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淮安在全国的地位考略淮水安澜·陈凤雏-老淮安

秦末汉初，淮安境内曾设置淮阴侯、射阳侯、东阳侯、盱眙侯等侯国，并出现韩信、陈婴、枚乘等一批杰出人物，这是淮安在中华文明史上初次登台亮相。然这段时间过于短暂，此后直至东汉末年，淮安长时间的默默无闻。

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群雄割据，南北分裂，淮河成为群雄和南北政权之间天然的分界线，位于淮河、运河交汇处的山阳，位于淮河、泗水交汇处的淮阴，位于淮河和汝颍诸河交汇处的盱眙，其军事地位凸显，先后升格为郡、镇。广陵郡治亦曾迁至淮安。南方政权视淮安为都城的北门，往往派都督将军亲自镇守，淮安境内发生多次大规模的战事，淮安之战往往决定一代王朝的兴起或消亡。战争虽给淮安带来严重的灾难，但破坏快，建设也快，北方人民大量向淮安集聚，洪泽湖和白马湖周边沃壤的开发，都为淮安由军事重镇向经济都市转变准备了条件。淮安于此时在中国历史上崭露头角，确立自己的地位。

○ 唐代被列入十大紧州

隋唐时期，淮安开始走向辉煌。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即设总管镇楚州。唐开元中，定天下州府为“四辅、六雄、十望、十紧”，“四辅”为京城四面之州郡，其余的雄州、望州、紧州的遴选都以城市的自然地理条件、人口及经济发展状况作依据，楚州被列入十大紧州之一[1]。盛唐以后，紧州名录虽经数次调整，但楚州始终包括在内。紧、望、雄、辅及京城总计31名（不包括大都督府及边境都护府）。如果我们要给当时的楚州排个名次，综合各方面因素，当列全国30名之前[2]。

其时，山阳县亦升为望县，全国计1573个县，列望县的仅85个。

唐代楚州的繁盛，有几个重要因素。一是隋炀帝开通京（长安）杭运河，运河在淮安入淮，使淮安成为漕运要津。虽然唐中叶以前，朝廷对南方的漕粮和贡赋依赖性不大，但自天宝之乱后，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唐室遂专赖长江一带财赋立国，漕运量日益加大，岁运江淮米增至120万斛，在运河沿线重要州郡设转搬仓，凡江淮运米暂储此仓，楚州即设转搬仓于城北。另外，运河的便利，也为楚州的贸易发展创造了条件，“公私商运充实，四远舳舻往来”，越商胡贾及日本、朝鲜商人，也常到楚州和泗州经营，新罗人在楚州经营煤炭和水上运输业，楚州和涟水均设新罗坊；二是楚州的盐业兴盛，“唐盐课四十五万石”[3]，涟水和盐城所产盐，都在楚州集散，所谓“擅利巨海，用致沃饶”，朝廷在楚州设有盐监；三是唐帝国重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这对位于淮河入海口的楚州港尤其显得重要，不对外开放，楚州的交通优势地位无法凸显，一旦开放，楚州港就和长江口、珠江口、钱塘江口的城市一样，展开了飞翔的翅膀。著名的日本圆仁和尚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日本国19次遣唐使，有11次从楚州港出海归国。他还记述了朝廷在楚州设有接待外国使臣的驿馆和接待官员，并记载了新罗人在楚州的活动、唐室对新罗人的管理及楚州的风土人情等。又，唐室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无论是到东南亚等地的南线，还是到东北亚的北线，都要在楚州中转。四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兴盛。刘禹锡《送李中丞赴楚州》诗有句云：“万顷水田连郭秀，四时烟月映淮清”，白居易《早发楚城驿》诗有句云：“荷塘翻露气，稻垅泻泉声”，两诗均反映了楚州田园风光。楚州水产品也很丰富，淮白鱼其时已很著名，有司欲列为贡品，地方官因贡品害民遂力阻不行；手工业以纺织、造酒为主，《唐书·地理志》载，楚州贡赀布、纻布，后又有孔雀布的生产。酿酒业多集中在城东樱桃园一带，其地有刘伶台，杜康桥，供奉酒圣、酒仙。

