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淮阴县是否就是今淮阴县?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就应考证秦时淮阴县究竟置于何地，才能源出有本，论之有据。如果只凭舍本逐末的一些穿凿之说，就轻易作出“定论”，不容他人置喙，那是违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这里，我们不揣浅陋，根据有关史料，试对古淮阴县作一些考证，以期开展有益的探讨。
(一)秦时淮阴置于淮安
淮安，“秦置淮阴，晋改山阳”，这是为诸多史志所确认的。我国当代历史学家郭沫若在其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中标明：“淮安，春秋属吴，战国属楚，秦时置淮阴县。”王力教授在其主编的《古代汉语》中，对《史记·淮阴侯列传》也有如下注释：“淮阴，秦县名，在今江苏淮安县。”《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有载：“淮阴即淮安异名也。”另据明刻版《淮郡文献志》记载：“山阳县汉置淮阴县，莽改嘉信县，晋山阳县，后魏淮阴郡，东魏淮阴州……”(见“郡县沿革二”)在《淮郡考》一节中，更有这样一段记载：“淮安府兼治淮之南北，不谓之淮阳也。汉以陈州为淮阳国(笔者按：据《汉书·地理志》注，淮阳国，高帝十一年置。莽曰新平，属兖州)，隋以陈州为淮阳郡，宋以陈州为淮阳军，以其在(淮)水之北也。而吾淮则谓之淮阴，以其在(淮)水之南也。淮阴，即今山阳之境。”此外，各种版本的《淮安府志》，均有同样记载。
上述史志表明，淮安不仅早在秦汉时期就是古淮阴县的治所，而且在历史建置上又多次有过淮阴郡县的称谓。所以，秦时淮阴即今日淮安，实乃源有所出，决非今人可以妄断的。
那么，秦汉时期的淮阴县有没有置于今淮阴县码头镇一带的可能呢?让我们来考证一下清河县和码头镇的建置历史，也就可解此疑团了。“清河县，本泗州清河口地，宋置清河军、清河县”(见《淮郡文献志》)。“码头镇，地处淮、泗之会，为北魏郡置也，故当涂之故城也，宋清河县之城址也”。上溯其源，大清河北岸为淮曲之阳，汉时有“曲阳”之称；码头镇，秦时属薛郡“下相”之地，西晋改称“泗口”，东晋始称“马头”，初置“淮阴县城”，以后又有几百年时间，地处“涟水县界”，北宋始置“清河县城”(见万历元年、天启六年《淮安府志》)。由此可见，秦汉时期码头镇及大清口一带，只有“下相”、“曲阳”之称，从无“淮阴”之谓。因此，断言秦时淮阴故城“只能在今码头镇或其附近”，显然是缺乏历史依据的。
若谓这些史料不足为证，我们还可翻阅一下最早的《汉书》：“临淮郡，县二十九(无考者从略)：徐(莽曰徐调)、取虑(属今邳县)、盱眙(莽曰武匡)、僮(莽曰成信，属今沭阳)、射阳(莽曰监淮亭，属今淮、宝地)、睢陵(莽日睢陆，属今睢宁)、盐渎(属今盐城)、淮阴(莽曰嘉信，属今淮安)、下相、淮浦(属今洪泽)……”(见卷六“地理志”八上)再看一下《后汉书》：“下邳国，十七城：下邳、徐、僮、睢陵、下相、淮阴、淮浦、盱眙、高山、播旌、淮陵、取虑、东成、曲阳、司吾、夏丘。”(见卷十二“郡国三”)我们从这些郡国地理志中也可看出：秦汉“淮阴”，后置“射阳”，莽曰“嘉信”，晋改“山阳”，这就是今淮安之本。而从秦汉伊始就属下相、曲阳的码头、清河一带压根儿就与“淮阴”并置，岂可互为取代?《古淮阴市地望辨》一文(载8月23日《淮海报》)，采用不溯本源、舍远取近的说法，贸然论定古淮阴县即今淮阴县，实为言出无据，使人难以置信。
