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周副主席对我的亲切教导 王国生 黄家顺

王国生口述  黄家顺整理
今年十二月十二日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回想当年与周恩来副主席在一起的幸福吋光，使我这个年逾古稀之人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崇敬和怀念之情。而分别已五十年的著名爱国将领、副司令张学良仍居台湾，不能返回故里与我们亲人团聚，更使我彻夜难眠，思绪万千。
我是辽宁省黑山县人，张学良与我是姨兄弟。我因父母去世较早，家境贫困，从小就一直吃住在张家。副司令大我十二岁，待我如亲兄弟一般。我十七岁那年，他让我就学于他一手创办的学良中学。这所中学性质类似军事教导队。
“九·一八”事件爆发，日本侵略者侵占我故乡东北三省后，学良中学的四百名学生全部编入东北军，随副司令一起来到北平。我当时担任东北军司令部卫队营的警卫排长，负责司令部长官的警卫和内务安排工作，也是副司令的贴身侍卫。
记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一天，周副主席面容消瘦，满咀胡须，头戴礼帽，身穿灰布长衫，于拿文明棍，来到了张公馆。卫队营营长孙铭久吩咐我立即报告副司令，我跑步来到副司令办公室。副司令轻声自语：“他来啦!。”随即更衣整装去门口迎接。副司令跑上前去与周副主席紧紧握手，然后就请周副主席在前面走，自己随后，我和孙营长跟在后面，副司令将周副主席让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周副主席到了办公室后，我便给他端洗脸水、倒茶。看得出我姨哥对周副主席是很友好的，也是很尊敬的。坐定后，他俩热烈地谈着活。周副主席说：“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和延安政府来这里交换交换意见，主要是关于抗日救国的问题。”周副主席接着又说，日军已侵占我山海关，正在向北平进攻，局势是严重的，我们不抗日，自己打自己是很危险的。我来是希望我们能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周副主席重申了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这天晚饭前，副司令让我找人给周副主席理发，同时交代我说：“周副主在这里，他的安全和饮食起居均由你负责。”并令我将他办公室旁的我们警卫人员住房，整理出一间给周副主席下榻用。我都一一照办了。
周副主席吃饭，中午多是副司令和杨虎城、于学忠两位主任陪同，早晚餐则由副司令一人陪同。就餐时，由我带领两名卫兵站在一旁，做些安全和递毛巾、上菜等事务性工作。
席间，副司令不停地给周副主席挟菜，还说：“周老兄，您在延安没有什么吃的，我这里方便，你要吃什么对口味的，就跟我讲，我派人给你做。”周副主席赶忙说：“很好啰，很好啰，在我们延安有钱也买不到呵!”在以后几天里，除早餐外，副司令让厨师每餐都给周副主席做了七、八个菜，每餐都还有周副主席爱吃的面食，如饺子、包子啦。
周副主席在西安期间，工作是很紧张的。白天总是忙着和副司令、杨、于主任交谈、讨论着什么。杨、于走后就和副司令单独交谈，可是，周副主席在仅有的一点早晚休息时间里，还要和我们警卫人员聊家常，常常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起初问问我们年龄、老家在哪里啦，家里还有什么人啦，以及我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后来搞熟了，就给我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勉励我们要好好学习，要看得远一些，他说：“现在你们还年轻，除了做好工作，还要注意学习，多看些书，将来为人民做更多有益的事……你们的前程还远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委员长等要回南京了。十二月二十五日，副司令亲自送委员长去机场，周副主席一听说副司令送委员长到机场去了，吃了一惊，很着急地说：“不好!”随即要我赶快派车送他去机场。当周副主席到达西安机场时，委员长和副司令他们的座机就要起飞，只听到周副主席说：“副司令不能去，南京不能去啊!”可是飞机已直插云霄朝东南方向飞去了……
过了几天，周副主席回延安了。走时，由孙营长带领一部分士兵护送，经咸阳回延安，我送周副主席到咸阳就回头了。临分别时，周副主席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叮咛我说：要注意安全，蒋委员长是好的，但他下面有许多人是坏的，国民党特务是什么事情都会干得出来的……他还要我们考虑前程。当时，我真想周副主席多和我说些话，但为了周副主席的安全，我只得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副司令去南京后再也没有回来，不久，我便下到东北军部队。先后在于学忠、霍守义部任排长、连长、副营长、代理营长等职，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六日在山东兖州率全营起义。
后来，我们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收军三十八师五四七团一营，我担任副营长。从此，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先后參加了淮海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一九五三年八月，我因患重病退伍回到我妻子老家江苏淮安车桥镇落户，得到当地政府的热情关照。一九五六年春天，我在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病，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不久，淮安县民政局转告我，总理给县里来了信，信上讲要照顾好我家庭的生活。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个年头，形势更是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日理万机的总理仍惦记着我这个当年的普通卫兵。一九八四年，我又光荣地被授予投诚起义有功人员证书。我所以有今天，与当年周副主席对我的谆谆教导与亲切关怀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