由于楚州地理位置重要，朝廷多派重臣任楚州刺史，著名的有宋璟、李泌、李听等，后来均位至宰相、国公。唐代著名诗人吉中孚、赵嘏均出生于淮安，唐诗人李白、韩愈、刘禹锡、白居易、崔国辅等都游览过淮安，留下了大批的诗作，尤其是白居易诗作有9首之多，其中《赠楚州郭使君》起句云“淮水东南第一州”，对淮安的城市作了客观的定位，从此成为评价淮安的经典名言。

○ 北宋为全国设市易务的22个城市之一

到了北宋，淮安的经济进一步繁荣，首先是得益于漕运。因宋王朝经济更加依赖南方支撑，漕运量比唐代大幅度增加，大中祥符初，经楚州的漕米运输高达700万石，另有菽100万石[4]，约是唐代的6~7倍（后额定岁漕600万石），宋建都开封，即为迁就江淮漕运。当时漕运线路有两个节点，一为真州（今仪征市一带），是荆湖、江南、两浙漕粮集中由长江入运河的港口，淮南江浙荆湖发运使（相当于后来的漕运总督）驻真州；一为楚州，漕船在楚州北神堰由运入淮。13世纪以前，运河流向是由南向北，一路挟诸湖之水入淮出海，故运高淮低，入淮口水势浩大，“堰度舟，岁多坏”。宋初，曾以淮南转运使乔维岳权知楚州，以保漕运。景祐三年（1036），朝廷“诏知真、楚州自今并兼管勾催遣纲运事”[5]，当时发运使（漕督）在楚州设有行署，以淮南转运副使常驻淮安。常驻北神堰为漕运服务的士兵计有五~七万余人，后“楚州北神堰，真州江口堰修水闸成功”，“以时启闭，漕舟果便，岁省堰卒十余万”[6]。楚州堰卒遂减至2万人左右。元丰七年（1084）后，副使只于真州本司连书发遣，遇春运拥并，即轮一员至扬、楚、泗州，以来提举催促“[7]。

漕运的发展带动了水利、仓储、造船各项事业的发展。

水利主要工程有开故沙河、龟山运河、遇明河、通涟河，修水闸，疏浚河道等。

仓储元丰三年，徙扬州废仓300余间置泗州，约储谷百万石。加上泗州原有南北二仓，计可储谷250万石。时真州、楚州均设转搬仓。

造船元丰三年，诏真、楚州各造浅底船百艘，团为十纲，入汴河行运。淮安漕船厂当建于彼时。

黄山谷甥洪炎在楚州写诗咏运河云：“凿渠而漕，首淮江尾，舳舻岢峨，连樯千里，青雀翩翩，彩虹嶷嶷”[8]反映了当时漕运盛况。

漕运的发展也带来商业的繁荣。熙宁六年（1073），朝廷同时批准在杭州、楚州设市易务[9]，市易务只在“边境和重要城市”设立，其任务是估定物价，收购市场滞销货物，待市场缺货时再卖出，借贷官钱及赊售货物给商贩，采购政府部门所需的物资。元符三年更名为平准务。市易务设提举和监务等官，负责管理、监督及收税。以后，市易务虽或裁或设，但楚州的商业则经久不衰，各地的货物由江入运、由海入淮集中到淮安。市易务为王安石推行新政所设[10]。七年，“提举楚州市易司蒋之奇奏景彰（监楚州市易务、著作佐郎王景彰）违法籴买商人的物货”，“又勒商贩不得往他郡”等造假、垄断行为，王被停官降职处分[11]。这反映了新法的弊端。

期间，淮安的盐业仍然兴盛，仅涟水海口场，平均年销盐11.5万余石。然由于管理不善，奸吏侵贪，常使盐业生产受到破坏，大中祥符五年（1012）4月，通、泰、楚州盐亭积欠丁额盐计14万石，有诏除免。天圣六年（1028）复诏“除通、泰、楚三州盐户宿负，官助其器用，盐入优与值，由是岁增课数十万”。熙宁三年（1070），规定涟水军等处课利仓场（盐场）官员由朝廷选拔任命。元祐年间，由于盐产大量积压，“诸路减价卖盐数多”，朝廷增加食盐储存量，情况有所改变[12]。

