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对故乡的怀念 / 文史办公室

周恩来总理十二岁离开故乡淮安以后，一直没有机会再回来一次。他生前不愿别人宣传自己，不愿让人参观他的旧居。可是，他在会见亲属、接见故乡干部，以及遇见同乡的时候，总是流露出对故乡的怀念，关心故乡的建设和广大人民的生活。

一、会见亲属了解乡情

一九五○年秋天，周总理的婶娘八老太第一次到北京去探望他。八老太，也是总理九岁那年相继失去生母和继母以后的实际抚养人。

他们共同度过了一段艰苦岁月，感情深厚。分别四十多年了，有许多家常话要叙，可是总理很快就问起：家乡老百姓可吃得饱、穿得暖，吃到大米的多不多，是不是还有许多人缺粮吃南瓜，乡下有没有人家盖新屋，农民们是不是喜欢互助组……地对故乡在战争中受到的创伤、后来恢复的情况，问得很仔细。当八老太说到解放后，家乡人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南乡靠水长水稻、吃大米，北乡还是长旱谷、吃玉米。不象以往清水煮南瓜、煮野菜了。有的人家还盖了新房，互助组搞得很热火……。总理听了非常高兴，说：还要挖条大河（即后来的苏北灌溉总渠），从洪泽湖挖到海，那时候，北乡也能种水稻了；淮安就更好了。

在这以后，每逢淮安亲属进京探望的时侯，周总理除和他们谈家庭和个人的事情外，都要向他们了解家乡的情况，不厌其详地询问各个细节。有时间到群众生活水平，有时问到农业生产状况，有时还问到群众对党的某项政策的反映。总理也怀念他的乳母蒋妈妈。有一回，他问淮安来的一位弟媳：蒋妈妈的晚年是怎样度过的，她的后代有没有下落，他们生活有没有困难？周总理日理万机，而对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民，仍是一往深情。

二、对待亲属大公无私

周总理大公无私的事迹，是不胜枚举、尽人皆知的。在对待亲属们的一些事情中，这种高尚品质也是十分感人的。现仅举一、二例：

（一）一九五六年，定居淮安的周八太病重，不久去世。总理前前后后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来了好几封信（其中有的是总理委托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和邓大姐写的），其内容除感谢政府对八老太的关心和照料外，都是嘱咐关于治疗疾病和安排后事的一切费用，均由他个人负责；不能占用分毫公款。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的信中说：“……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人民币贰佰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邓颖超同志在来信中说：“……前寄费用，如有不足，请告知，当由我们寄还。”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三日，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负责同志的信中说：“……请你们将费用单据邮寄我室呈总理，总理说由他工薪扣除汇寄你们。”同年四月十九日，总理又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负责同志写信说：“……我伯母家还有陶华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接济，请当地政府对他勿再予照顾。现寄去为安葬我伯母善后费用所尾欠垫款二十五元，请查收。”

（二）一九六一年，周八太的孙子、总理的侄儿周尔辉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工作，组织上为了照顾夫妇关系，把尔辉爱人孙桂云从淮安调到北京工作，总理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有一天，尔辉夫妇一道去看望总理，提起工作调动的事,总理说：“噢！那么容易啊？！要是人家不接收呢？”他俩心想，人都来了，还能不接收吗！就回答说：不接收再回去。事后，总理就这件事批评了有关单位，说：照顾夫妇关系；为什么不能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调，偏偏要调到北京呢？有关单位接受了总理的批评，没有接纳孙桂云的户口。后来邓颖超同志告诉他们：“伯伯是抓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他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就这样，尔辉在爱人回淮安后不久，也调回淮安工作了。总理嘱咐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不能提任何要求，一切听从当地组织上的安排。孙桂云至今还在淮安工作。

