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淮城沦陷
一九三九年农历正月十三日,日寇侵占了淮安城。当时淮安东南乡的曹甸镇,驻有国民党第八十九军—一七师六九七、六九八、七○一、七○二四个团的兵力,一般人都认为那里是最巩固的后方。淮城沦陷的前夕,国民党县政府首先迁到曹甸,接着一些地主、富商、权贵、豪绅以及“公娼”等,也如影随行来到曹甸,曹甸镇顿时热闹起来。城里居民则更惊惶失措,亦纷纷出城逃难。正月十一日那天匆忙出走的一批难民,有的连一条被子都没有带出来,只是抱着吃奶的婴儿,扶老搀幼,呼儿叫女;有的在逃难途中亲人失散;也有的人家还有老弱病残陷在城内,生死未卜……
同年七月的一天,曹甸镇突然沸腾起来,人们奔走相告:“淮安城收复了!”“七○二团的官兵真勇敢,一个连就拔掉了鬼子的司令部。”第二天一早,曹甸镇的大街小巷,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庆祝我军胜利收复淮安县城!”“向前方将士们致敬!”“光复淮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人们喜形于色,准备立刻返回家园。
一一七师七○二团一度攻入县城,确是事实。这一次反攻县城的计划是:由七○二团派出两个营的兵力。规定一个营趁黑夜在县城东西城墙外架起云梯爬城。入城后立即控制东门、北门,打开南门;另一个营分一半兵力警戒西门外,阻止敌人弃城逃走,并切断两淮之间的公路线,另一半兵力待南门打开以后,立即入城配合城内那一个营首先围攻日本鬼子的司令部,并准备展开巷战。结果是那一个营爬进城后,南门还没有打开,却已惊动了鬼子。不到一小时,大批的鬼子援军已从淮阴、涟水方面陆续而来。城外的那一个营,见南门没有打开,而敌人的增援部队已先期到达,于是一枪不发就撤退了。城内那一个营的官兵和敌人拼搏一阵后,一部分做了俘虏,一部分被逼到城西南角长满蒲苇的水田里,事后敌人进行搜索,这部份人有的溺死在水里,有的做了俘虏。
被俘官兵,都被送到日本军的“宣抚班”看押(“宣抚班”设在文庙东侧,现为驻军营房),第二天日寇就举起屠刀,杀害俘虏,五个人一批。执行前,用布将俘虏的眼睛蒙扎起来,由两个鬼子兵拉到文庙东侧的草坪上跪下。行刑者是“宣抚班”的科长北川一义。这个刽子手用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连续刺入俘虏的心窝,鲜血象喷泉似的飞溅出来。
一个倒下去了,再刺第二个、第三个……。直至这一批五个人全部刺死,拖掉尸体,再来第二批,半天之内,仅北川一义一人就杀害了八十多人。连同蒲塘里溺死和在巷战中牺牲的约有两三百人。尸体统统被日寇埋在府学牌楼东沧河东岸(原敬恭学堂门前广场上)的两个深坑里。
二、青年训练处
日军侵占淮城后,第一步是着手组织“维持会”,建立伪政权机构。为网罗一批喽啰,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成立了一个“青年训练处”。到一九四○年底共办了四期。招收对象是十七岁至二十五岁的男性青年。第一期招生名额是五十人,招生广告贴出了一个多星期,没有一个人报名。其时北川一义是“新民会”(“宣抚班”后改名为“新民会”)的科长,见此状况火冒三丈,立刻把全城的镇、保、甲长召集来训话,怒气冲冲地说:任何人家,如有适龄青年不来受训,那就有“通敌”嫌疑,必须立即收回该户的“良民证”。这道“圣旨”一下,镇、保、甲长便挨家逐户进行登记。当时,老百姓思想很惧怕。有人担心鬼子借训练为名,把青年弄到边远地区开垦、开矿做“苦力”;也有人说日本侵华以后死伤太多,兵源补给不上,把青年骗去冒充日本兵去当炮灰。因此都不愿意把子弟往火海里送!怎么办呢?所谓“钱能通神”,于是这些镇、保、甲长便趁机大捞特捞。最后将一些实在无油水可榨的贫苦青年报上去充数。第一期训练班总算按时开学了。
