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叫我学造船” / 杨家盛-老淮安

我的父亲杨俊生(189O－1982)出身于淮安市板闸镇①的一个工商业者兼地主的家庭。随着时代的变迁，运河在南北交通运输的作用上，已逐渐被铁路所代替，两淮经济特别是板闸镇的工商业日益衰退，到我父亲年幼时，家道已中落。当时正处于政治腐败，人心思变的清代末叶。父亲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十四五岁时，开始接触康粱的维新思想，很爱读《饮冰室文集》。十六岁(1905年)东渡日本求学，结识孙中山等革命前辈，思想趋向激进，于是参加同盟会，投身于解救民族危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洪流。

武昌起义爆发，父亲奉命回国，直接参与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斗争。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着眼于未来，特地抽派一批年轻党人再去日本继续学习。父亲常常回忆中山先生对他的谆谆教导：“中国海域这么大，有几条轮船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一定要学技术，建立自己的造船工业和培养造船专家!”——“建立自己的造船工业”，“使自己成为中国的造船专家”便成了父亲毕生奋斗的伟大志向。

一九一六年．父亲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造船专业，一九一九年毕业后到长崎三菱造船所商船设计科任工程师，并在三菱高等工业学校兼课。帝大学历硬，三菱待遇高．父亲又和母亲——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小学教师西村郁子(日本人)结婚，旋即生下我姐姐。然而，父亲毫不迷恋于小家庭的温暖幸福的生活，时刻不忘中山先生的嘱咐，于一九二四年毅然携带妻儿回到上海，着手建立中国的造船工业。母亲爱日本也爱中国，积极支持父亲为祖国干一番事业。

然而，事与愿违，此时偌大的上海，精华地带已先后被几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武力侵略，竟然在神圣中国领土上，划分为外国“租界”；沿黄浦江一线多是外国人开设的洋行、轮船公司、造船厂、仓库……。这早已没有中国人插足的余地了。

这时，多灾多难的旧中国，正陷入军阀混战、各霸山头的分裂局面。中山先生几经危难之后，也仅能“偏安”于两广一隅之地。我父亲回国后一筹莫展，不得已先去日商东华造船株式会社任设计工程师。可是在这里，虽然做同样工作，中国人工资却低于日本人一半。二年后，东华因经营不善而倒闭，父亲经过四处奔走，好不容易向银行贷了一笔几千元的款子，买下它的部分机器，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创建“大中华造船机器厂”——“中华”前面还特意加了个“大”字。父亲始终珍惜这一得意之作：他一生就是盼望中华振兴、中国人能够扬眉吐气呵!

然而，“大中华”仅有其名，厂基还不得不向日本大阪商船会社租用江浦路上的十多亩土地；五年限期一到，日商停租。“大中华”无地容身，又办不下去了。父亲不得已求救于“海上闻人”杜月笙，经杜向浚浦局局长宋子良说情，宋叫该局英籍总工程师查德利随便在江边找一块荒地，后来便指定上海东北角由淤泥堆积起来的复兴岛给“大中华”使用，父亲只好在一片荒凉的土滩上开始了艰难的创业。

父亲两手空空，又想办一点事业，于是不得不将“大中华”登记为“无限公司”②。这固然是为了张罗资金增加方便，但破产后担当的风险也就更大。父亲自任厂长兼工程师，就在自家亭子间③里设计图纸，母亲也帮助描绘。“大中华”开头仅有职员四人，先从修船着手，后来陆续建造了“长风”、“正大”、“天赐”，“天行”等轮，业务也蒸蒸日上，逐步发展起来。特别是“天行”是“大中华”自己制造的第一艘破冰船，父亲一次设计成功，这在当时的中国航运界引起很大的反响。

