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是舆论宣传的重要工具之一。在不同的时代，掌握在不同的人们手中，就必然产生不同的影响和作用。抗日战争前的淮安，在短短的十多年的时间里，就先后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各种地方报纸，它们完全成为国民党统治下的派系斗争、追名逐利、寻找个人出路和发展小集团势力而被利用的工具。
下面分别作些简要介绍：
一、各种地方报纸纷纷发行
1、因陋就简的《淮安日报》
淮安从民国二十年起，才有报纸。首创的就是《淮安日报》。它是由刘镇卿、姚汝山、曹天任三人主办的一张四开纸的小型报纸。那时淮安还没有铅字印刷设备，只好用石樱请了两个会写小楷的人负责缮写．一是丁亦桥写封面和副刊（即一、四版)；二是丁笃周写电讯和地方新闻（即二、三版)。因陋就简地印发出来。记者刘书伯、会计方铁安和送报一人。这五个人都拿固定工资。其他没有工资的，如记者、采访员、推销员等也很多。另外还聘请些特约撰述、特约记者，这些人都是些爱好舞文弄墨的有闲者，一方面替报社捧场，一方面为自己卖弄文字。陈海珊律师是该报社的常年法律顾问。
2、接踵而来的《新淮海报》
《淮安日报》办了没有多日，接踵而至的第二家报纸《新淮日报》出刊了。主办人是高大佛。报社就设在多子巷头他的家内。主编王淮生、编辑涂红霞、唐子固，外勤记者张伯纯，法律顾问杜子宣。这些人起先和高是朋友，后来由于高“财主”脾气十足，骄傲狂妄，（他是册书的儿子，又是有几百亩田的地主），动辄以势压人，所以与大家相处得不很好。办了半年多，这班人就陆续脱离了。他一人唱独脚戏，时关时开，“带病延年”。他虽想与《淮安日报》抗衡，然而始终敌不过人家。
3、风行一时的《明报》
张伯纯、唐子固等和高大佛意见不投，就跳出“山门”别树一帜，参加了“明报社”。《明报》是民众教育馆长杨子明主办的。比较起来似乎人才充足，规模庞大，搞得有点声色。同时他的朋友戴季农等开办了一个小型的“艺林”铅字印刷社，以承印《明报》为主。这是第一家用铅字印的报纸，印出来既清楚，容纳的稿件又多，所以初出刊时，盛极一时。《明报》系民国二十二年一月一日出刊，发行人谢鹏霄，编辑人杨子明，编辑唐子固、谷燕贻，极乐社志安和尚、湖心寺楞定和尚，外勤记者张伯纯，记者刘书伯、孙瑞亭；另外聘请特约撰述徐花侬，杨介清等，真是人才济济。卢钟英、王子虎二律师被聘为常年法律顾问。副刊名叫“淮潮”，顾名思义，从此淮安社会掀起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风潮；加之谢鹏霄的一枝笔，又圆又滑又尖锐，搜集文稿，古今参合，以致风行一时，无形中将《淮安日报》和《新淮日报》压倒了。《明报》在申请登记时，先用“民报”二字，省方因同名太多，始改为“明报”。
还有附属于《明报》社的小型八开报纸《社会晚报》，系记者孙瑞亭一个人办的。他整理了一些“明报社”剩余稿件。自己又善于访问，报纸篇幅又小，不需多少稿件就印发出来，他因而独享其利。
4、昙花一现的《晓报》
《明报》出版后，又出现一个“晓报社”。它是由县中校长王鲁泉及教师殷大年、郝监堂、涂红霞等人组织的。《晓报》也是铅樱发行人王鲁泉，编辑人涂红霞，外勤记者冯耀三，编辑刘务远、胡恭绰，法律顾问殷大年。副刊名叫“鸡鸣”，系李兰台主编。该报虽不能和《明报》抗衡，但多少要受点影响。由于经费不足，连报社内服务的人每月工资也拿不周全，时间不长，就停办了。
5、异军突起的《射阳日报》
民国二十三年秋，姜天航、宋荫农、关自虹三人，组织“射阳日报社”。发行人关白虹，编辑人姜天航，编辑兼副刊主编宋荫农。关白虹是不能动笔的，他仅负责经费筹措。姜天航是一支生力军．《射阳日报》出版后，“明报社”逐渐因人事变迁（如谢鹏霄出外就事)，也就萎靡不振，让《射阳日报》异军突起，后来居上了。
6、出足风头的《淮报》
民国二十四年，《射阳日报》停刊后，姜天航、关白虹、宋荫农三人见党政机关所换的新角色，自己也够得上接近，于是用手腕，拍马屁，让党政机关允许他们组织一个规模较大的“淮报社”。经费由党政机关支持，不要私人出钱。姜、宋二人均有薪金，该报成为党政机关宣传的喉舌，所以他们有钱有权，借此大办特办，把《淮报》办得派头十足，声势赫赫，压倒其他。该报销路很广，因为党政机关下一个命令，责成各区订阅若干份，到月就在经费内扣除，各区不敢不承认。至于文稿方面，也比较丰富，除聘请老文人外，后起之秀受聘的也很多，如何笑芙、宋笑虹、殷逸尘、孙原非等，亦颇尽帮腔能事。当时，该报在淮安要算风头出足了。到了民国二十五年，党政机关人事改变，该报也随之告一段落了。
7、滥竽充数的其他小报