其时，楚州的酿酒业也得到发展，开始酿制曲酒，当时酒有大酒、小酒之分，一般乡镇都有酒户。“天禧初，小酒户被下令停废”，此后酿酒业主要被一些大户控制，并受到税收政策的保护”。除酿酒外，“丝麻纺织业亦较发达，生产的绢、绫、苎布和孔雀布还作为贡斌，每年都有规定的上缴额。元丰年间，楚、泗二州每年各需上贡绢10匹[13]。

为保护漕运，朝廷加强了对运河的治理，淮安的农田水利亦连带得到发展，农业生产除特大水、旱年份外，一般都有相应的保障。元祐六年（1911），苏轼称“访闻扬、楚之间谷熟米贱”。七年又称“舟过濠、寿、楚、泗等州，所至麻麦如云”[14]。苏轼过泗上诗云：“黄柑紫蟹见江海，红稻白鱼饱儿女”，反映了淮上人家的丰足。然此时淮安农民忧患亦多，感叹“丰年不如荒年”，丰年朝廷则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有求死不得者”。另外，谷贱伤农，亦往往给淮安农业发展带来不利因素。当然，这是整个封建王朝的积弊，举世皆然，并非淮安如此。

淮安当时的对外交通依然具有优势，楚州高丽馆已成为当地名胜，张耒回淮时即与人宴会其中。

楚州城的人口，元祐间有3万户，（苏轼赠徐积诗：“楚州三万户”）。3万户约10万人，这还不算漕军和商人等大批流动人口。这在北宋时并非小数字。

据方志载，楚州城中高楼池馆林立，著名的有何家楼、筹边楼、东园楼、南楼、北轩、西阁（苏轼为之起名曰“仰公”）、东亭、寄亭、望淮亭、瑶真馆、栖凤堂、华衮堂、杨氏园、高丽馆及太平兴国观等。苏轼、张耒、黄庭坚、米芾等人在淮安留下大量的诗文作品。

北宋时楚州仍列为十大紧州之一（真州列为上州，次于楚州），其地位应比唐代有所上升，特别是楚州市易务的设立，在全国尚属首批，比其他地方约早二年。所设之地除边境外，都是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地方，全国计22处[15]，已知有汴京、杭州、楚州、广州、成都、蘷州、黔州、秦州、大名、惠州、凤翔、真定、扬州、永兴、安肃军、瀛州等城市，此事反映了楚州当时在全国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如果要搞一个全国城市排名，我想应可列在20名左右。

○ 南宋的边关重镇

到了南宋时期，由于宋金以淮河为界，楚州成了南宋的边关重镇。绍兴五年（1135），韩世宗以京东、淮东路宣抚制置使兼河北诸路招讨使置司镇楚州。后淮南东路镇抚、都统、制置、安抚及转运五司长期开府山阳，并设楚州团练使、兵马钤辖、兵马都监等武官，楚州成了南宋王朝抗金前哨，“郡居江北既严护于近畿，路出山东更扫清于小丑，兵卫森罗既作淮壖之重镇，舟师毕集又居海道之要冲”[16]。宋金在楚州发生过多次战争，楚州保卫战往往解除了南宋朝廷的危机。

此时楚州的漕、盐、商利大部丧失，再加长期战乱，风光迥异昔日。然当宋金暂时和平共建期间，淮安生机尚时时呈现，表现在为官署及战争、国防服务的各项行业兴起，朝廷在山阳县谢家设税场。遇到丰年，淮安大米乃有运至浙江销售者。淮阴县成为朝廷接待北使的口岸，建有驿馆。特别是与楚州相邻的盱眙，朝廷于绍兴十二年（1142）置榷场，和金国进行边境贸易，派官员管理并收税，南宋许多商人都运货来此交易，盱眙街市货如山积，品种繁多，乃至盱眙人不知道当地有买不到的商品。据时人笔记称，每年榷场的税收，除支付贡金国的银两外，尚剩余半数。同时，盱眙设有岁币库，贮存每年输往全国的银绢。金国亦在盱城淮河对岸的泗州设有榷场，年收税5.34万贯。盱眙呈现出历史上少见的繁荣。

○ 元代马可·波罗笔下的“甚大城市”