一九三四年“大中华”仅凭一个工棚、一台剪冲机和一台三星滚筒车，便承造载重两千吨的航海客货轮“大达号”，又一次引起了航运界、造船界的极大震动。但父亲毕竟长于技术而短于经营，宽厚有余而警惕不足，终因经营不善，用人不当造成巨额亏空而濒临破产境地。因为是“无限公司”，连住家也被法院封了门。此时此刻，父亲正处于山穷水尽之际，幸赖当时法学界权威人士，亦即后来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先生鼎力支持：一面以律师身份为我父义务出庭辩护；一面拉拢金城银行周作民(淮安人)、民生轮船公司卢作孚和永利制碱公司范旭东等民族企业家中的“三巨头”出面帮父亲渡过难关——“大中华”改组为“中华造船机器厂股份有限公司”，由卢作孚先生任董事长，我父仍任厂长。从此工广又逐渐有了起色。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三十年代初，我家住在上海四川北路底，距离日本文化商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不远，父亲常去买书，又都用日语交谈，因此结识内山先生，进而又认识了鲁迅先生，于是他们常在内山书店小楼品茗攀谈。父亲历尽甘苦，深感刨业艰难，不免向鲁迅先生倾吐内心的苦闷。鲁迅先生听了以后，总是从积极方面鼓励我父亲努力发展我国造船工业，并希望他为中国人争气。我那时虽还年幼，因懂日语，也常常随父亲去找内山先生。父亲和内山先生、鲁迅先生亲切攀谈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抗日战争前夕，中华厂承建江西贵溪等地的铁路大桥。父亲估计到建造这些桥梁是为了备战，因而从设计到施工都格外认真。他亲临现场，吃住在工地，得了疟疾仍坚持不退。浙赣铁路上的桥梁刚刚完工，日军已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侵略战争。父亲立即将带去的和新购的一些设备，辗转运到湖南湘乡，打算在那里开办中华分厂。无奈在日本侵略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敌人还没有来，先放一把大火烧毁了长沙全城，也烧掉了父亲辛勤办厂支持抗战的一颗炽热的心。他不得已只身冒着弥天的战火，返回已成“孤岛”的上海租界。

这时，地处租界外的中华造船厂，已被日军侵占，父亲只好闲居在家。大汉奸周佛海和父亲早在日本留学时就相识，积极拉拢父亲去汪伪政权任要职，而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的头目，获悉我母亲为日本人，更千方百计拉关系，要我父去已被日军侵占的江南造船所任所长。父亲估计如果正面推辞，反遭迫害，于是用皈依佛门作为掩护，借以周旋于日伪之间。他在家里设佛堂，供佛象，穿袈裟，晨钟暮鼓，拜佛念经，十分虔诚。母亲对此也配合默契，夫妻俩似乎都成了佛门信徒。我和姐姐那时也都已懂事，母亲偷偷告诉我们：那些都是为了蒙混人的，好像梅兰芳“蓄须明志”，决不给日本侵略者演戏捧场一样。母亲还料定日本侵略者必败，要我们懂得忠心报国的道理。

在那段环境险恶，岁月艰难的日子里，父亲白天靠袈裟伪装看破红尘，夜晚却独自躲在门窗密闭的小房间里收听重庆广播，关心抗战局势的发展。收音机也是托一位姓吴的朋友改装的。从外面看只有中波段，里面即有一个短波开关。父亲本来就精通日语、英语，粗通德语，此时，又跟一位白俄学习俄语，因而在解放后阅读俄文科技资料毫不吃力。直到八十多岁已完全退休家居时，他还孜孜不倦地学习法语，真可算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

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中华造船厂回到我们中国人手中，但已是一副烂摊子了。父亲曾满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和叶在馥、辛一心等同辈造船专家联名上书国民党政府，希望能从日本战败赔偿中提取部分款项作为基金，以振兴中国造船工业，结果自然只是书生的一片痴情，犹如石沉大海。那些接收大员名为“接收”，实为“劫收”，个个乘机又大发其“胜利财”，哪还管什么民族工业的发展前途呢?!

可以想见，中华造船厂虽然勉强复工了，但从厂房到机器都破烂陈旧得不像样子：大部分是皮带机床，没有镗床，吊车，甚至连分厘卡也没有，再加上物价飞涨，工人也无心生产，有些老师傅甚至宁愿拉黄包车④去另谋生活出路。正如中华造船厂副厂长何光耀同志在一篇回忆文章里所说：“杨俊生先生纵然有志、有识、有才，并且施尽浑身解数，惨淡经营二十余年，也始终未能摆脱阴霾的笼罩，恰如盐碱土地上长不出好庄稼一样，在旧中国发展造船工业太困难了!”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败局已定，父亲渴望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夜晚秘密收听来自解放区的邯郸电台广播；同时他又结识一位姓李的地下党员，得知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其中技术专家的期望，于是定下心来设法保护工厂，迎接解放。果然，上海一解放，父亲便成了党的高级统战对象，他先后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接着他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造船厂早在一九五三年便笫一批被批准为公私合营的企业，生产蒸蒸日上，如今已拥有六千多名职工，能成批制造万吨轮，并向许多国家出口。

