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秋，驻在泰州城内的苏皖边区游击副总指挥李长江叛变，投靠汪伪组织，担任“和平救国军”第一集团军司令。原驻在兴化县城内的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虽然名义上还挂着鲁苏战区副总司令的头衔，但他所管辖的部队、陆军第八十九军及独立第六旅，在“黄桥战役”中已损失大半，当日寇派遣伪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刘相图)从高邮向兴化县城进逼时，韩德勤匆匆忙忙循着绿草荡，沿中堡、秦南仓向着盐城县属的安丰镇撤退。眼看伪军占领兴化县城后，不再北进，韩德勤从安丰镇又迁移到淮安县东乡蒋桥镇。在这里又重振旗鼓，铺张开江苏省政府和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两个衙门来。
这时，韩德勤所管辖的地区，仅有盐城县属的楼王庄到安丰镇一线；阜宁县属的益林、风谷村一线；宝应县属的八迁、黄浦等运河线以东各乡；以及淮安县运河线以东各乡镇。全地区面积，东西不足百里，南北仅有四、五十里。当时人们戏称韩德勤在淮安东乡是一个“百里侯”。
地区虽小，大衙门的架子不可不摆。一九四二年春季，韩德勤为了统筹辖区里的粮食，以便控制军粮和民食，麦收前，在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里，添设了一个粮食管理处的机构。委派参谋长吕汉劲兼任处长，另派原民政厅厅长王公琦和陆军第八十九军副军长贾蕴山为副处长，处理实际业务；委派曾做过宝应县县长的刘百荣，担任副处长兼秘书主任。换一句话说，吕、王、贾都是空挂虚衔的，刘百荣是真正操有实权的人物。
粮食管理处成立后，在所辖的四个县(盐城、阜宁、宝应、淮安)里，也都成立一个粮食管理分处，由各县县长兼任分处主任，另外选一名地方士绅担任副主任，分处设秘书一人、股长二人、股员若干人，管理粮食的征集、分发、加工、储存等业务。
当时，管辖地面比较大的是淮安县，其次是宝应县，因此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所辖各部队的军粮，大部分在淮安和宝应两县提取。盐城、阜宁两县仅有一小片土地，所征粮食，只够分配县属各机关公教人员食用。
刘百荣在抗战前后，曾三度出任宝应县县长，他在江苏政坛上，是一个有名的人物。他出任粮食管理处的副处长兼秘书主任后，首先就着眼在淮安和宝应两县的粮食征集和加工处理上。过去在国民党政府当过县长的人都知道，要想办法弄钱，必须在钱粮(即田赋征收额)上弄花巧。刘百荣几次当过县长，当然是个中老手。他到任以后，首先到各县去视察一遍，借以了解各地粮食的生长情况，到收割时，可以确定征收的比例。
当时，淮安县县长黄相忱在韩德勤面前，可算是一个“吃香”的人物，因为他背后还有新任第八十九军军长顾锡九撑腰。刘百荣知道，在他的范围内，不便动脑筋。于是他对宝应县县长陈海波就不放松了。
麦季开征时，刘百荣规定每一百市斤麦子，磨净面粉七十八市斤，剩余麸皮作为加工费用。稻子开征时，每一百市斤机净米七十六市斤，每二百市斤稻谷，折合净米一百五十二市斤为一石。剩余碎米及枇糠，作为加工费用。
淮安县粮食管理分处，将各区征集的稻麦，分由各区区长负责征集，并找储存地点保管，军队提取粮食时，由当地加工厂按照标准，代为碾成面粉或大米，剩余的麸皮、碎米，粃糠由加工厂留作加工费用。故县粮食管理分处，仅按照上级粮食管理处签发的“拨粮通知单”，分别分配给领粮部队，直接到各区仓库提取，与部队不发生粮食交付手续。
宝应县县长陈海波，因为辖区内粮食，由粮食管理分处统收统支，储存地点集中在县政府所在地(流均沟以南、沈家祠堂等地)。陈海波本人，也利欲熏心，在1941年秋季征存的稻谷内，擅自变卖二万五千市斤给宝应城内(已被敌人占领的沦陷区)商人。此事被刘百荣得知后，亲自到宝应县政府所在地调查，并当面询问陈海波有无其事，但陈海波坚不承认。刘百荣在宝应当过几年县长，熟识的人多，经过几次秘密调查，被他侦得了经手盗卖人的姓名，并取得了城内商人购买公粮的证明。刘百荣便检同证据，面禀韩德勤，将陈海波以盗卖公粮罪交军法处讯办。
刘百荣把陈海波治罪，目的是“杀鸡给猴子看”的。他认为：各县县长在办理粮食征集、分发、加工、储存上，手脚是不会干净的。所以在陈海波被拘押以后，他又到淮安县各地去视察。因为县粮食管理分处不直接交付粮食，他便把注意力集中到各区区长或乡镇长身上，结果在淮安第四区(车桥)区长邵育云的帐面上找到了疑点，便把邵传到军法处去讯问，后来，查无犯罪实据，也就把他放了。在第五区(蚂蚁甸)找到了成灌庄的乡长在公粮里掺加杂质，保管的仓库里有霉烂的粮食，吩咐县长要加以惩处。黄相忱只得唯命是从，把乡长施某予以逮捕。
1943年2月，日寇对淮东乡展开全面“扫荡”时，各区仓库里积存的粮食，被当地群众抢运一空。驻在宝应的伪军第二十八师，派特务营营长张伟彬，携带大批麻袋，想到各地仓库去装运时，发现库空如洗，他们只好空手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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