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前，淮安的中等教育除有一所省立第九中学(四年制，校长张开轩，校址即今淮安师范)，一所甲种师范(二年制，后改为县立师范，学制三年，校长先后为姚汝山、周一峰等，校址在火星庙，即今勺湖公园东大门周围一带)外，还有一所县立初级中学(二年制，校长伍天伟等，校址在西长街南天妃官，其前身是尊孔学堂，主办人顾秋岚)。现据本人回忆所及，把三十年代初淮安县立中学的情况追述如下。
一、学校沿革及其概况
北伐后，随着民主思潮的影响和人们对文化教育的需求，省立第九中学扩大规模改为“省立淮安中学”，由四年制改为高初中六年三三分段制，原来的县立初级中学，同县立甲种师范即后来的县立师范学校，于1928年合并，成立了淮安县立初级中学，校址在菜市口西宝塔根，原系清末“魁文书院”(即今天的淮安县中学大门甬道和以西的整个操场)。
淮安县立初级中学成立后，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除扩大了操场、改建了面东的校门外，还新建了教室、扩建了礼堂。即使这样，当时该校的面积总和，还不足今天淮安县中学面积的五分之一，整个用房，除大礼堂外，不足五十间(文通寺内小楼宿舍不包括在内)。房屋款式陈旧，勉强用作教室。荷花池北后建的平房教室，虽注意到通风采光，但质量不高，建成后不久就濒于倒塌变为危屋。文体活动场所，仅有两个篮球场，东西套作一个足球场，风琴共有两架，图书楼上藏书不过数千册。体育器材、教学挂图、理化仪器等，更是少得可怜。这是由手政府发的经费不充裕之故。
学校经费，是由县政府二科按月拨交教育局发放的(当时淮安全县文教经费，统一由县政府筹集，其来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在田、赋征收税中有教育附加税；二是学田租粮(那时候东南西北乡拥有很大一部份学田，由农民耕种，租粮征收有专人管理，数字颇巨)。至于学费收入，学校如需添置教具、校具及修缮房屋等，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才能动支。
学校设六、七个班级，分初中和师范两部，均三年制。初中部双轨，有一个时期限于经费、生源等原因，只招一个班。师范部一贯单轨制，共办了六届，毕业生计有二百五、六十人。到了1934年师范部停招，也就成为单一的初级中学了。1939年2月日寇占据淮安，学校迁往淮安东南乡继续招生上课，每班生数原则上定为五十名，学生大多来自本县，极少数是邻县学生，但多不足额，全校学生总数在三、四百名上下。
初中部当时开设的科目，与今天基本相似，除语文、数学、英语、体育、音乐、图画外，余如物理、化学、动、植、矿物等都按先后顺序交叉开设。师范部基础课程与初中无多大差异，只是把物理、化学合并为《混合理科》，把生物改编为《农业概要》。但专业课的分量较重，三年中开设《教育入门》(等于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学》、《教育行政及组织》、《教育统计学》、《各种教学法》和《教育史》(包括中国和外国教育史)等六门。以上系必修课，另外还有选修课，如《日语》、《日寇侵华史》、《法制概要》等，时间安排在课外活动。
每周星期一第一节课，全校师生举行“总理(孙中山)纪念周”。其程序大体是：唱国民党党歌、读《总理遗瞩》、行三鞠躬礼、默哀三分钟，然后由校长或主任讲话。
初中和师范一年级新生，每周还有一节童子军课。童子军身着统一服装，上衣很像现在的夹克衫，下装系西装短裤，皮带两端镶嵌有铜质搭扣，上有“智、仁、勇”三字，另外每人一根长绳，按要求扎好后挂在皮带别钩上，进行一些架设、急救等训练活动。
教材大都是当时教育部审定的课本，唯国文课本仅选教其中的一部份，另外补充不少古典作品，讲授进度较快，并要求理解和熟背。总的来说，教材内容都有一定的深度与广度，特别是专业课程，开得多，分量重，接近于今天的高等师范院校。
二、行政机构及领导成员