父亲还特别重视教育事业。解放前后都兼任过同济大学、交通大学造船系的教授、系主任。一九五六年又经国务院任命为上海造船学院副院长。此外，父亲还长期担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我从交大造船系毕业，一九五○年去英国留学，取得学位后又转去荷兰船舶研究所工作。父亲全力支持并鼓励我在国外要多学习，又教育我特别注意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振兴自己国家的造船工业。到了一九五四年他便急不可待地催促我回国参加祖国建设。

父亲离开家乡几十年，生前一直眷念着故乡淮安的一草一木，始终以未能重返板闸老家去看看为憾事。一九五四年，父亲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大会期间，有一次在小组会上曾和周恩来总理交谈，发现彼此口音颇接近，曾向总理说过他自己也是淮安人，因此双方谈得很亲切，话也说得多一些。

记得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一天父亲忽然告知家里人说：“你们想不到吧!淮安县居然派人到中华厂找我，要我给故乡制造一点设备，我当然遵命照办了。”

在十年浩劫期间，父亲也和其他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样，横遭摧残，备受磨折，但毕竟亲眼看到拨乱反正、国家中兴，内心感到由衷的喜悦。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六日，父亲以九十二岁高龄逝世于沪寓。当时致送花圈、发来唁电的单位和个人有全国政协、全国工商联、荣毅仁、胡厥文、交通大学、中国造船学会、上海市造船学会、上海市委统战部以及各大船厂等。参加追悼会的有全国政协副主席刘靖基、交通部副部长程望、六机部副部长程辛、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杨槏等共三百五十余人，备极哀荣(关于追悼会实况当时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曾分别作了报道。附件也作了适当删节)。

编者附记：作者杨家盛同志系杨俊生先生哲嗣，现任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江苏省政协常委。家住上海。

注释：
①板闸镇距城十五华里，位于淮安淮阴之间，面临大运河，水陆交通都很便利。现为淮安市所属32个乡镇场之一。
②无限公司：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由两个以上股东组成。股东所负的责任，以他认定的股本为限，这就是有限公司。如果股东对公司债务负有无限清偿责任，那就是无限公司。
③亭子间：上海楼房里的小房间。位置在楼梯中侧或者厨房上边，矮小、黑暗而且气闷，租金比较低廉。
④黄包车：即人力车。完全凭借人力拉牵的一种落后交通工具，由于来自日本，又名“东洋车”。解放后已逐渐被淘汰。

附件一

上海中华造船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张定鸿同志在杨俊生同志追悼会上悼词

同志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我们造船工业界老前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国造船工程学会顾问、全国人大一、二、三届代表，原中华造船厂厂长兼总工程师杨俊生同志。

杨俊生同志，因年高体衰、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于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六时四十分，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二岁。

杨俊生同志，一八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县板闸镇。早年留学日本，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为了推翻满清政府，振兴中华民族，参加了由孙中山先生等组织的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他中断在日本的学习，毅然返回祖国，参加这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推翻满清政府以后，杨俊生同志又遵照孙中山先生“要发展中华民族造船工业”的指示，重返日本，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船舶工业科。一九一九年大学毕业后，任三菱造船厂工程师兼高等工业学校教授。一九二四年，杨俊生同志在造船学科方面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谢绝了三菱厂对他的挽留，携妻带儿，返回祖国，决心为发展中华民族造船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回国以后，杨俊生在中国银行界资助之下，创办了大中华造船机器厂，自任厂长兼总经理，于一九二六年十月正式开始营业。

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二十年代，民族工业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就上海地区的造船工业来看，主要权益全部掌握在英、法、日等帝国主义手里，杨俊生同志办厂，为民族工业争得了一席之地。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上海人民，中华造船厂也被日寇侵占，杨俊生同志振兴祖国造船事业的雄心壮志，化为泡影。

杨俊生同志虽在日本留学、工作多年，但当日寇侵略祖国大地的时候，却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一九四○年，汉奸周佛海受汪精卫之托，请杨俊生同志出任伪职，被他严词拒绝。日寇请他担任江南造船厂厂长，他坚决不干。

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杨俊生同志惨淡经营，想干一翻事业，但由于外商排挤倾轧，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他根本不能实现发展祖国造船工业的愿望。