元代黄河夺淮，给淮安农业生产带来一定的不利因素，又，朝廷发展海运，岁漕300~350万石，给淮安的漕运业又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然淮安路依然被列为紧州，政府在淮安境大力发展屯田，先后建有洪泽万户府、安东万户府，清口黄河万户府等。沂郯万户府官署亦设在淮城，即明清淮安府衙内。淮安屯田户数最高达19909户，屯田亩数达40377666亩（山阳县、安东州、泗州、海宁州），为全国之最，约为位列第二的大都路之3倍[17]。后朝廷将淮安路改为淮安府路，以淮南江北行省参政、枢密院都事、淮东道副使等兼任淮安军政长官。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所著《马可·波罗行记》中，记载了“淮安州城”，称其“是一甚大城市”，“其城有船舶甚众，并在黄色大河之上”，“此城为府治所在，故有货物甚众，辐辏于此”，“有不少城市运货来此，由此运往不少城市，惟意所欲”。“应知此城制盐甚多，供给其他四十城市之用。由是大汗收入之额甚巨”，根据波罗所记，当时淮安的商业、盐业及交通运输依然很兴旺，从屯田看来，似乎最初黄河夺淮时给淮安农业的危害还不甚巨。

○ 明清时期的“运河之都”

明清时期，淮安府城上升为全国前十名的大都市。淮安城市地位的确定，已不靠京、畿、雄、望、紧州的排列和其他资料作推测，因其时已有人开始对城市进行排名。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一位作者列了一份全国最大城市的清单，清单上所列城市排序如下：北京、南京、杭州、镇江、广东（州）、福州、苏州、松江、淮安、扬州、临清、济宁、仪真（征）、芜湖、景德镇[18]。根据此表，淮安城名列第九。到清代康熙三年（1644），彼德·冯霍姆率领荷兰使团经过淮安时，旅行日志称该城是中华帝国的第八大城市[19]。清嘉道年间，《清朝野史大观》（卷七）载文称：“清江浦为南北孔道，当乾隆嘉庆时，河工极盛；距二十里为湖嘴，乃淮北盐商聚集之地；再五里为淮城，乃漕船必经之所。故河漕盐三途骈集一隅，人士流寓之多，宾客宴讌之乐，除广东（州）、汉口外，虽吴门亦不逮矣！”这虽然是私人笔记，然有一定的可靠性，据作者以为，其时淮安在全国的排列仅次于北京、广州、汉口，超过了苏州，因此，我们亦可据此推定，当时淮安在全国的排名又当前靠，约在第五名左右。

今人研究明清时期淮安城（包括乾隆二十六年划给清河县的清江浦镇，其实即今淮安市区的建成区范围）的五大经济支柱为：漕、盐、榷、河、驿，并将其优势发挥到极致的程度。

漕即漕运，这是淮安经济最强大的动力和辐射源。由于黄河夺泗、夺淮的缘故，增加了漕舟由运河入淮（黄）的难度和航行的风险，故从明初开始，朝廷将督理漕运的重任，交给镇守淮安的武官。永乐帝迁都北京后，专命平江伯陈瑄驻守淮安督理漕运，并在淮安设立漕运镇守总兵府。景泰二年（1451），复设总漕部院于淮安，总漕兼巡抚淮、扬、庐三府（后增加凤阳府）和徐、和二州（后增加滁州），又称漕抚，漕抚与漕运总兵合称文武二院。至万历二十七年（1599），文武二院合二为一，由漕抚兼管漕军，改称漕督。下辖江北水陆13营39卫所，其中在府境为7营。为了配合漕运，朝廷复在淮安设刑部分司，以审理漕运中的不法行为及漕军与沿岸地方的纠纷，当时规定与漕运有关案件都必须到淮安审理，所在地方不得插手，只能移交；又设工部分司，主管造船，在板闸至清江浦设立大型漕船厂；设户部分司，主管漕仓；后又在板闸设淮关，征收市肆门摊费及船钞。淮安城自此官署林立，“官省吏舍，冠盖相望”。漕督在淮城西门外设盘粮厅，所有漕船（包括回空载货船）都经盘查后，才得放行，往往滞留多日。漕运人员在淮安的消费，又大大促进当地商业服务业的发展。清初，漕督一度时间兼凤阳巡抚，淮安实际上成了苏北和皖北的省会。下设海道、淮海道、淮扬道及漕储道并河标兵。当时淮城“市宅竞绸画，被服穷纤绮”[20]，人口越来越多，三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道光十年，山阳县有54.35万丁[21]，比1丁比2.5口算，亦有135万人。有关漕运盛况，研究的文章很多，本文只举其大略。

