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庄是经营兑换和借贷业务并借以生息的金融机构。从事钱庄行业的商人，不是靠经营某种商品来获取利润，而是依仗自己的经济实力，施展多种剥削手段，重利盘剥，以生息发家的。我从事钱庄业是在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约十年时间，据我所知，当时钱庄行业居各行各业之首，淮地用“一钱、二布、三杂货”之说来形容钱庄行业在商贾队伍中的地位。淮安钱庄业鼎盛时期是在清末，那时候淮北盐务发达，淮安有不少富商家有盐池，以多余资金经营钱庄业，到二十世纪初淮盐衰败，军阀割据，横征暴敛，强取豪夺，特别是一九三三年废除以银两为计算单位的核算制度，钱庄业赖以剥削的主要手段被废除，加以各银行相继设立，办理拆放业务，钱庄业日趋没落以至被淘汰。
淮安钱庄业兴盛时有二十余家。其中实力雄厚，业务范围最大的首推鼎泰钱庄（后更改字号为“谦益”），是由“洲帮”俞恕斋、聂采山合资经营的。（当时对镇江、扬州来淮经营钱庄的称“洲帮”，当地的称“淮帮”。）他们因营运得法而致富，仅二、三十年时间大量购置土地，由一个普通商人一跃而成为淮安新兴的拥有数千亩土地的大地主，其实力约有十余万元。他们同时经营一家“鼎成恒布庄”，专营批发业务，左右了淮安布业。其次比较殷实的有源和钱庄和宝盛钱庄，经理人为徐丽川和张厚培。再其次有豫康恒钱庄，经理人陶靖华；源丰钱庄，经理人何澍滋；润康钱庄，经理入程步洲；宝隆钱庄，经理人翁桂岩；源泰钱庄，经理人田杰侯；信成钱庄，经理人严守仁；福泰恒钱庄，经理人陈筱珊；瑞泰钱庄，经理人王传伯；鼎源泰钱庄，经理人陈金波；裕康钱庄，经理人是由河下镇迁进城的读×；源生钱庄，经理人黄仲平。以上这十一家都是合资经营的。还有几家是个人独资经营的，他们多半是地主兼工商业者。其中以杨仲和经营的鼎义祥号资力较厚，但因业务不熟悉，不善经营，而碌碌无闻，最后随着币制的改革而告终。其他如华小亭经营的谦吉号，刘伯平经营的宝丰号，刘献廷经营的慎和号，李子山经营的镇泰号，丁驾山经营的源盛号，其规模都较校钱庄的剥削手段，最主要的是“银厘”的盘剥。当时市面上流通的是银元和铜元（即铜板）。而钱庄对商铺的贷放，却都是以银两为计算单位。“银厘”（苏南等地又叫“洋厘”即每元银元折多少银两的价格。一般标准每元折合银两六钱九分左右。但其价格要随银元和银两的供求和库存的相对数量而波动变化。在正常情况下，每天上下不过一、二厘，因此称为银厘。但在政局动荡或头寸紧缩时，洋厘会高过七钱以上，而在客户集中还款时，又会跌到六钱八分以下。每日“银厘”究竟升或降，外地银庄每天靠报纸、电台作行情报导，淮地“银厘”的产生方法，是各家在每天中午派一人去集会公议。“银厘”的升或降定下来，商铺用款时按当日银厘价格增加五厘尅算成银两入帐，还款时则要按当日银厘下降五厘计算。一般商铺用款时间都在春秋两季，这时银厘是偏高的，到还款时银厘是较小的，相差幅度有时高达五分之多。即：用款时一银元算银两六钱九分或七钱，而还款时一银元仅算银两六线五分左右。这种高额的盘剥，通过商品经营者之手，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到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废两改元”，规定自该日起，所有收付、交易，一律使用银元，不得再用银两，钱庄无可剥削，遂告失业。
钱庄业的另一剥削手段是高利盘剥。一般商铺借款的利率是月息20‰或者更大一些，按月结算，月月计算复利，即所谓利加利，利滚利。
吃小放大是钱庄业的又一种剥削手段。即：以低利率吸收存款，高利率放出贷款。钱庄的经理人利用他们自己的声誉取得存户的信任，吸收地主和社会上殷实住户的闲散资金，不定期的流动存款是不计息的，定期存款利率不超过10‰，转手贷给可靠的需款户或商铺，利率不低于20‰或者更高一些，从中取利。我所在的福泰恒钱庄就是这类经营方式的典型。
囤积居奇。在新粮初上市时，以低价大量购进，待次年春夏季节青黄不接，粮价高涨时抛售，这是钱庄业以其经济实力辅佐经营剥削谋利的又一种手段。
钱庄业还以搞长途贩运这种经营方式来辅佐经营。当时淮地钱庄业中约有半数做这项生意。他们无孔不入，哪样能赚到钱就做哪样，哪地方价格高就往哪儿运，谷类和其他经济作物如针金菜，花生米等都是他们常常贩运的实物。
我所在的“福泰恒钱庄”，它是陈筱珊、陈芷濂父子和杨静安合资经营的，是一家专为地主服务的钱店。它以无利代收地主出售租谷的款项，转手贷放给另一些比较破落的地主，而从中获利。因我父亲是一家大地主家司庄（管事的），经手租谷款项不少，我就因为这种关系而进入该店就业。那时进钱庄当店员，虽然被称为“金饭碗”，可是刚进店要学徒三年，那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被剥削者。店里的所有杂务，如：早晚上、下店面门，清扫、擦拭店堂，清洗老板水烟袋、搓纸媒子，甚至给老板倒便壶等等都是学徒要做的事。不但如此，学徒每月还要缴纳伙食费铜元五、六千文（相当于当时银元约两元）。我初进店以特殊关系未缴此费用，进店后一年就被破格提升为助理帐务，领取月薪叁千文（相当于一块银元）。
当时钱庄里一个普通的供给膳宿的职工，每月工资银元拾几千文。在当时维持个人生活尚能敷衍，若养家活口则很难维持了。
三十年代初，中国银行、江苏银行、交通银行、江苏农民银行等先后在淮安设立分支机构，它们深入开展拆放业务，没有重利盘剥，投机取巧等恶劣手段，私营钱庄是难以与之抗衡的，钱庄业才急转直下，相继停闭。曾有三、两家坚持数月，也终因无法与公营银行抗衡，而宣告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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