学校在校长统一领导下，设有两处：教务、训育，两部：初中、师范，两室：文牍、庶务。有关课务工作由教务主任负责，有关学生管理工作由训育主任负责，部主任管理本部日常事务。文牍室工作相当于今天的秘书，庶务室工作相当于今天的总务。
当时担任一个中等学校校长的人，首先在学术上要有一点名气，在工作上要有一定能力，更重要的是必须有强大的背景，不然站不住脚。教员都是聘任制，校长有权聘请，也有权解聘。1933年前后，校长等行政领导成员更动情况简述于后：
(1)1933年以前
校长卢缵高，字绪承，淮安东乡卢滩人，住百善巷头，东南大学文科毕业生。身高体弱，为人正直，处世真诚，有学者风度，深受师生爱戴。
教务主任曹善祥，金坛人，东南大学法律系毕业，擅长史地和人物国画。为人精明干练，谈吐爽朗可亲，很受学生尊敬。据说他曾参加过高等文官考试，成绩优良，可是由于身材的高度限制，未被录取。
训育主任邓乐兰，如皋人，东南大学外语系毕业。体弱多病，但任职勤恳，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为人不苟言笑，学生背后呼之为“邓大太爷”。后因患肺病1933年初夏殁于淮安，年仅不惑，遗体在文通寺成殓。学校召开了追悼大会，全体师生参加，挽联、挽幛布满大礼堂内内外外。送殡之日，哀乐鼓号，凄切动人，师生袖缠黑纱，缓步徐行，两列纵队长达数百米，其庄严肃穆气氛，发人哀思。后由其妻及亲属护送灵柩回原籍。
初中部主任葛粱，字成之，淮安人，中央大学毕业，是当时国民党县党部常委，为人不多讲话，与同学无多接触。
师范部主任姚仁寿，字汝山，淮安人，省立第六师范毕业。是当时淮安教育系统中“三大元”之一(另两位是薛仲安、邵贵骧)，教育业务很熟，语言清晰而有条理，在当时教育界享有一定的名望。
文牍刘智侯，推安人，擅长应用文学，一度教授国文，平时能和同学促膝谈心，受人欢迎。生活简朴，是个寒士。
庶务周言纶，后来也充任教员。
其他工作人员，就不一一列举了。
(2)1933年以后
学校紧缩机构，合教务、训育为教导处，初中、师范不设部主任。
校长王景洙，字鲁泉，淮安西乡山阳沟人(现划归宝应)，中央大学毕业，商学士，住夯轮寺巷。为人淳厚，平易近人，工作踏实肯干。
教导主任郝雁题，字鉴唐，淮安曹甸人(现属宝应)，住十王堂市口。浙江大学毕业，教育学士，个子不高，工作有魄力，也有威信。
三、主要教职员
我在县立初级中学读书三年期间，任师范班教员的先后有三十人之多，现就其中印象最深，教学效果突出的作些叙述。
丁湘侯，清末秀才，身材很矮，担任师二、师三国文教员。他既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又有一定的话言表达能力，是当时较有名气的国文教员之一。他讲课时，声音洪亮，方法多样，且能突出重点，分析文章，层层深入，段落结构，交待得一清二楚，朗读课文，感情充沛，气如长虹，能把文章的感情倾注到学生心灵深处，收到潜移默化的效果。因此，深受大家推崇。缺点是他改作草率，批语笼统。
曹善祥，兼教师范地理，知识面广，教法灵活，上课时不带课本，不带挂图，讲到哪里画到哪里，说到哪里指到哪里，山脉河流，湖泊、城镇、铁路公路交通，了如指掌。特别是讲到人文地理、有关风土民情，讲到经济地理、有关工商财贸，都说得娓娓动听。
姚仁寿，教《教育入门》、《教育心理学》，业务熟练，有实践经验，课堂教学重点突出，能理论联系实际，举例生动有力，有助于记忆理解，系统性很强，从头到尾，基本上无闲言废语。由于课堂气氛活跃，学生注意力集中，课后不加复习，也能道出十之七八。
牛迪先，省立第五师范毕业，后又攻读数理专修科，教师二代数、师三几何。课堂教学井井有条，一字一板，稳重老练，从开始到结束，学生的思维活动总是处于积极状态。讲到重点难点，他用粉笔敲敲黑板，提醒学生：“大家注意”，因此，个个聚精会神，课后作业很少出差错。他教学最大的特点是：讲得精，解得明，不重复。缺点是他课后回家打麻将，作业不改，由学生互相校对，并且从不过目。但学生考试成绩都还可以，不能不令人折服。
此外，象顾思明、虞宣铎、管艺圃等几位教师，在教学中亦都各具特色，有一定的教学能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秦湘渔先生(清末附生)，古文基础深厚，在国文教学中久负盛名，深受人们的推岽，是当时淮安国文教员中的佼佼者。
