剿”，依然没有把他搬动，直到日伪进踞淮安县城，刘跑到东南乡曹甸镇(现属宝应)，才被牛践初勾结省特务机构和驻军暗杀，结束了这个魔王的一生。
特务室和三青团的插曲
宁汉分裂到抗战军兴，各县党部均附设“特务室”，内有主任、干事。我县历届所派来的特务室成员，多是外地人，和伪县党部不联系，独树一帜，以专司“三化”为号召，所谓“三化”：一是恶化的共产党；二是腐化的老国民党；三是伪化的通日寇的汉奸。他们从本县纠合一批流氓、地痞做帮凶，专选城乡有钱无势的良民，扣上“三化”帽子，公开的敲诈勒索，搅得人人自危。但是，对那些有钱有势的地主富绅，垄断奸商，以及国民党内三派头子的爪牙，却不敢轻易侵犯。他们有所谓“中统特务”、“军统特务”等名目。
当时国民党中央认为有些国民党员暮气沉沉，逐步走上了腐化、堕落的途径，因而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这一个新的组织。“三青团”的出现，立即形成了党、团对立的趋势，从中央到省县，时而党、团分裂，时而党、团合作，闹得乌烟瘴气。在淮安的“三民主义青年团”负责人，多是些富家子弟，例如周士嘉、曹镇藩、汤秉慧这批人物。被拉拢入团的，有流氓、地痞，尤以在校的青年学生为多数。有的学校学生，被强迫集体加入。他们之间有队长、小队长等名目。这个组织，在地方上究竟做了些什么好事，简直指不出一件；但是吃、喝、嫖、赌，找窍门，敲竹枉，游窜衙门，鱼肉乡里，是不甘落于国民党之后的。
淮城沦陷后的淮安县党部
从一九三八年开始，以韩德勤为首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由镇江而淮阴，而兴化，而东台，逐步退却，一直退缩到淮安县蒋桥乡的魏东庄。韩名义上是“省主席”，实际管辖范围等于一个“乡长”。这时淮安县的国民党县党部特派员李寿考，也随着淮安县长黄晋珩逃窜到乡下。县党部设在淮安东乡严家桥。由于当时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书记长是反CC派的牛践初，因而李寿考领导下的县党部，完全隶属于反CC派势力，主要成员有汤述周、姚汝山、朱天明等人(汤述周是从FF派跳过来的)。淮安FF派的几个头子，已跟着国民党中央跑往重庆；CC团的人也已星散，只剩下一个刘锡藩，不久又被特务枪杀。反CC派就独当一面，可是，好梦不长，一九四三年二、三月间日伪扫荡，以韩德勤为首的江苏省政府从淮安东乡逃往安徽阜阳。淮安县党部李寿考等也随同代县长牛作善(牛践初之兄原任涧北办事处主任)，逃往扬州，挂起“淮安县党部”招牌。这时，流亡在扬州的淮安富商，还经常受到他们的敲诈勒索。
死灰复燃的县党部
一九四五年旧历八月十七日淮安第一次解放，一九四六年秋国民党继续挑起内战，解放军主动从淮安撤退。这时逃窜在扬州的淮安县长牛作善、县党部特派员李寿考，又卷土重来，县党部内又添了一个秘书何寿鸿(淮安南乡人)。他们带来了大批“还乡团”，都是过去的乡、保长和地主、流氓一类的坏蛋，俨然是一群虎狼，无恶不作。不久，省党部又派来了一个身兼CC、反CC、FF三派的蒋辉祖(淮安城区东门水巷口人)做县党部书记长，周士嘉、曹镇藩做三青团负责人(周、曹皆淮安城区人)；于怀玉(车桥三庄人)做特务室主任。这些死灰复燃的反动党团机关，虽然在垂死挣扎，但作恶的本性依然如故。他们首先宣布在淮安解放一年中曾任城、乡保甲长包括学校教师，一律要自首悔过，大施其敲诈勒索的伎俩。由地方驻军政治部、县府、党部、特务室，合组一个特委会，专门会审共产党嫌疑犯，不管是哪一类的人，只要扣上共产党的帽子，有钱的倾家，没钱的送命。每次下乡，从我根据地抓来一批基干、民兵，甚至是小康的群众，带进城后都由这个特别委员会审讯，施用毒刑，诈财逼供，最残酷的是用铁丝穿过手心，把人送上西门外渡船，名曰“过渡到江西”，实则船到河心，就把这批铁丝穿手心的人，统统推入河中灭迹。当时还有一个“感化所”，是变相的黑牢，所有嫌疑犯，都送到“感化所”去“感化”。“感化所”所长欧锡同，淮安人，个性极其残忍，对于被关人犯，先以释放为饵，勒索大量金钱，等到他的目的既达，依旧不免于枪决或秘密杀害。至于没钱的贫苦群众，因涉及嫌疑，冻死、饿死在所里的不知凡几。“还乡团”里的一批恶势力，在城郊附近的农村里，打击报复，倒田倒租，不知牺牲多少善良人民的生命。
一九四八年冬，淮安第二次解放。树倒猢狲散，国民党淮安县党部内部派系斗争也从而宣告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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