训练的内容:每天上午四节课,其中一节“修身”(相当于政治课,主要是进行奴化思想教育)和一节日语课,是每天必有的,其它两节是自然、地理、卫生、法律等一般常识课。下午,全部是“劳动奉仕”(生产劳动)或军事训练。训练期间学员一律不准出校门,违者就施以极其凶狠的体罚。轻则罚跪,用竹板打手心;重则集中全体学员站队,将“违纪”者当场拉出来,伏卧在地,叫一个学员捺住双手,一个学员按住两条腿。褪下裤子,用竹板打屁股至少二十大板,有时竟打到四十大板,被打得鲜血直流,如果被打得晕过去了,就用冷水泼醒,令两个学员架着膀子在场上一瘸一跛地走上两圈,然后捺倒再打。
责打时,令其他学员列队在旁观看。每次责打学员,多半是训练处主任亲自动手(当时训练处主任是胡日新,东北人,原是国民党宋哲元部的一个军官,在山东台儿庄被日军俘虏)。
有一次,一个学员在饭堂失手摔碎了一只饭碗,被打了二十大板,半边屁股裂开了,两个多星期不能起床。又有一次,一个学员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但还没有够数,便令两个学员架着在场上走了几圈后又继续打。在场有一个教官实在看不下去了,便跪下来替这个学员求情。
其他学员看到教官跪下了,也不约而同地跪下求情。训练处主任一见大发雷霆,就命令这个教官当场趴下来,撕去裤子,替这个学员挨了六大板补足数。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说情了。
第一期学员大都来自贫苦人家,多半没有读过书。毕业后,都是到县警备队当兵或是到警察局当警察。其中稍有文化、训练成绩又较好的,则担任分队长、班长、巡官、警长等职。
表现“特好”的或有一定人事背景的,则为北川个人选拔任用,充当他的私人走狗,如日本军司令部特务队队长高镜年等。
一九四○年春举办第二期。这期学员四十多人。文化程度较上期高些。个别学员日语学得特别好,如张焕宁等毕业后当上了鬼子翻译。其余,除少数当了“黄狗”(伪军,着黄色军服)、“黑狗”(伪警察,着黑色军服)绝大部份到各日伪机关任职。有的到县公署各科担任职员,有的到税所、农场,还有的到洋行或“株式会社”,这些都是有财可发的好差事。因此,训练处的“威信”也就逐渐提高了。
到了五月份开始办第三期,前往报名的人多数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不少人来自有钱人家。这期学员都是自动去报名的,没有麻烦镇保甲长。其时,“新民会”科长北川已升任会长兼日伪“信用合作社”理事长,掌握淮安全县的军、政、财贸大权。他看到这期学员的“素质”较好,将来可以作为自己的一部份势力,于是亲自兼任训练处处长。为了控制全县的商业金融,决定将原“信用合作社”改组为“联合合作社”,旧人员全部撤换,由第三期毕业学员接替。七月份徐州“合作总杜”分配给淮安一批火柴。当时市面上火柴奇缺,黑市价高于官价五至七倍,居民凭合作社股票购买火柴,每股限购一打。这时第三期学员距毕业时间还有半月左右,北川决定上午仍按规定上课,下午全部到合作社实习。人们都感到新奇。合作社是一个商业机构,可是从会计、出纳、仓库、收款开票、付货……都是这批全副武装的“学生兵”!有些老大娘为了买一打火柴,进门、出门还要通过那些武装的岗哨。又听说合作社的理事长是北川,索性丢弃掉股票,宁可用高价买黑市,以免惹出麻烦。半个月后,第三期毕业学员全部分在合作社任职。
八月份,开始第四期招生工作,原计划招收三十人,结果由于各方面人情关系,有的还有一定的后台背景,甚至县公署的秘书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受训,最后共收四十五人,鬼子司令部的司令官特地来参加开学典礼。十月底,这期学员还全部到徐州参加华北日本军司令部举行的阅兵式。毕业后,因各机关已不需要人了。除了两个有特殊背景的学员被分配到洋行外,其余的人都回到自己家里。