三、平掉祖坟坟地交公

一九六五年春节前的一个傍晚，周总理的侄儿、空军某部的飞行员周尔萃，去中南海看望伯父伯母（当时尔萃在北京学习），并告诉伯父母，他想乘假期回淮安探望母亲。总理赞成他利用假期回故乡探亲，并嘱咐说：……作为一个草命军人，随时随地都要严格要求自己，拥政爱民，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到这里，总理忽然问道：尔萃，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尔萃没有踌躇，立即回答说：“一切行动听指挥！”总理笑了笑，说：那好！我现在布置你一个“特殊任务”，你可得好好执行。这次回去，把家里的祖坟平掉，坟地交给生产队耕种。办完这件事再过年，能完成任务吗？尔萃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保证完成任务。”尔萃所以回答得这样坚决，不仅是出于对伯父的尊重和服从，还由于他知道这件事已经拖延了许多年，把这个不太好处理的事交给他，是伯伯对他的信任。同时，他深知伯伯的脾气。问题一经提出，是非彻底兑现不可的。

总理对尔萃的回答很满意，接着说：我们国家耕地面积太少。人死了，不做事了，还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一种表现。最后，又嘱咐说：要做好这件事，也不能简单化，要作好你母亲的工作，作好县委的工作，作好当地群众的工作。并交待了要求：棺木要就地下沉一米以下，做到不影响机耕；坟地交生产队使用；坟地长的树木交生产队绿化。

周尔萃回到淮安后，遵照总理的嘱咐，一一做工作。先会同哥（周尔辉）嫂（孙桂云），说通了母亲的思想。然后，去找县委。

早在一九五三年春，总理的警卫员送八老太回淮安时，就向县委传达过总理关于平掉祖坟的意见。以后，县委又收到过总理的来信，提出平掉祖坟，坟地交公的事。一九五八年、一九六○年，县里领导去北京向总理汇报工作时，总理又提出了这件事。每次，县委都把总一理意见拿到常委会上讨论，几乎每次都是一致意见：这样做，不但群众通不过，就是县委也想不通，难道淮安县农业要增产，就差那么一点坟地！这次周尔萃又向县委常委详细传达了总理的意见，并提到总理过去曾派人去重庆处理父亲墓地的事①。常委们深深为总理的高尚情操所感动，决定把这件事办好。

旧历腊月廿九，孙桂云到祖坟所在地、当时的城郊公社闸口五队，把总理的意见向群众作了详细的传达和解释。群众出于对总理的尊敬，都说：“对是对，就是心里不过意。”有位老农说：“论风水，那是骗人的迷信话，我们在旧社会还没吃够风水的亏，信这个？论耕地，我们淮安这么大，差这一点地；总理是给我们带个头，叫我们跟他学嘛。我原来打算今天去圆坟哩，不圆啦！以后也平掉。”

周氏祖坟占地不足一亩。六十年代初，淮城镇机关工作人员在坟地栽了几百棵松树，长得十分旺盛。这里有七座坟墓，埋有十三口棺木，葬着总理的祖父母、过继父母、八婶母等人的遗骨。旧历除夕，周尔萃、孙桂云和县委一位干部，会同当地有关干部和三十几名青壮农民，带着工具到了坟地，先掘开一座座坟墓，剥离一口口棺木（每口棺木的前面，都用红漆写着死者的姓名和生卒年月）。较小的棺木，比较容易地抬到了地面上，较大的棺木，用一种叫“油葫芦”的土吊车吊上地面。然后，每口墓穴再深挖一米多，又将棺木按原位埋下，小松树分别由淮城镇机关和生产队拿去作绿化环境用了，坟地归了生产队。②事情办完后，周尔萃立即向总理写信，详细汇报了处理经过。总理很满意，没过几天，给生产队寄了七十元钱，用来支付平坟劳动工资，和偿付被践踏的一小片青苗费。

四、少小离家老大不回

一九六○年，周总理接见淮安县委常委刘秉衡时，详细地询问了淮安的乡土风情，还回忆说：“小时候，我常从勺湖坐小船，过北水关，到河下去玩。河下那时候可热闹呐！现在呢，勺湖还有小船通河下吗？”在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听了很惊讶，问：“总理，不是说您老色家在绍兴吗？”总理马上说：“不！不！绍兴是祖籍。从祖父时代起就到淮安了。我的母亲也是两淮人……”他还亲切、深情地对刘说：“我也想回去看看呐！十二岁离开淮安，到今年整整五十年了！

同年，总理去南京开会，晚上和机组人员一起吃饭，席间，他听到汪云和许君清两位驾驶员的讲话口音后，马上就问他们是什么地方人，汪回答说是江苏高邮的，总理便笑着说：“我们还是老乡呢！”许回答说是淮安的，总理听了更高兴地说：“那我们更是老乡了。”

