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济中口述 殷大彰整理
一、人才荟萃 名医辈出
淮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中医药事业源远流长，历代名医辈出。自清代中叶以来，在江苏省范围内谈到中医，即有“南数孟河，北数山阳”之说。查孟河为江南武进县的一个小镇，代出名医，许多中医界知名之士，亦大多与孟河保有渊源。唯江北山阳(淮安县原名山阳县)医界之盛，可与媲美。据南京中医学院陈道谨先生统计，从两宋到清末年间，淮安名医有十六位之多。其中清朝乾、嘉年间的吴鞠通先生，被称为我国“清代中医四大温病学家”之一(其余三家为叶天士、薛生白、王盂英)。他的著作《温病条辨》一书，为明、清医学中温热学派的个中翘楚，是中医温病学方面一本重要著作，一直为近代医家所推崇，并作为学习和研究温病学的必读书之一。后来，另一淮安名医李厚坤将《温病条辨》改写为《温病赋》九篇，启迪后学，便于记诵，于此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清末淮安的韩达哉为太医院医判，受到当时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当自有其真才实学之处。刘金方先生生平事迹曾载入《重修山阳县志》中，并在淮安夹城雷祖殿后进的天医院内供有牌位，他有很多妙手回春的故事，已被收录在《乡土》等报刊中，在民间广力传诵。
从民国初年到抗战前夕，淮安城内，河下、河北约有五十多位有名医生悬壶应世，其余医术一般的尚未统计在内。
其中河北的张治平先生被誉为“苏北三大名医”之一(其余两位，一为兴化赵海仙，一为阜宁余奉仙)。刘绍安“催生有术”的故事，已流传在全国民间。河下的汪筱川先生与淮阴的骆秀峰先生有“两淮名医”之誉。河下的高映清除医术相当高明外，还利用中药相反相成之理，创制了“鳖苋膏”，外贴治疗脾脏肿大，现已流传到印度等国。现按悬壶先后，将准安抗战前的中医大致排列如下：城内的如杨赤忱、何干臣、杨式如、应金台、龚镜清、杨幼坪、刘书农、陈序初、何樾岑、刘绍渠、喻秉恒、王景和、刘小南等；河下的赵小楼、蔡景扬、季凤书、张震东、汪绍儒、高幼攀(后迁往徐州行医，名震一时)、鞠开泰、耿绍南、章荫培、吕纯斋等，河北的如刘少方、张治平、张锡周、张可生、张贯仙、刘小泉、刘少金、李璜、陈养和、张绍臣、张伯元、许炳元、张小仙、张道周、钟采芝(后迁往蚌埠悬壶)等。另外还有下关的叶石仙、季桥的曹映台、博里的夏少襄(在曹甸行医)等。他们的医道均各有专长，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一些疑难疾患，根据辩证施治，常有其清机妙悟，独到见解，皆能名闻数百里之外，常有扬州、高邮、海州(今连云港市)、盐城、阜宁、沭阳、徐州等地人前来就医，靠近的宝应、涟水、淮阴等地更不用说了，真可谓门庭若市。因为名医多、诊务忙，既看病便要吃药，中药店亦随之兴起。据不完全统计，城内外共有三十六家之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根据各店开业先后排列)城内的厚生堂(都土地祠市口南)、老仁寿堂(即今响铺街人民银行行址)、松寿堂(在老西门大街东头)、义生堂(在镇淮楼南即现鼓楼门市部)、同仁堂(在水巷口)等。河下的全生堂(在干鱼巷口，后改称为全生堂)、大德生(花巷大街北段)、仁德堂(二帝阁西)、孔三和(石工头)、李天寿(石工头)、刘仁和(花巷大街南首)等。河北有孔天福、刘天保、唐太生(俱在河北大街)等。下关的黄太和亦颇具规模。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河下湖嘴大街专卖膏药出名的高和丰中药店，他家的膏药，因配料合理，熬时火候掌握适当，分有数种，所治多效，内治癥瘕痰核、筋骨酸痛，外治阴阳痈疽、消肿提脓，其特点是贴之颇粘，揭之又易，诚属膏药中妙品。
二、中医研究 成绩可观