(二)码头并非秦时淮阴故城
秦汉以来，淮安不仅有“淮阴”、“山阳”之称，而且有“射阳”、“楚州”之谓。古以山之南曰阳，水之南曰阴；山之北曰阴，水之北曰阳。淮安以其地处淮水以南、射水以北而得“淮阴”、“射阳”之称；又以地处钵池山东南之“山阳池”而得“山阳”之名；还以淮水中分而享有“淮南”之别称。此皆源于同一地理之故。
淮安，秦时置“淮阴县”治所，西汉高帝二年(前205)改为“临淮郡”治所，武帝元狩六年(前117)设置“射阳郡”，东汉永平十五年(72)复称“淮阴郡”。东晋义熙七年(411)始置“山阳郡”，这才改“淮阴”为“山阳”，并在郡治增设“山阳县”。所以《重修山阳县志》遂有“考建置，先淮阴，次射阳，又次山阳”之说。在东晋时期，由于建置的变迁和地名的移更，虽然一度出现过山阳与淮阴并置的现象，但是这个“淮阴”已非秦汉时期的淮阴了。到隋代，山阳复称“淮阴”，同时又置“楚州”，一直沿至唐宋，宋以后才改为“淮安”，真可谓“分并离合，物换星移”。所以，唐宋以来，几被史志典籍称为“淮阴”、“射阳”，或者合称“楚州淮阴”者，皆系袭用旧称而实指“山阳”一地。如《宋史·张耒传》就称张耒为“楚州淮阴”人。而张耒也在其《思淮亭记》中自称“予淮南人也，自幼至壮，习于淮而乐之”。他还在诗文中自称“某为儿童，从先人于山阳学官”。不言而喻，这个“楚州淮阴”，乃是“山阳”，并非“码头”。再如《唐宋传奇选》对“楚州淮阴”援引《岳渎经》注解：“楚州，也称淮阴郡，约辖今江苏淮河以南，盱眙以东，宝应、盐城以北地区，州治在今淮安县。”
因此，认为唐张守节为《史记》作正义所说的“楚州淮阴”就在“今淮阴县码头镇一带”，实为一种误解。其实，张氏作正义时特地在“淮阴”前面冠以“楚州”二字，其意所指是不难理解的。否则，他何不正义为“码头淮阴”呢?
那末，北魏大将高闾所说的淮阴城是否就是秦时淮阴故城呢?我们不妨再来考证一下这座码头淮阴城的历史，便可识其“庐山真面目”了。据《清河县志》所载：“淮阴故城在旧清河县治东南五里。
按晋永和五年(应为永和八年——笔者)，北中郎将荀羡北讨鲜卑，以淮阴旧镇(码头)地形都要，乃营立城池……”这就明自地告诉我们：码头的淮阴故城是东晋建造的。无怪乎《清河县志》说：“似城创于此时。”
我们还可以再深入探讨一下：《史记·正义》曰：“淮阴故城，北临淮水，昔信去下乡而钓于此。”张氏考证出这个“淮阴故城”即唐代的“楚州淮阴县”，而不是晋代的“码头淮阴城”。退而言之，即使张氏不作这样正义，所谓“淮阴故城无疑是今码头镇或其附近”的说法也是难以成立的。据郭沫若所考，《史记》作者司马迁生于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距韩信死年(前196)不过几十年时间。如果说司马迁笔下的“淮阴城”真是“码头淮阴城”的话，试问此时的码头城从何来?岂不要变成“海市蜃楼”?!这恐怕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吧!