盐即盐运。明代正德十年（1515）建淮安坝批验引盐所于河北，隶两淮都转运盐使，“据十场津要”。时淮北盐运分司设于安东，淮北盐商均萃居于河下及河北，年分销钢盐额15万多引，每引约200斤。府属海、赣、盐、阜、安等地场灶所产盐，均由盐河运至河下集散，行销地一如元代，达40余州县。明《正德淮安府志》称湖嘴（即河下）：“鬻盐、榷关，商贾辐辏，转轮阜通，衣被宇内”，又邱濬诗：“十里朱骑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此诗既反映了河下当时的盛况，也含蓄的说明了当时淮安城正在取代扬州，成为运河上最繁华的都市。

清代，淮北盐运分司及淮北盐总商均驻河下，河下进入最繁盛的时期，甚至超过郡城，清人吴锡麒在乾隆五十八年称之为“万商之渊”，“富有无堤，甲于他镇”，与此同时，与河下仅隔一条盐河的河北镇，亦因盐利，成为“郡北屏藩”。该镇有东里和西里，“相距几二十里”。“盐官所在，食力之家不下数千户”。（其实，这句话还有所保留，因为在纲盐改票后，河北失业的盐业打包工人就达万人，聚众请愿，几被官府作为叛乱镇压。）当时的河下，高堂广厦，林池骈立，有各种私家园林近百处，可与洛下媲美。房屋“墙壁垒石为基，煮米屑糍为计，以为百年计”[22]。

康熙乾隆年间，盐引数未见变化，但每引重量递加至688斤，两淮盐商年缴纳引价银共35.25万两，余课银计60万两，合计95万余两。此后，由于商人偷机使诈，盐利逐渐“归公者少，归商者多”，道光十年（1830），淮北纲盐积欠至5700万之多，遂有“纲盐改票”之议。

道光十一年，纲盐改票后，原设于山阳河下的淮北盐栈改设于清河西坝，依附盐业为生的人口也纷纷迁往西坝，西坝遂迅速扩展，“闾阎相接，日以浩繁，土著赁地以居货，游客结屋而招商”“其客多辇金腰玉，豪贵间游”，“三月行数十万引”，“食力于其间者统计殆万余口”，“其时，受豢养于盐商之巡缉队，共弁目兵丁，其数亦不下千人”[23]。总体来说，西坝盐业虽不能与河下相比，但从河下迁至西坝，其盐利仍在今淮安市区转移。

榷即榷关。明永乐十六年（1416）在板闸设户部钞关，同时设工部抽分厂驻清江浦。宣德四年（1429），榷关止收船钞，“量其船之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当时，全国的商业渐渐集中在长江下游与运河两岸的两条线上。“万历六年，各地商税课钞数，南直各府州（江苏安徽全境）全数达一千三四百万贯。殆占全国四分之一，而淮安一府独有二百余万贯”。（见钱穆《国史大纲》）。据此计算，明代淮关所榷商税，约占全国商税总额的二十五分之一左右，可以称为“天下第一关”。难怪至清代，满人争做淮关监督，朝廷额定满汉官员各一，以满人为主。清乾隆年间，淮关（含所属海关、宿关）统计正额银25.43万两，道光间，岁征正额银及盈余银36.43万两。其实淮关岁盈余银要比上缴的多得多，据清人笔记，同治年间，满人穆克登布多方营谋关督之职，任职4年间，捞取私蓄有30万两之多[24]。其时，板闸民间有言，“一任关官，三代不穷”。一首《淮阴竹枝词》称“板闸人家水一湾，人家生计仗淮关，婢赊斗米奴骑马，笑指商船去复还”。此词反映了当地人附食淮关的情况。咸丰、同治间，朝廷多次以淮关银拨充军饷，咸丰六年（1856），一次就拨淮关银20万两给江南粮台备饷。淮关对于地方建设亦有所裨益，修路造桥，兴办义学，建造园亭寺庙，著名的码头灵济祠、清江慈云寺、板闸爱莲亭都是淮关出资兴建的。淮关于民国16年始裁撤。