民国初年，淮安中医成立了“山阳医学研究会”，总会长是汪筱川。在城内，河下(包括河北)各设一个分会。城内会址在北门大街药王庙内(该庙有三进房子，前两进是平房，后一进是楼房三间，1947年被国民党县长牛作善拆除)；河下会址在粉章巷孚佑帝君庙内(该庙计有瓦房十余间。日伪时期，被地方流氓勾结“二黄”拆除)。当时城内分会长是何干臣，何死后为龚镜清，龚后去外地行医又由应金台担任。河下分会由汪筱川兼任，秘书是章荫培。当时两会会员各有三十余人，每月开会两次，研究内容相当广泛，上自《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下至临床处方，都可列入讨论。其形式，或谈读书心得，或说治疗经验，甚至互相问难，舌底翻澜。有时由会长出一题目，请各人准备，下次开会，再次第发言，俾皆得到启发，有所收获。拿现在话讲，就是相互学习，各抒己见，最后由会长作总结性发言。有时亦另推对所讨论内容有专长者作指导性发言，可惜这种场面不多。有时两分会合开研究会，气氛更热烈，大多一次在城中，一次在河下，但这种机会亦不多。当时还有一种倾向：诊务忙的，经验虽比较丰富，常缺乏理论知识；而夸夸其谈的，又比较缺乏临床经验，诊务都比较清闲。既能治好病，又能从事著作者，据我现在回忆，一人能兼二任的，有蔡金扬的《医案七卷》(文士程岫峰为之作序)，陈养和的《温疫论赋》，刘少金的《幼科一卷》，章荫培的《外科活人》。汪筱川著有《河下大事记》，对地方掌故，有所贡献，但不属医药范畴。至于还有不少名医《医案》流传，，大都是当时弟子手录的。可惜以上各书及医案，无专人负责整理，又未刊印成册，不便于保存，大都展转抄录，鲁鱼亥豕，固所难免，而水火盗贼．遭到毀坏的，亦复不少，特别是“十年动乱”中，被某些人误认为是“四旧”，大都付之一炬，良可浩叹!至于当时成立研究会的另一目的，是风闻有人在上边竭力主张废止中医，未雨绸缪，不如先搭一个架子，以备一旦发生事故，有现存的召集同人的单位，总比一盘散沙好得多了。
民国初年，还办了一所中医学校，地址在城内三条营巷，龚镜清先生担任校长，讲《内经》课的教师是何干臣，讲《难经》课的教师是杨式如，讲《本草经》课的教师是应金台。参加学习的学生有三十余人，开办不到二年，因学生所缴纳的学费不够维持学校开支，政府又不肯支持经费，故而停办。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前后，由于西方医药大量传入我国，淮安西医先后有了刘耀宗、陈汝楫、包润甫，蒋樾华、李泽民、郑大熙、章书农等挂牌应诊。同时还有由美国人开设在清江浦(今淮阴)的叫“仁慈医院”的护士王秀章，在河北都天庙行医，由于扛着外国人的招牌，声称能截肢破腹，毫无疼痛(其实，就是局部麻醉和周身麻醉)，加上本地“混事儿”的为之捧场，一时病者趋之若骛，获利颇丰。
二三年后，仍回清江浦水渡口行医。那时卫生工作由国民党中央内务部警政司兼管，淮安县公安局特成立了一个“中西医研究社”，社长是秦剑铣局长自兼，杨式如(中医)、刘耀宗(西医)任副社长，应金台任中医研究股股长。该社对中医研究尚称认真，并编辑出版过《淮安中医研究》季刊一册。可是好景不长，成立不到一年，于第二年春，国民党政府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余岩(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并提出了消灭中医中药的六项办法，该社亦因而被迫解散。
“废止旧医”案提出后，全国中医药业纷纷罢工集会，国民党政府被迫取消该案。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淮安城内外中医先后又成立组织，城内称为“淮安中医公会”，河下(包括河北)称为“钵池山中医公会”，两者分庭抗礼，互不统属。城内会长是应金台，应逝世后，先后继任者有杨式如、何樾岑、周肃襄等。河下还是由汪筱川先生担任会长，副会长是河北张锡周先生(张治平先生之子)。两会貌合神离地一直维持到民国二十六、七年，当时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国民党政局更加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为妄图收拾人心，欺骗群众，拟在各县设立“参议会”，美其名曰：“群众参政”，并规定按行业产生参议员候选人一名，中医界亦不例外。