(三)唐时码头不称淮阴
东晋时期，码头虽曾一度改置“淮阴”，但不久就废置了。“清河”从北宋始置以来，历经元、明、清三代，都属“淮安府”统管，直到民国三年(1914)，才复称“淮阴县”而沿至于今。自隋唐至北宋，码头既未立“清河”，也不称“淮阴”，而是先后隶属于涟水和宿迁境下，一直与山阳连界。这一疆域沿革，也是被诸多史志所记载的。据萧令裕《清河县疆域沿革表自序》云：“清河始见于宋史，宋以前为何地史无明文。”又云：“自唐至宋，此地未立清河，亦无桃源(即今泗阳)，只为宿迁县境下，与山阳县连界。”(见《淮安艺文志》)唐代史学家杜佑也在其《通典·州郡》中证实：“马头郡，涟水县详此，是时为涟水界，隶泗州。”据《旧唐书》载：“泗州，中，隋下邳郡。(唐)武德四年(621)置泗州，领宿预(宿迁)、徐城、淮阳(此淮阳县地处宿预淮水之阳，非河南陈州淮阳郡——笔者)三县。贞观元年(627)省淮阳县入宿预，以废邳州之下邳、废涟州之涟水来属。”我们再考证一下“涟水”和“宿迁”的条目，对唐时“马头”的隶属关系就更加清楚了。“涟水，隋县。武德四年置涟州，乃分置金城县。贞观元年废涟州，省金城县，以县属泗州”；“宿迁，晋宿预县，元魏于县置徐州。州移彭城县，隶泗州。(唐)天宝元年(742)以犯代宗(李豫)讳，改‘预’为‘迁’，仍隶徐州”(以上均见卷五《志第十八·地理一》)。这就可以看出：唐时码头，无论隶属涟水，还是从属宿迁，都无“淮阴”之称。
那么，唐代的“淮阴郡”，或者分置的。淮阴县”，究竟是何处呢?《旧唐书》也有记载：“楚州，中，隋江都之山阳县。武德四年(为)臧君相(占据)归附，立为东楚州(时盱眙为西楚州)，领山阳、安宜(宝应)、盐城三县。八年(625)废西楚州，以盱眙来属，乃去‘东’字。天宝元年改为淮阴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楚州，领山阳、盐城、盱眙、宝应、淮阴五县。”(见卷五《志第二十·地理三》)这就证实：唐时所称谓的“淮阴郡”或者“楚州淮阴”，都是指的“山阳”，而不是“马头”。那么，与“山阳县”同时并置的“淮阴县”是否就是“马头地”呢?新旧《唐书》对此亦有明确记载：“淮阴，武德七年(624)省，乾封二年(667)分山阳县置于隋旧废县。”所谓“隋旧废县”，乃为隋时被废置的“淮阴县”，当然不是“泗州马头”。请看《隋书》：“江都郡，统县十六(除山阳外均略)：山阳县(旧制山阳郡)。(隋)开皇初(581)废山阳郡改为淮阴郡。十二年(592)并置楚州，改淮阴郡为淮阴县。大业初(605)(楚)州废，(淮阴)县(复)并入(山阳)焉。”(见卷三《志第二十六·地理下》)这就是说，这个与山阳县并置的“淮阴县”，是在唐初立东楚州时，还是由山阳分割而置的，它与隶属泗州的“马头”毫无瓜葛。具体说来，山阳东南与盐城、南与宝应、西南与盱眙接界之境统称“淮阴”，县治所均置于山阳县城。所以，唐时的淮阴，就是今天的淮安，与今淮阴县码头镇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四)北宋以来的清河码头
从北宋设置清河县起，历经元、明、清三代，码头镇一直归属清河治下，也从不称“淮阴”。《淮安府志》和《清河县志》均有同样记载：“清河县城池，旧在大清口(地处码头镇北十余里的大清河北岸)，南宋成淳九年(1273)为淮安置制使李庭芝所筑。元泰定中，河决城圯，县令耶律不花请迁河南岸甘罗城，地辟水恶，居民鲜少。天历元年(1328)达鲁花赤啥麻再迁小清口之西北(即今淮阴县之旧县村)而无城。”明末清初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谈史方舆纪要》中，也以其所见述称：“时清河县无城。”至于甘罗城之说，明一统志无载，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则称“传为甘罗葬处，事无可考”，只不过是“故老相传”而已。我们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码头镇故城，最早建于东晋永和年间；大清口故城，始建于南宋末年，小清口则从无城池；而最晚的清江浦县城(在今运河南岸)，又建于晚清同治四年(1865)。因此，把历史上的古淮阴说成就是今淮阴县，显然是有悖史实的。