解放前夕，曾有人劝杨俊生同志抽取资金去香港，他却坚定地表示要留在上海等待解放，迎接新中国诞生。

解放以后，杨俊生同志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响市人民政府各项号召。一九四九年九月，他听了陈毅市长在上海各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就把自己存有的黄金美钞兑换给人民银行，他积极认购公债，积极捐款购买飞机大炮，支持抗美援朝。

一九五一年，他就积极主动向政府申请公私合营。一九五二年，“五反”运动后，中华造船厂被评为“守法户”，杨俊生同志激动地表示“愿把一身老骨头献给政府”。一九五三年元旦，中华造船厂光荣地被政府批准为第一批公私合营单位，杨俊生同志继续担任厂长兼总工程师职务，之后，他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写文章畅谈企业公私合营的优越性，并在同行业中广泛宣传，推动了上海造船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九五四年后，杨俊生同志光荣地被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这对他鼓舞很大。他认真学习，积极工作，深入基层，有时甚至工作到深夜。他不顾身体不适，坚持去海上试航，他曾多次要求将中华造船厂改为国营企业，并要把自己的股金献给国家，一九五八年，他主动放弃定息，表示要对国家多作贡献。

十年内乱期间，杨俊生同志受到不应有的冲击。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心情振奋，激动地说；“除了四害，国家前途大有可望”。他虽年高体衰，但仍尽力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近年来，他行动不便，但仍关心国家大事，对党的三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示坚决拥护。

杨俊生同志的晚年，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关怀。部、公司、厂等各级领导，民主党派的负责人，经常去拜访他。去年，日本颇有声望的造船专家古贺繁一先生来沪讲学时，也专程登门拜访杨老，表示了对这位造船界前辈的尊敬。

杨俊生同志为发展祖国造船工业奋斗了半个世纪，被人尊称为中国造船界“四大金刚”之一。解放以后，他还先后担任过上海造船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一机部船舶局技术顾问、上海造船学院副院长、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等职。他通晓日、英、俄、德四国语言，擅长商船设计及建造，还发表过多种学术论文。杨俊生同志还任过同济大学、交通大学造船系教授、主任等职，为培养我国造船人才作了贡献。

杨俊生同志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的一生，是为发展造船事业竭尽全力的一生，在他一生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仍惦念着祖国的造船事业。在去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他以“孙中山先生指示我学造船”为题，在《工人日报》上发表文章，他说：“抚今追昔，使我更加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建设新中国。我今年九十多岁了，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四化建设及祖国统一作些力所能及的事”。这一段话，很好地表达了杨俊生同志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深情。

现在，杨俊生同志离开了我们，使我们造船工业失去了一位老前辈、老专家，我们感到无限悲痛。我们今天悼念他，就是要学习他坚贞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学有专长，卓然成家的钻研精神，学习他为祖国造船事业奋斗终生的可贵精神。

可以告慰的是，杨俊生同志生前十分关怀的中国造船工业，近年来已经有了较大发展，由他亲手创建的造船厂也己今非昔比，大有变化。目前，全厂职工，正在党的领导之下，为造船工业打入国际市场而努力奋斗。我们坚定地相信，祖国造船工业扬眉吐气、兴旺发达的局面必将到来。

杨俊生同志，安息吧!

一九八二年二月九日

附件二

杨俊生同志追悼会在沪举行

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上海市民盟常委、上海市工商联执委、中国造船工程学会顾问、原中华造船厂厂长兼总工程师杨俊生同志因病在沪逝世，终年九十二岁。

杨俊生同志追悼会，于一九八二年二月九日在龙华火葬场举行。

追悼会由交通部副部长兼上海船舶工业公司总经理程望同志主持，上海船舶工业公司董事、中华造船厂党委书记兼厂长张定鸿同志致悼词。

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六机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联、中国造船工程学会、政协上海市委、上海市委统战部、上海市国防工办、上海船舶工业公司、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机电一局、民盟上海市委、民建上海市委、上海市工商联、上海市造船工程学会、上海市科技学会、中华造船厂等单位送了花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任委员胡厥文同志、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胡子昂同志，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同志、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上海市委副主席张承宗同志，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中央副主席苏步青同志、上海市副市长赵祖康同志等献了花圈。

出席追悼会的有六机部副部长程辛同志、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刘靖基同志、政协上海市委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谈家桢同志、政协上海市委常委、中国银行董事徐国懋同志、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杨栖同志等三百五十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