但问题的关键是两个公会一个名额，城中跃跃欲试者颇不乏之， 一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后乃由城内老好人杨石城等出面奔走，几经往返，讲妥条件，将城内外两会合成一个，名曰“淮安县中医协会”，并公举汪筱川为名誉会长，杨幼坪为会长，但城中虽占地理的优势，而究竟人少，城外虽人多力量大，而又僻处一隅，且名誉会长一职，没有实权，于是经全会议决在河下另成立一城北办事处，内没主任一人，并刻有公章一枚，可在河下、河北单独行使职权，城内不得干涉。并一致选马继宗先生为主任。马为汪筱川之弟子，如此一来，则汪有名誉，马有实权，实际上还是城内外各自为政。马继宗因当时拟考西医学校，正作复习功课之准备，懒于参加这种无聊的派系斗争，迟延不肯就职，直到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淮安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其“城北办事处”公章仍保存在杨石城处，迄未一用。这也算是淮安中医史上一件趣闻。后来，参议员也未选成，日军已占据淮安，一些中医纷纷到乡间或外地挂牌行医，该会也就不解自散了。
三、民不聊生 疾病频繁
国民党统治时期，广大人民从政治上、经济上饱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卫生状况更是十分恶劣，医疗机构残缺不全，疾病广泛流行。当时政府不仅很少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妄图消灭中医中药，因此，这一时期成为我国中医史上一个黑暗落后的时期。据老中医应弗庭、韩玉甫生前回忆，淮安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中，先后发生两次霍乱大流行，死了不少人。
天花也为害较重，流行着“生儿只算生一半、出了天花才算全”的惨痛谚语。当时淮安每年种牛痘是中西医联合接种，收费要一、二斗粮食之多。由于诊费昂贵，也只能为少数人服务。种牛痘开始是用鼻苗，危险性大，后改用“过浆”即一童臂部有浆后，种痘医生须先将浆盖挑开，以小刀将浆水蘸划在另一孩臂上，一童能供十余孩之用，过浆者名曰“浆童儿”，大多为贫苦孩子居多。过浆一次，须具备礼物钱财，但做“浆童儿”者，常多次被揭浆盖，也是痛苦之事。
同时每年春季，麻疹亦常流行，稍一治疗失当，即会“疹毒归肚”(即今之麻疹性肺炎)，大喘亢热，甚至闭窍，死亡率高，因此在旧社会生男育女，有“三灾”、“七难”之说，出花出疹，即其重要内容。
那时淮安有两个官药局为穷人治病，一是东药局，地址在城内东门水巷口北；一是西药局，地址在城内三仙楼。当时两药局皆有租田，每年在夏秋两季开门三、四个月为穷人治病，请几位中医分内、外、幼三科诊治，施药很少，一般丸药成药较多，故疗效较差，因而有些病者不满地说：“不管是病不是病，服他丸药三大锭”的讽刺语言。穷人有病只好去夹城雷祖殿向陶许二位真君(该殿供有陶弘景、许叔微和刘金方等十大名医牌位)求点“仙药”， 以听天由命。
另外当时湖心寺，还有一处施药局，医生是夹城的岳星吉，亦只用普通草药，且僻居运河以西，故求诊者不多。这也不过是方丈大和尚于大量剥削农民的劳力和地租之余，拿出少量钱来，买一点慈悲之名而已!
淮安中医药在抗战前的一段时期，由于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深入，西方医术也作为帝国主义利用的一种特殊工具，开始大量传入我国。而反动统治者大力宣扬洋奴买办思想，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竭力提倡废止中医药，致使淮安中医和全国一样饱受摧残，几乎濒于灭亡的境地，成为淮安中医药史上的一大悲剧。尽管当时国民党政府对中医百般摧残，淮安广大中医药人员还是为发展祖国医学事业，保障人民健康，争取中医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努力和贡献，这将永远载入我县中医史册。
(本文承县公路管理站应慰祖同志提供部份资料，附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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