那么，宋代以来的清河县(包括码头镇)与素有“淮阴”之称的山阳县(即淮安)又有什么关系呢?《明史·陈瑄传》和《明史纪事本末》对此均有详实记载：“永乐十三年(1415)三月，罢海运粮。陈瑄董漕运，时江南漕舟坻淮安(因当时运河与淮河的水位落差较大，难以逆流而上)，须率陆运过坝，逾淮(河)达清河，劳费甚钜(巨)。瑄用故老言，自淮安城西管家湖(即今河下湖嘴以南之西湖)，凿渠二十里为清江浦，导湖水入淮，筑四闸，曰移风(即板闸)、清江(即大阐口)、福兴、新庄(即天妃闸)，以时宣泄。又缘湖十里筑堤引舟，由是漕舟直达于河，省费不訾。”从此，码头镇这才成为“南舟北马”转运之地，商旅聚集，市场繁荣。而淮安从秦汉以来一直是府、郡、县所在地，元设淮安路总管府，明清设淮安府，统领海、邳二州及山阳、盐城、清河、安东、桃源、沭阳、赣榆、宿迁、睢宁九县，到清雍正年间，淮安府才改统山阳、清河、桃源、安东、盐城、阜宁六县。历经元、明、清六百多年时间，淮安与清河这种统属关系一直没有改变。因此，“两城在城市形态、布局及城市内部的房屋质量都相殊异”(引自阮代三《三城并联的淮安府》)。上溯历史建置，我们可以看出：从宋代以来的码头镇，也只有“清河”之称，并无“淮阴”之谓。如果就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而言，清河和淮安更是不可比拟的。
(五)古称淮阴即今淮安
淮安，这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从秦汉始称淮阴以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无论废置淮阴还是复称淮阴，“淮阴”这个历史旧称，在实际上已经成为淮安的代名词了。这一被历代文物典籍所证实了的建置上的变异，并不是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咏淮纪略》早对淮安城内的“淮阴市碑”题句释云：“淮阴县已非，谁识淮阴市?万历一碑题，建置传伊始。”嘉靖淮安知府陈文烛，曾于万历元年(1573)在为《龙兴寺碑》所撰碑文中写道：“晋永嘉二年(308)，庾希镇淮阴，于清风门内里人夏氏宽所施墩地四百余亩，筑坛建刹(在今淮安新西门内文通塔东侧)。”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高宗南巡，在御题《过淮安城》诗中，也写有“汉淮阴是晋山阳”的诗句。我们从这些文献碑刻中足可看出：古称淮阴，即今淮安。
此外，历代出生于淮安的文人疆士，习惯沿用旧称“淮阴”来表示自己故里籍贯的，更不乏其人。如晚唐诗人赵嘏，生于淮安城北纸坊巷。他自称是淮阴人，而且在《忆山阳》一诗中更称“家在枚皋旧宅边”(枚皋旧宅在今河下古枚里)。明代《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生于淮安河下打铜巷。他在为浙江长兴县城撰写的《梦鼎堂记》、《圣井铭并叙》和《长兴县令题名记》等碑文中，都落款自署“淮阴吴承恩”(碑文尚在)。即使到了清代，这种袭用旧称的情况仍屡见不鲜。如出生于淮安城内羔皮巷的山阳才女、《笔生花》作者邱心如，还有著名的温病学家吴鞠通，都生于淮安而自称淮阴人。历史上的淮安文人，所以喜爱袭用“淮阴”旧称，一是取其名称古老，二是求其文字典雅。这些都是由淮安特定的历史渊源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因此，把历史上所称谓的“淮阴”说成就是今天的淮阴县，完全是一种误解。
今天，也还有人习惯于把当今周恩来、邵震中和孙凤武等人说成是“淮阴人”。不过，这样称谓只是“取其市称，略其县名”罢了。假如千百年后人们再对他们的出生籍贯引起争议的话，总不会否定他们生于淮安这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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