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刘树农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二年了。他那慈祥的容貌，特别是闪烁着智慧、坚毅之光的双目，却时刻在我的脑海望显现。
刘老师一生刻苦学习，勤于思考，不仅善于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学术思想上也独具特色，更难能可贵的是，老先生虽然经历三个朝代(满清、民国、新中国)，年届九十高龄，却仍能随着时代的脚步，不断前进，就在他逝世前半年，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有这样几件事使我们深深感动。
“四人帮”横行时期，刘老师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什么“地主”、“反动学术权威”等等而被打倒了，工资扣发，只给一点生活费。七十多岁的老人还要靠边劳动，下农村看病……。后来落实政策时，一下子补发了四千多元工资，刘老师却全部上缴国家，直到领导再三向他说明政策，国家不能接受时，他才领回了这笔款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有了改善，但工资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中青年知识分子，老教授的变化不大，相反，随着物价的调整，老教授的生活水平相应的略有下降。但刘老师从无怨言。有一次调整工资级差，刘老师每月可增加十多元，老人家感激地说：“我的工资已比中青年高了，领导上还想到我……”。老师的小儿子解放前就旅居美国，中美恢复邦交后三次回国探亲，每次都询问其父是否要彩色电视机等家用电器设备。刘老总是说什么都不要，钱也不要寄来。很多人不理解，包括家里的人也有些埋怨情绪。刘老师教育他们说：他们在国外生活也不容易，也是劳动所得，还要养活一家人……。直到一九八五年秋天临终，社会上彩电已不少见，象刘老师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儿子又在美国，家中却仍然是一台黑白电视机。
一九八四年，刘老师已九十高龄，脑子仍十分清楚，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比我们年纪轻的还好，不仅反应敏捷，分析理解能力强，而且记忆力也很好。老师常说：“生命在于运动，用脑也是一种运动，脑子不用就会迟钝。”但老师的体力毕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明显下降了，抵抗力减退，容易染上感冒。为此，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交际和外出，在家从事著书写作，带教研究生。这一年单位里认购国库券的任务，大家没有惊动他，事后刘老师知道此事十分着急，嘱咐我们下次一定不要忘了告诉他。第二年，新的国库券认购任务下来了，刘老师得知后，立即认购了双份的国库券。我们明白，老师这是在弥补上年的漏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凡是能为国家出力之处，刘老总是尽力而为，欣然以赴，体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无限热爱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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