《淮报》停刊后，继续发行的就是《动员日报》，后台老板却换了一批新人。报社里面人事依旧未动，性质和《淮报》差不多。这时黄天航等又私办了一个《商报》，由欧慧僧出面做发行人。经费由关白虹、李铭甫二人支持，到了民国廿六年就停刊了。
《晓报》停刊后，外勤记者冯耀三没处混了。他拍上了几位区长和乡长的马屁，支持经费，就在民国廿六年单独组织一个《正言报》社。他自己申请做发行人，殷逸尘当编辑，冯兼外勤记者。副刊名曰“楚辞”。这类报社完全为自己混饭吃，没有作用，延到“七七”事变时收场。
姜天航所办的《动员日报》又因人事变更，遂改组成《战报》；专门登载战地消息。淮安时有日寇飞机窥探、袭击、轰炸，没有多时，就改为四开一大张，姜天航就脱离了。（该报移淮阴去办，直至沦陷才解散。）
姜天航、宋荫农、关白虹三人又独树一帜，组成小范围的《镜报》，社址设在上坂衔多子巷头北首。该报专门为了和教育局捣蛋，真是昙花一现。
民国廿五、六年，报纸极其繁盛。但有些不上数，如桑兆龙办的《导报》，八开一张；李重千办的《淮安民报》四开一张（社址设在文昌宫内）。最有趣的是丁雷办的《雷声捷报》，地址设在土地祠内，该报更是胡搞，他办报的目的专门为了讹诈人。例如大地主兼律师吴少斋之子吴昌绶，幼时狂嫖滥赌，丁雷敲诈不遂，曾写《吴大少败家艳史》长篇小说连载。丁吸食鸦片，把自己家产败尽，依靠岳父樊少周生活。他讹了樊几百元开办报纸，并买了一台圆盘机，雇用一个工友，就自吹自擂地办了起来。没有多时，本干利干，报也就跟着收场了。
8、应运而生的淮安通讯社和新闻记者公会
淮安通讯社是刘书伯首创的。他不花多钱，每天油印几张订成本子，分送各机关、各报社。他这通讯社是申请登记呈报在案的，每月县府有固定津贴二十元。他一人自吹自打混饭吃，与外人无抵触。在报纸繁盛时期，曾组织一个“淮安新闻记者公会”，姜天航担任主席，实际上形同虚设。
二、报社经费的来源
报社经费的来源，首先是自己出钱，（如《新淮日报》由高大佛负担，《射阳日报》由关白虹负担），或由他所主持的机关挪垫（如《明报》由杨子明的民教馆，《晓报》由王鲁泉的县中暂垫)；其次，依靠政府津贴每月二十元左右，好象募化似的；再次，就是每月报费、广告费及启事费的收入。说来可笑，这几项经费是这样收来的：读报者订报差不多都是靠人情订阅，也有不敢不订的。广告则是硬派各商店去登。如有人要登启事，那就如飞蛾投火，除每天按方寸索价外，还要按启事价值索价。若有人情关系，那就按照规定价格要钱。以上这些，只能算是有限的收入。主要的收入还是靠敲诈。报社利用一些所谓“访员”，在外招摇撞骗，无事生非，找窍门，敲钉锤，竹杠敲成了，他们自己先将腰包塞满，然后多少送点到报社。如果事体扩大到自己办不了的程度，就整个捧到报社去，经过报社解决后，他们也分到一些油水。
至于被敲者差不多都是有钱无势的暴发财主。一个人有了钱就怕事。这类人为什么情愿把钱送给报社呢？因为自己乍乍的发了财，怕人家揭露他们的来路不正；设或不幸，与人发生诉讼，那就花一注大钱，还要损失名誉。所以宁可花些小费，免得丑史外扬。另外，还有些有钱有势的大财主，不幸发生大的事故，也要拿钱去买通报社，怕把真相赤裸裸地揭露出来而伤失体面。例如那年秦少文家第十一“少爷”为了奸情一怒之下竟用私有手枪将一佣人打死。这件案子轰动一时，闹得满城风雨，诉讼了好几年，才告平息。俗话说“孙万山打死人——钱上杠”。官方固然得到了一注大大的财香，当时淮安各报社也都得到了相当的油水。
三、报社和县政机关的互相勾结
在过去那个恶浊的社会里，只要有一两个较有面孔的人，和县政机关说通，写一张申请办报呈文，由县府代转省方批准，隔了几个月报纸登记号码就会发下来了。报社一经得到了登记号码差不多就同得到“玉玺”一般，觉得这报纸根基挺硬，就什么都不怕了。即或因敲竹杠而与人家发生诉讼时，县府也一味包庇，只有胜诉，没有败诉。因为在那时办报的人称为“无冕之王”，所以就横行一时，为所欲为了。
那末，县府为什么要帮助报社作恶呢？这里面也有一定的原因。做了一县之尊的县长和高级职员，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需要报纸大吹“法螺”，替他们捧场，或者表扬某县长做了许多“好事”、怎样“爱护”百姓，或是说某秘书某科长确是能员、干才，协助县长办了“好事”。再把那些能公开而与地方“有益”的所谓官样文章，登出来，大肆宣传。因此，县府除了袒护报社人员外，还要出钱津贴报社，而报社本身仍旧要聘请一位律师做常年法律顾问。这样一来，报纸就成了永远不坏之身的金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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