一九六七年，总理接见西安一个代表团时，跟一位操淮安口音的人攀谈起来，问他什么时候出来工作的，住在那个庄上，回去过没有，现在家乡情况怎么样……总理还反用了一句唐诗抒发自己的乡思：“我是少小离家老大不回碍…”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二日，周总理陪同外宾到南京参观，检阅民兵队伍时，同一位排头女民兵亲切握手之后，便问她是哪里人，这个女民兵回答说是淮安人，总理笑了，说：“你知道我是哪里人吗？”女民兵说：“知道。”总理说：“我们是同乡啊！并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要后来居上啊！……”

一九六○年，有一次，总理打算在上海开完会后回故乡看看。不料，毛主席来电，请他．立即回北京商量国家大事。机组同志都知道总理离开故乡后从没有回去过，便商量一个办法：在飞机到达淮安上空的时候，低空飞行，盘旋几圈，让敬爱的周总理俯瞰一下故乡的风貌。飞机刚接近淮安，总理就察觉到飞机在减速，机身在下沉，很快意识到了机组人员的心意，马上对他们说：“毛主席在北京等我们哩，还是全速前进吧！”于是，飞机掠过淮安上空，全速飞向北京。故乡人民后来知道了这件事，都为总理勤劳国事、公而忘私的精神而深深感动。

五、不让旧居留作纪念

周总理故居，在淮安县驸马巷和曲巷相交的地方，位置在城中心的镇淮楼和西北角的文通塔之间。家乡人民，全国各族人民，都想看看总理的诞生地，看看他住过的房屋，表达敬爱之情。所以，旧居前总是有人来来往往。早在解放初期，总理就告诉他的亲属：“不要说出我住的房屋，也请邻居们不要往外说。”以后，他又说过：“你们要劝说前来参观的人，让他们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的故居。”

淮安县委是很理解周总理的高尚品德和严于律己的精神的，同时，也考虑到人民对总理的感情与心愿．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县委就对旧居中行将倒塌的房舍进行了初步维修。一九五二年，总理从侄儿来信中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写信给县委，制止今后再作维修，并很快用自己的工资偿付了这笔修理费。一九五三年，总理的警卫员护送八老太回淮安时，又向县委传达了总理意见，把旧居拆掉。县委和群众都不愿意这样做，并且又将年久失修的西边宅院的三间堂屋，进行了较大的整修。这件事，后来也被总理知道了。一九五八年，副县长王汝祥去北京见总理时，还挨了点批评。总理坚持房子不能修，说：“……坏了可以拆掉，砖头、木料可以盖工厂，我有权这样处理嘛！”

他还特地写了一封信，请王汝祥转给县委，信中说：“……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子作为纪念，引人参观……；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要使原住这所房子的住户迁移。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要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两年以后（一九六○年），县委常委刘秉衡去京向总理汇报工作，总理又严肃提出了这件事，说：“……我的房子一定要处理掉，决不能同毛主席的旧居相比。”第二天，邓大姐又为这件事找了刘秉衡谈话，说：“总理多次说了，一定要把他住过的房子处理掉，不能和主席旧居比。如果不拆，也可用起来，办幼儿园，办图书馆，或者让人去篆…这是总理一贯的意见，我完全赞同”。最后，她还郑重其事地说：“他是中央领导人之一，你是党员，你们应该听他的正确意见嘛！”

淮安县委感到不能再违背总理的意愿了，只得把总理出生和居住过的东边宅院，作为县委学习室和儿童图书馆；西边宅院搬进了居民。

不久，县委收到国务院办公室来信，说总理对这个作法，表示满意。

一九六一年八月，总理在侄媳孙桂云处了解到，尽管这样，还是经常不断有人来参观旧居，参观者一直是有增无减，心中很是不安。

后来，他决定采取行政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晚九时，他让国务院办公室一位负责人打电话给淮安县委了解旧居情况。十七日，国务院办公室又来电话，向县委正式传达了周总理关于处理旧居的三条意见：（一）不要让人去参观；（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十八日，县委常委根据总理的意见，作了三项决定：一、不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二、不维修房屋；三、县委在干部会上动员大家不组织、不带领人们去参观。当天晚上向国务院办公室作了汇报。

