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各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田赋是位居首要的，其次是“契税”。
什么叫做“契税”呢?“契”就是民间买卖土地、房产所订立的契约。这种契约就是买卖双方凭着中间介绍人所成立的交易凭证。这种凭证，一般是用白纸书写的，所以统称“白契”。在国民党政府的法律上规定，没有向当地县政府投税的“白契”是得不到产权保障的。经过投税后，由县政府填发的契纸，加盖县政府红色大印的，称做“红契”。这就成了合法的契纸。
各地县政府设立的“契税征收所”，一般附设在“田赋征收处”内。抗日战争胜利后，因为税捐名目繁多，另成立了“税捐稽征处”。其人员编制，依照县份的土地面积大小、人口的多少，设主任一人，办事员若干人。县城内设办事处，各区、乡、镇设立征收所，办理各项税捐的征收、解缴业务。
“契税”征收的税率，一般按“契约”内载明的成交金额，土地按总额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按土地上、中，下三个等则，依据原座落地点的田赋等则，加以区别。上则的征收百分之五，中则的征收百分之四，下则的征收百分之三)，房产按总额的百分之五，计算应缴税金。
但在旧社会，一般土地或房产大部份都集中在豪门富坤的手中，他们把所购买或并吞别人的土地，房产，在契约内往往瞒骗等则，少写成交金额。征收人员，即按照土地座落地点，改正其等则，并将全县土地当时的价值，按等则列出征税标准，使一般狡猾豪绅无法取巧，少缴税金，但征收人员也有碍于情面，或畏惧豪绅的恶势力，而不敢按标准收税的，或者明知某某豪绅已购买土地、房产，而将“白契”压在箱底而不向政府投税，也不敢上门催促投税。因此，契税收入，并不旺盛。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三六年)，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下令各县试办“土地陈报”，明令规定，凡持有“白契”的产权人，在未向当地政府投税以前，不得申请陈报土地所有权。这样一来，各县的契税收入，陡然猛增，打破了历年的收入记录。
淮安县政府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县城沦陷以后，县政府迁移到淮东乡小南沟，一九四○年三月，黄相忱接任县长后，县政府又迁到金吾庄。因为当时地方财政收入锐减，县政府各机构不得不实行紧缩。原有的田赋征收处，仅保留主任陈汝勋一人、办事员许乃样一人，在各区区公所所在地，设立分征所，各按所辖地段，派办事员一人或两人，会同各坊“册书”(即催征员)办理征收业务。“册书”是无薪给的。
至于“契税”，名义上委章荣百为契税主任，袁崧生为办事员，实际上，他们两人，在县政府里办公，协助财政科科长屠端五处理其他有关公文。每月仅有少数业主前来投报契税，税金收入也只有数百元而已。
政府当局为了鼓励征收人员做好工作，规定在契税收入内，可以提千分之二点五作为奖金。但经办人员，为了避免得罪富绅豪室，不敢在“牯牛身上去拔毛”，所以奖金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屠宰税即政府向屠户征收宰杀牲畜的捐税。一般大城市，设有专门宰杀牲畜的屠宰场，屠户不准私自设坊宰杀，故屠宰税由政府部门派员在屠宰场内向宰杀牲畜的户主征收。但一般县份，除县城内有屠宰场外，四乡集镇，都是由屠户在当地宰杀，随时在集镇上出售，故税款必须派员下乡调查后征收。
各县县政府对屠宰税的征收，大致分为两种方式：对县城内和较大的集镇，由税捐征收处直接派员到屠宰场或集镇上，查明当天宰杀的牲畜头数，向户主征收捐税；在较偏僻的乡村，则由当地的乡、镇长负责代收。实际上，由乡、镇长每月负责向政府缴纳一定的承包税金，究竟宰杀牲畜数目多少，政府就不加过问了。
屠宰税征收的对象，以宰杀猪、牛、羊为主，其他偏僻省份，也有以宰杀驴、马、骡、骆驼为征税对象的。征税标准，以每头为单位，规定体重在若干斤以上的为一等，体重在若干斤以下的为二等。譬如：一等猪每头收税金十元，二等猪每头收税金七元；一等牛每头收税金二十元，二等牛每头收税金十五元，一等羊每头收税金五元，二等羊每头收税金三元。抗战前，币值比较稳定，税收也有固定的标准。抗战期间，币制贬值，物价飞涨，税收也水涨船高，漫无标准，征收人员，从中就可卖弄人情，征多征少，随意认定，国家税收，多数成了个人的囊中物，贪污舞弊之风，盛行一时。
沦陷期间，淮安县城内的屠宰场，已被敌人劫夺。四乡屠户宰杀的牲畜，又难控制，故屠宰税采取“包收”制度。由王金荣出面向县政府承包，每月缴纳税金三、五百元不等，政府发给的收据，由王金荣随便填写，也不给屠户，仅将存根联作为解缴税款的根据。
县会计主任魏诗典(字则予，扬州人)为稽核税收的负责人，王金荣每月对会计主任和助理员陈忠禄，都要“孝敬”一些。这是国民党政府内公开行贿的秘密。
牙税，即政府向中间商人(即过手商人，俗称“牙行”)征收税金。在旧社会，牙行有粮食行(又称六陈行)、柴草行、媒行(即介绍男女佣工的场所)、孵坊、油坊、酒糟坊等种类。这些行商或作坊主人，在开业前，必须向当地县政府填具申请开业的表格，注明经营行业、资本金额、营业地点等，经县政府税捐征收处调查核实，填发许可证(即俗称“牙帖”)后，始可开业。
牙税征收标准，按申请人填报的全年营业估计金额为基数，城镇以百分之五、乡村以百分之三为纳税标准。领帖时，即按此数缴纳税金。以后每年按营业的旺盛或衰退，于换领新帖时增加或减少税金。
民国二十年(1931年)，国民党政府在大城市开始征收商业牌照税和营业税后，“牙税”这一古老的名称，在偏僻地区的县份，仍然存在，但收入多数为征收人员听中饱，政府方面，可称是徒有其名，代人受过而已。
淮安县在沦陷期间的牙税，是由章荣百出面向县政府承包的。他在四乡委托当地的“册书”(即田赋催征员)代收。每年仅向县政府缴付税金五、六百元。其实收数字只有他自己知道。
“牙税”经办人员，收到商人的申请书后，不立即填发牙帖，要等待申请人向他们送过“人情”礼后，才派人去调查、核实，他们的利益，就在这些“人情”礼上面，这也是公开行贿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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