河即河工。明代为了保护运河漕船畅通，总河官员在淮安设有行署，入清后总河多驻清江浦。综合治理黄、淮、运河及洪泽湖。当然漕运官员也参与其事，如陈瑄开清江浦河即是一例。清康熙皇帝把“漕运”、“河工”与“三藩”合称三大政，可见河工在当时朝廷心目中的重要性。清初在淮、黄、运河险段设有河兵营，负责修防保卫。清雍正七年（1729）设江南河道总督于清江浦，下辖淮扬道。淮海道、淮徐道及河库道等，又在各要地设24厅。立河标兵24营，分汛把守。朝廷每年发给南河（即江南河道署）维修银450万两，若遇决口，再增拨银两，最多时一次拨上千万两。应该说，朝廷对治河是舍得花钱的。但所发银两，据清人一致看法，只有十分之二三用在河道治理上，清江浦成了清王朝最大的财政漏斗。晚清思想家薛福成称，河工银两“实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其余以供文武员弁的挥霍，大小衙门之酬应，过客游士之余润。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务极奢侈”。当然，我们也不能一概抹煞河官们的功绩，毕竟数百年间，漕运是通畅的，淮扬里下河的人民，也只有少数几年“几成鱼鳖”，多数年份还是安全的。有几位河道总督，治水成就及为官清廉方面至今为人称道，他们对淮安城市，特别是清江浦的城市建设亦颇多贡献。清江浦在明代时，虽处于南船北马，舍舟登陆的要地，并设有工部造船厂及户部常盈仓、抽分厂，但总体来看，并不很发达。明文征明《夜宿清江浦》诗云：“清江闸畔水纵横，回首南来十二程。书寄故乡何日到，寒兼羁思一时生。月明村店人烟少，风递严城鼓角明（鸣），物色扰愁诗更苦，怪来春梦不能成”[25]。又近年在水门桥南尚发现明代墓葬。这都说明，当时清江浦繁华地段，只集中在少数交通要地。然至清代乾嘉期间，清江浦已是“两岸市肆栉比，数十里不绝”，据资料记载，当时清江浦及相邻的运河沿线，聚集有54万人之多，“五方杂处，百货山列”。山阳人黄钧宰的笔记中称，“清江上下十数里，街市之繁，食货之富，五方辐辏，肩摩毂击，甚盛也！”“曲廊高厦，食客盈门”，“一日之内，不知其几千百家也”。这都得益于河工。这也为以后淮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西移，打下了基础。

驿即驿传，实际是指交通地位，淮安为南北通衢，南方人进京都要由江入运，在清江浦下船乘车北去，以规避黄河风险及运河漕运时禁止客船通行的困难。北方人亦到清江浦登船前往江浙或湖广。当时淮安设有淮阴驿、清江驿、金城驿、山阳驿等，均为一等极冲，王营镇有众多的骡车店，往北方“日发千车”；河下则设有大批快船，由人雇用南行，厉鹗诗《淮城使风暮抵扬州》云：“三百里程消一日，芦花吹雪到邗沟”。

河、漕、盐、榷、驿给淮安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吸聚了大量流动人口，萧文业文章称“从板闸至清江浦，民人大半在官”，“在官”即吃公家饭。河、漕、盐、榷、驿，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往来流动人口的消费，河工和造船需要大量的材料，这都为淮人和来淮经营的人提供了大量的商机。嘉庆年间，淮城有首名谣，称“南城方，北城汪，中间隔个陶木桩”[26]，这方、汪二户都是经营水利材料的大户，陶木桩本为市井无赖，偷机木材生意发财，遂与方、汪并列。