然而，在当时任课教员中，不称职而滥竽充数的也确实不乏其人。这些人多是凭借地方势力或人事关系而挤进学校的，校长也无可奈何，只好互相利用而已。
在职员当中，如教务员孙竹屏，工作踏实，业务熟谙；文印员李重千、陈志洪及后来的詹玉蟾等，铁笔字颇具功力，字迹工整，所印讲义，既清楚又爽目，多受人们夸奖。
四、学生抗日救亡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举国上下，敌忾同仇，特别是爱国青年更是义愤填膺，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淮安也不例外。当时县立初级中学全体爱国师生都积极地行动起来。学生们首先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们书写、张贴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日寇从东北滚出去!”“雪耻救国、抵制日货”……同时还在课余时间，手持书有标语的三角形各色纸旗，高呼口号，列队上街游行。把日寇蹂躏东北的滔天罪行事先写好并背熟讲稿，于土地祠市口，院门口、县市口、府市口和北门城门口等这些人烟稠密的通衢要道进行宣讲(城南地段多由省立淮安中学进行活动)来往行人纷纷聚集听讲，连小商贩也暂停买卖，侧耳倾听，整个街道口挤得水泄不通。有些老太太听到日寇在东北枪杀我同胞、奸淫我妇女的兽行时，都骂不绝口，恨之入骨。象这样的活动先后进行多次，宣讲内容和水平一次比一次丰富、充实和提高。
同时，学生积极排练和演出抗日救亡的文艺节目，有快板，有对口词，还有话剧和抗日歌曲大联唱等，有收集来的剧本，也有自编自演的。话剧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打回老家去》和《沈阳城下》等剧目，笔者当时曾扮演《沈阳城下》中一个提着篮子的十三、四岁男孩。其剧情一折是，描写一个扛着米的妇女，带着孩子，在沈阳城门口买菜时的不幸遭遇：她无辜遭受日寇宪兵的殴打，日宪兵并摔掉孩子手中提的篮子，最后又用挎刀戳死了这个妇女……彼时彼刻，这个孩子见到妈妈倒在血泊之中，发出呜呜的呼叫声、哭泣声……舞台上的悲惨情景，无形中给人们的灵魂深处埋下了仇恨与反抗的怒火。
五、培养了一支教师队伍
在头十年的时间内，就师范毕业生而言，从甲种师范到县立师范，从县立师范到县立初级中学师范部，前后共培养了几百人，不仅完满地解决了当时淮安师资问题，而且还出现了饱和状态，所以县立初级中学师范部于1934年停止招生。
那时候，淮安城乡初等教育工作，多由师范毕业生去担任。初等教育又是采用四二分段制，即一二三四年级为初小，五六年级为完小。—般情况下，初师毕业生充当初小教员，高师(即今中师)毕业生则充当完小教员。
由于教师队伍的逐步形成，长时间工作实践的锻炼，教学相长，从而为解放前后淮安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人力上提供了有利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有不少人后来成了中小数的骨干力量，大多数人毕生勤勤恳恳地从事教育工作，例如韩选贤、赵彭鑫、尹贵金、顺竹岑等，都是县立师范和县立初级中学师范部毕业生，他们都坚定地为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了一生。但在抗战时期，也有个别的人丧失民族气节，充当汉奸卖国贼，或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还有一些人由于目的不同或其它原因，弃教经商或从事别的工作。至于县立初级中学初中部的毕业生，后来担任教育工作的，那是一小部份。
以上片断回忆，由于时间久远，了解与记忆不尽完善，讹误失真，在所难免，尚请知情者不吝指正。
作者附记：本文有些情况系由张福麟同志协助回忆，特此表示感谢。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