三十日晚，国务院办公室来电话，说：

“总理对县委三点决定表示满意，以后要派人检查你们的执行情况。”五天以后，又来电话，询问对“三条”的执行情况，回答是：“认真执行了。”

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周总理见到侄媳孙桂云时，又当面询问了“三条”的执行情况，知道“三条”虽然执行了，但外地人还是千方百计找上门来。总理思索了一下，问道：“把房子拆了，你们搬个地方住，行吗？”邓大姐说：“拆迁吧，我们给钱。”

因为拆迁房屋要经政府批准，这事情一时没有定下来。周总理的这所故居，才得到保存。如今，它已成为人们表达自己对周总理的敬爱和怀念的地方。③

六、三次接见 桑梓情深

一九五八年七月，淮安县委派副县长王汝祥去北京向总理汇报工作。二十七日，总理接见了王汝祥，又拿西瓜，又留吃饭，还对身边的两位年轻人说：“快过来，见见叔叔，这是我的‘父母官’呵……。”吃完西瓜，总理开始问起王汝祥来，从途中观感、生活习惯、逐步问到淮安的革命和生产建设。他在认真听取了王汝祥的汇报后说：……从淮安的情况看，恐怕目前还应以发展农业为主。农业上去了，可以适当发展一些工业。办农业，要抓好水利，搞河网化，要配套，能排能灌。其次，是抓好作物改制。早改水，步子要稳，要因地制宜。谈到办工厂的事，总理说：粮食上去了，可以办些厂，但也要面向农业，由省里统筹规划。办厂要用钢材，这得由全省统一安排。你们想办农机厂，很好。我看，是不是先把铁木农具厂办起来，然后再逐步发展……接着，总理又问到淮安群众的生活。午饭后，总理本还想接着谈下去，后来考虑了一下，说：“你暂时不要走，过两天，我们再谈一次。”两天后，王按约定时间又到了总理办公室。这次，围绕淮安办工业的事，总理又提出很多意见。

为了实事求是地帮助家乡发展一点工业，也为了教育故乡干部，总理给江苏省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讲了淮安县委的要求，也讲了他个人的意见。在写到淮安县委希望他帮助解决钢材问题时，他说：“王汝祥同志这次来，想在北京解决钢材问题，我当然不能那样做！……”王汝祥充分领会总理的心意：他热爱故乡，希望故乡很快发展起来，但他更爱护故乡干部，不让他们背离党的传统作风，滋长任何特殊化思想。在这次接见中，总理还亲笔写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题词，赠给故乡人民；为当时的《淮安日报》书写了报头。

同年十二月，当时的淮安县委副书记颜太发上北京，代表淮安参加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代表会议。一天上午，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六位代表，颜是其中之一。代表们进门以后，总理和几位工作人员迎了出来，一一握手，并摄影留念。在接待室坐下后，先招呼大家抽烟、吃水果，然后开始亲切的谈话。总理问颜太发：“今年淮安的农业怎样，收成可好？”颜汇报时，他满面笑容地听着，频频点头。听完汇报以后，总理说：丰收了，当然好。但要踏实，不能自满，要乘胜前进。回去以后，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照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大于！中午，招待六位代表吃饭，他把颜安排在自己身边坐，一边吃，一边又问起家乡人民的生活情况。席间，总理高兴地说；“……我们都是家乡人嘛！”饭后，又找颜太发谈话，嘱咐发展养猪的事。总理说，要办好农业，得大养其猪。猪多、肥多、粮食多嘛！……同时，猪子能出口，换取外汇，买农业机械……问题是落实政策和采取措施，认真把这件事抓起来。下午，颜太发告别的时候，总理又一次叮嘱他：回去以后，要照毛主席说的关心人民生活，把人民群众的生活切实安排好，把市场供应抓好。这样，才能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大干社会主义。

