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其人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一字叔耘，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原籍浙江上虞，出生于江苏淮安，是我国近代卓有成就的金石考古家。
对罗振玉其人，史学界颇多争议，有褒有贬，毁誉不一。为了对罗振玉的出身家世、历史功过以及学术成就，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正确的认识，这里想以我的所知所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他作一些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罗振玉生于晚清同治年间，死于抗日战争中期。他一生所处的时代，正是列强瓜分中国，清廷腐败无能，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国人志士致力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然而，他所走过的道路，却是“有正有歧，参错相交”，可以说是“功在于学，过在于政”。
罗振玉擅长考古，治学有方，具有极其丰富的金石文字知识，著述极广，造诣尤深，成为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学术界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一生最大的业绩，就是在“国势倾危，外患频仍”的情况下，不惜毁变家财，抢救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把大量佚散的文物古籍一一赎回，甚至同国外的学者进行交流，把流失到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和日本东京等地图书馆和博物馆的遗物，摄影复制，考撰成文，“叙述其源流始末，辨证其内容真伪，发挥而广大之”，对学术研究确有“继往开来，去伪存真”之功。但是，他在政治上却极端保守，反对变革，与前进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从排斥康有为、粱启超变法维新开始，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以后，逐渐走上“勾结日寇，复辟帝制”的汉奸道路，终于堕落成为废帝溥仪的“保皇派”，充当了伪满封建王朝的忠实卫道士。这就可以看出，罗振玉的一生，是“瑕瑜互见，功过并存”的一生。因此，当代文史学家谢国桢在为《罗振玉年谱》作序中，不仅毫不掩饰地指出罗在思想方法上“硬把日本的军阀与日本的学者等类齐观，进而勾结日本军阀，建立伪满洲国，诚错上加锘也。祸国殃民，罪无可逭。虽其晚年颇有忏悔之意，也不能辞其咎”，同时也非常客观地承认罗“在近代学术研究史上，确有其贡献……对于祖国文化事业的业绩，理应予以肯定”。如此一分为二的评价，可以说持论是公允的。
罗振玉的家世
据《罗振玉年谱》记载：清同治五年(1866)六月二十八日，罗振玉出生于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南门更楼东(今罗家巷)寓所。
罗氏原籍浙江上虞县永丰乡。早在嘉庆、道光年间，他的曾祖父罗敦贤(希斋)、“历佐盐河幕，流离江淮”。祖父罗鹤翔(翼云)，为“江苏候补布政司理问，以廉能为大吏器异”，道光二十三年(1843)，“以催漕获盗功，保知州。历知泰兴、赣榆、高淳、江宁诸县事”。咸丰二年(1852)十月，“率于高邮任所”。继祖母方氏“倾俸余置宅于淮安河下罗家桥”，十年(1860)，“罗家桥宅毁于兵燹，乃别于郡城南购置更楼东赵宅”，这才正式定居于淮安。
罗振玉的父亲罗村勋(尧钦)，“历署江宁县丞、海州州判、徐州经历、清河县丞”；叔父罗树棠(仲宣)，“官终遂昌教谕”。其父娶城内丁光桥优贡生范以煦(咏春)的长女为妻，纳河下丁氏为妾。范氏共生五男五女．在兄弟排行中，罗振玉居三，一姐四妹。此外，还有偏房庶出兄弟。
罗氏宗族在淮南泾河、越河一带广有田产，但到罗振玉出世以后，随着人丁繁衍，婚丧不断，加上年岁饥馑，五谷不登，家境开始中落，收支日趋拮据。罗振玉的长兄罗振鋆(佩南)，二十四岁过早病殁；二哥罗振镛(颂西)，婚后另于三条营购置房，分户立业；四弟罗振常(子经)，则由他亲授课业，携带左右，帮助寻访碑刻，搜集丛残。民国三年(1914)，随罗振玉由日本回国后，遂挚眷寓居上海汉口路，以开设《蟫隐庐》书店为业；五弟罗振銮，三岁夭殇。长姐嫁小鱼市口东举人何福谦(益三)，亦早亡。罗振玉早在弱冠之年，就帮助母亲范氏主持家政，支撑门庭。十九岁娶流寓在淮安的广东籍范玉麟(振之)长女为妻，二十七岁丧偶，三十岁续山阳大河卫籍丁氏女为继宅，丁氏先祖蒙古人，系曾任山西巡抚的丁宝铨族妹。
罗振玉出身在这样一个“世代从幕，恪守清训”的封建家庭，师传父教，耳濡目染，对他后来因循守旧，复辟倒退，走上“充当汉奸，保皇求荣”的反动道路，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他家藏甲骨，古籍较多，自幼就得天独厚地饱读经史，触类旁通，确实为他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特别是他的外祖父范以煦，著有《淮蠕小记》、《淮流一勺》以及《楚州石柱题名考》等手稿数十册，这对他从事考据，酷爱论证，更是起着启蒙和导源的作用。