明清时期淮安的工业、手工业，主要为酿酒造曲，制造仿古鎏金铜器、制鼓及造船等。淮安造曲，年用大麦20万石，产品主要供京城造酒，明漕运总督曾上书朝廷，建议停止生产，朝廷未允；造船主要为漕运服务，清江督造船厂有4大厂82分厂，共有工人6000名，明弘治三年（1490）至嘉靖十三年（1534）共造船2.95万艘，平均年产670艘。仿古鎏金铜器有仙鹤、鼎炉等，明人称“几可乱真”。淮安鼓“紧绷密钉，晴雨同声”，被朝廷确定为衙门登闻鼓[27]。这些产品，反映了淮安劳动人民手工技艺的高超。淮安酿酒，明代有著名的珍珠酒、苦蒿酒，清嘉庆年间有淮安延寿酒、山阳陈坛酒、清河双辣酒，传承了淮安酒乡的盛名。其时，适应当地人和流动人口消费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官员和商人的享受，全国驰名的淮扬菜亦在淮安诞生并发展。

淮安的农业，只能说在艰难中维持生产。乾嘉时期，山阳农民对人甚至耻称自己仍以务农为业，这反映了淮安鼎盛时期，农业劳动力的流失，及农业生产在整个经济中地位的下降。

综上所述，淮安是漕运总督驻节之地，而漕运在运河运输中占最大的比重。淮安是运河，也是天下第一税关——淮关的所在地，税收量在全国举足轻重。淮安为两淮盐区特别是淮北盐的集散地，“天下盐利淮为大”。淮安是运河、淮河、黄河及长江的水利中心，江南河道总督的驻地。淮安为全国最大的商埠，徽、闽、浙、晋、湖广及江苏各主要商埠的商人都在淮安建有会馆。淮安为运河的交通枢纽，客货运输通达江、淮、黄、运沿岸各地，清江浦且是南船北马换乘之地。淮安又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是运河文化的代表，中国最早的运河（邗沟）即在淮安与扬州之间开凿。因此，我们断定，“运河之都”非淮安莫属。

其实就今天的淮安来说，在运河沿线仍占至关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京杭运河的苏北运河段，是当今整个运河最繁忙的黄金水道，运河50%以上的运输量集中于此，而淮安又处于苏北运河的中心，建有淮安、淮阴两座三线船闸和南水北调枢纽工程，运河与淮河入海水道之水上立交工程为全国仅见。淮安还建有主跨为亚洲第一的徐盐高速公路运河特大桥和跨运河、盐河、淮沭河等五河，桥面为全国最宽的双塔双索面斜拉桥——淮安五河口大桥。

清末至民国年间，由于各种原因，淮安的漕、盐、榷、河、驿等优势相继消失，经济暂时走入低谷。今天的淮安人正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奋起直追，为创造新的辉煌而努力，我们期盼，有朝一日，淮安会重现“壮丽东南第一州”的雄姿。

注释：
[1] 见唐《通典·职官》和《新唐书·地理志》。
[2] 见《江苏通志稿·大事记》：“兴元三年十二月……楚州山阳升望县”。钱穆《国史大纲》第三十八章：“时望县八十五，南方只有二十县”。
[3] 南宋《新编方舆胜览·土产》引唐《郡县志》云。
[4] 见钱穆《国史大纲》第三十八章有关漕运的资料。
[5]、[6]、[7] 均见《江苏通志稿·大事记》之《宋（一）》部分。
[8] 《续纂山阳县志·杂志》。
[9] 《江苏通志稿·大事记》：“（熙宁）六年正月大丁卯，在京市易务勾当公事孙迪同两浙、淮南东路转运司制置杭州、楚州市易务利害以闻”。
[10] 见1999年《辞海》缩印本424页《市易司》、《市易法》两条目。
[11] 见《宋史·食货志》。
[12]、[14] 上述资料均引自《江苏通志稿·大事记》之《宋（二）部分》。
[13] 引自《淮阴市志·史略》。
[15] 1999年《辞海》缩印本424页《市易法》条。
[16] 宋《新编方舆胜览·四六》。
[17] 《中华文史论丛》（1983.4）王颋：《元代屯田考》。
[18]、[19] 美·黄宇仁《明代的漕运》。
[20]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风俗》。
[21]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民赋》。
[22] 王光伯：《山阳河下志》。
[23] 《光绪丙子清河县志·乡镇》。
[24] 《清朝野史大观》卷八：《满员贪鄙》。
[25] 清阮元著《石渠随笔》卷五。载《笔记小说大观》，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
[26] 清慵讷居士《咫闻录》卷六。（同上）
[27] 清阮葵生：《茶余客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