一九六○年四月，当时的淮安县委常委、淮城镇党委书记刘秉衡，受县委委托，专程上京向总理汇报工作。那天，总理让刘秉衡紧靠他身边的一张沙发坐下，先问抽不抽烟，又亲自削好一只大苹果递到刘的手里，笑着说：“你吃，你吃！”“吃吧，吃吧，一家人嘛！”接着，问寒问暖，拉起家常。在回忆了故乡的一些情景之后，话题转到淮安当时的生产建设。当刘秉衡汇报到家乡种了棉花，收成很好，县里想办个纱厂的事，总理一听爽朗地笑了，说：“噢，你们种了棉花，就想办纱厂，那上海的纱厂就吃不饱了！”他顿了顿，接着说：“这要由省里统一安排。共产党员嘛，办事要顾全大局，全国一盘棋嘛！我看暂时不办好，你说呢？”刘说：“总理说得对，我回去传达。”接见中，刘秉衡还向总理汇报了淮安东门外修了一个烈士陵园、建了一座烈士纪念塔的事，并请总理给纪念塔题词。总理谦虚地说：“我不会题词，写几个字还可以。”

说着，就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了“革命烈士纪念塔”七个字。竖写一张，又横写一张，郑重其事地、很认真地写完，还轻轻地念了一遍，象是引起了对革命烈士的无限怀念。这时，旁边一位女同志问：“要不要加上‘淮安”二字？”总理说：“不要了，在淮安牺牲的烈士很多，有许多是外地人。”接着是短暂的沉默。刘秉衡想请总理用毛笔把这几个字写在单页上，以便带回家乡刊用。不料，总理忽然把话题又转到处理故居的事，刘秉衡也不好坚持再请求题字了。这件事竟成了一个遗憾。直到总理晚年还提到：“我差淮安一笔‘债’，答应给烈士塔题字，一直没写……。”

七、不收茶馓反赠文件

一九六二年，当时的淮安县委书记邵凤翥，副书记王纯高上北京参加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随身带了一点淮安特产茶馓，想让总理尝尝。邵、王两人把茶馓送到了总理办公室，秘书却劝他俩把原物带回，说总理是从来不收礼品的。邵王两位一再解释，说这不是礼品，是家乡炸的馓子，表表家乡人民的心意。秘书这才暂时代收下来。过了两天，茶馓还是被退回来了。秘书再三解释说：“你们的心情，总理完全理解。但总理说，馓子一定不能收。为了这点馓子，你们用白铁皮做桶子，也是个浪费……。”邵王两人沉默了好久。再次商议后，对秘书说：……就照收粮票、照收钱，仍请带给总理．秘书笑了，他说：“你们的主意，我给总理说过了，不行。”并说了上次带去的馓子、莲子、藕粉等土产品，总理和邓大姐虽然勉强收下了，却付了钱（一百元）的事。又说，总理再三嘱咐，一定不能收。……接着，还递给邵、王一份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文件，上面有周总理亲自用铅笔写的批示：请江苏省委、淮阴地委、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一下，坚决照中央文件精神办！

周总理热爱故乡，却又是这样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一丝不苟。邵、王两人仔细阅读了总理的批示，深受感动。他们请秘书转告总理：感谢他老人家对故乡干部的教育、爱护；一定铭记总理的教诲，保持和发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学习总理的榜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凌晨。故乡人民从收“音机的广播中，惊悉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和严重疾病作长期坚韧的斗争后，与世长辞了！一时，山河变色，日月减光，人们无不悲痛欲绝。在街头，如潮的人群顶着严寒，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走进周总理故居的临时灵堂；在城中的工人大会堂，全县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的代表；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城乡许多人家挂起了周总理的遗像……。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日夜操劳国家大事，最后为人民鞠躬尽瘁，他永远活在故乡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矽心中！

（本文主要根据《周总理与故乡》并参阅其它有关资料，进行摘录和编写。——编者）

注：①周总理的父亲周劭纲，在旧社会里是一个小公务员，生前曾为革命作过有益的工作。一九四二年因病在重庆逝世。全国解放后，重庆市委把他的棺木葬到革命烈士公墓。总理知道后，要求他们立即把棺木迁出。重庆市委考虑到死者生前曾做过有益于革命的工作，既然已经葬入公墓，就没有再迁出。为此，一九六四年总理派国务院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专程前往重庆，把周劭纲的棺木从公墓迁出，葬到一个荒偏的小山腰上，没有树立墓碑。

②由于周总理的坚持，后来把远在绍兴祖籍的曾祖父周樵水的坟墓也平掉了。

③周总理故居，是淮安人民在纪念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才正式开始接待全国各地人民和外宾前去瞻仰和参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