罗振玉的一生
罗振玉天资聪慧，智力过人。十六岁就从他父亲的受业师李岷江诵读易、诗、书三经。他在八岁那年的端午节，随大人初入街市，乍见铁工锻铁，怪问何物，李师告之。他叔父遂以“铁打铁”三字命对，他应声答曰“柯伐柯”。叔父疑非己出，命再对之，答曰“人治人”。由此也就可见他在幼年的思想抱负非比一般了。他十六岁赴杭州应童子试，以第七名秀才入县学。此后曾两次参加绍兴乡试，均未能中举。在十多年的时间内，他以陆游的集句“外物不移方是学，百家屏尽独穷经”，作为座右之铭，用以自勉，做到足不逾户，专心致学，习颜书，辨异文，考字源，刊谬误，搜集和校议甲骨文字、碑版铭刻以及各种文物典籍，写成大量的考释论证文章。此外，还为诸生捉刀为文，或代书院阅点课卷。二十五岁至三十岁，馆于山阳刘氏和邱氏，借以充实学资和家用。三十一岁与邑人蒋伯斧合作，离淮赴沪创办“学农社”，同年创刊《农学报》，“购欧美日本农书，移译以资考究”，后又创设“东文学社”于上海新马路梅幅里，在江、浙一带广为招生，聘请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官员任教，专门培养日语翻译人才。戊戌政变后，开始登上反对实行新法的政治舞台。
光绪二十六年(1900)秋，罗振玉应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聘请，至武昌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并报捐候补光禄寺署正。二十八年(1902)，任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次年十月，又应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召，充任两粤教育顾问。三十年(1904)六月，江苏巡抚端方委任为江苏教育顾问，十一月于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次年十月十三日，父亲在清河县任所逝世，乞假扶柩回淮。守孝未及一年，即被调入京，任清政府学部(相当今教育部)参事厅行走。三十三年(1907)，升学部二等咨议官，并巡视河南、山东、江西、安徽四省学务。次年充殿试及学部襄校官，阅农科卷及各科国文卷。宣统元年(1909)，补学部参事官，兼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以清室“遗臣”自居，同王国维等一起逃往日本，继续从事搜集整理和研究甲骨、彝器、简牍、敦煌文物等，并同王合撰了《流沙坠简考释》。1919年春回国，流寓天津，组织“东方学会”，提倡保存封建文化。1922年十二月，退位的溥仪在北京大婚，他同国内诸遗臣入贺，被溥仪召见，命他“遇事上陈”，并赏赐“贞心古松”遍额，他“感激殊遇”，于是自号“贞松老人”。1924年八月四日，应诏入直南书房，溥仪对他“赐对、赐餐”、命他与袁珏生、王国维一起检点宁寿宫、养心殿的藏器和陈设。同年十一月，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官，他同郑孝胥勾结日本军阀，将溥仪从醇王府护送到日本使馆。次年二月，又把溥仪移送到天津，住进日租界的“张园”，被溥仪委为顾问。
“九·一八”事变后，罗振玉积极配合日寇，参与成立伪满洲国，先后充任临时服务督办、监察院院长等职。1937年3月，因病辞官，退居旅顺。1940年5月14日逝世，葬于旅顺水师营西沟屯西南山之原，从此结束了他可贵而又可悲的一生。
罗振玉的成就
罗振玉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极其可贵的。他对学术事业的用功之勤和倡导自由研究之风以及严谨治学的方法、锲而不舍的精神，都是值得后人称道和效法的。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可以归结为两点：
一曰“著述繁多，价值珍贵”。他早在青年时期，就撰有《金石萃编校字记》、《寰宇访碑录校记》、《毛郑诗校议》、《千禄字笺证》、《粱陈北齐后周隋五史校议》、《新唐书世系表考证》、《艺文志校议》和《三国志证闻》等数十卷，到中晚年又撰有《殷商贞卜文字考》、《石鼓文考辨》以及《三代吉金文存》等专著，同时还著有大量的碑录、异序、补遗、校漏、题跋和铭文等文稿。他死后还存有大量遗稿，被山阳门人周作民(维新)出资汇编为《贞松老人遗稿(甲集)》八种，其子罗福颐又于1943年至1947年，先后在沈阳刊出《贞松老人遗稿(乙集)》五种。他一生著述之多，涉猎之广，令人叹服!
二曰“领域广泛，史无先例”。罗振玉所考证的文物范围和历史界限，可以说是上溯远古，下及清末，广漠浩翰，无所不涉。远起河南所发现的殷墟甲骨、新疆和甘肃罗布淖尔等地所发现的汉晋木简、甘肃敦煌所发现的唐人写经及已佚的古代典籍，洛阳和西安等地冢墓中的墓志铭，近至清宫内阁文库中所贮藏的元、明、清代的图书和历史档案以及大量的宫廷珍藏、出土文物、铜钱古币、印石卷轴等等。他都分门别类、撰有专著，持论有据，考证翔实，从而为我国的学术研究事业“树千年楷模，开一代学风”。
毋庸讳言，罗振玉一生功罪昭著，决非完人。他既有愧于历史，但更有益于人类，可谓“功不泯过，瑕不掩瑜”。今天，我们应该公正地承认：他为抢救祖国文化遗产和发展学术研究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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