一九四一年,淮安划归南京汪伪政权管辖,撤销了“新民会”,“青年训练处”也就随之解体了。
三、“戒烟所”
日寇侵华以后,在沦陷区普遍设立了“戒烟所”。所谓“戒烟所”,并不是为人们戒除鸦片的地方,而是公开出售鸦片的场所。淮安沦陷不久,日伪就在城内响铺街西头(今镇淮楼西新华书店所在地)首先设立了一个“公营戒烟所”,凡来吸烟的人,先到帐桌前买好鸦片“条子”,①然后进入正厅。正厅四周安排了许多“烟炕”,炕上放着烟盘、盘里摆着烟灯、烟枪、烟签等烟具。吸烟的人,寻到炕上的空位,便倒着身子躺下来,点起烟灯,烧起烟泡,装上烟枪,大口大口地吞云吐雾般吸起来。这里地处市区中心,从早到晚,此去彼来,炕无虚席。来往的烟客,各种各样的人均有。有穿长袍马褂的士绅,有穿着皮马靴的军官,有一般公务员和市民,也有衣履破烂、形同乞丐的人。他们一榻横陈,过足了瘾,便精神“抖擞”,谈笑风生,飘飘入仙似的走出大门。
在当时淮安城里,朋友往来,或是有事相商,通常都摆出烟具,双方侧身躺下来,边吸边谈。因此,吸鸦片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大大小小的烟馆相继开张营业。很多人吸鸦片烟成瘾之后。身体日渐消瘦,精神萎靡,意志消沉,手无缚鸡之力,经济则陷入困境。有的甚至沦为乞丐,堕落成偷窃犯;有的家破人亡。
当时城里有个名叫丁雷的人,曾在一家报社任职。全家六口人均靠他的薪水收入维持生活。由于长期吸鸦片,致使入不敷出。有一年农历除夕,家里一锅清水,全家人眼巴巴地指望他领来薪水安排生活,一直等到深夜,他拿着一个纸包兴冲冲地回来了。妻子打开一看,惊呆了,纸包里没有一张钞票,而是一束鸦片烟条子。
当晚,妻子吞食了他带回家的生鸦片自杀了。
日寇的“戒烟所”,不仅供人吸食鸦片,还销售毒性更烈的海洛因②和吗啡等毒品。吸海洛因成病的人,不消几年时间,就导致严重中毒而死亡。这也是日寇杀害中国人民的一个有力罪证。
注:
(1)鸦片条子——鸦片烟土经熬制成饴糖状,搓成一定份量的条形,便于出售,俗称“条子”。
(2)海洛因——俗称“白面”,呈白色粉末状。吸食时,先用一张锡纸抹平,取一粒芝麻大小的海洛因放置在锡纸上,用火柴梗或硬纸片点着火,在锡纸下烘烤。海洛因遇热浴解呈气体。事先用纸卷一细管,趁海洛因溶解时,就着纸管将气体吸入,其作用胜于鸦片,性剧毒。
四、凶恶残暴的北川一义
北川一义是日本杀害中国人民的刽子手,三十多岁,个头很高,面部瘦削呈三角形。两眼凹陷,经常戴着一副黑色眼镜,神情冷若冰霜。看样子就是个极其凶恶残暴的家伙。
北川审讯“犯人”时,外表好象和善得很,但往往出其不意地“霍”的一声跳起来,“唰拉”一下抽出那把寒光逼人的战刀,紧架在对方颈脖上。一手揪住对方的衣领,跨出一步,猛地一拎,把对方拎悬空从他的肩上摔过去。常常把对方摔得半死不活(这是日本鬼子有名的“一手”,名曰“掼包”)。如果北川在审讯中向对方露齿一笑,那可更危险了,被审者十有九要被处死。有的当场被他刺杀死;有的转送日本军司令部,关进狼狗圈,被狼狗咬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此外。他还有什么“灌辣椒水”、“上大挂”等酷刑,有时还施用电刑。甚至将导电的线圈绕在男性的生殖器上,胜过奴隶社会纣王的炮烙和汤镬之刑。
由于北川屠杀中国人民“有方”,因而获得了日本军驻徐州的华北特务机关长的赏识,步步高升、青云直上。一九四○年“宣抚班”改为“新民会”,他继续任科长。不久便提升为“新民会”会长。接着他又控制当时淮安的物资金融机构“联合合作杜”,他身兼理事长,社内凡科长一级的人员,均由伪满调来的一批忠于日寇的老牌汉奸特务充任;科长以下的职员,均由他亲手培植的“新民会青年训练处”毕业的学员担任。他还在合作社内成立了一个“突击队”,配合日伪军下乡抢掠粮食和物资。
此外,北川在他自己的官郦—海会庵(震丰园对门,现县人民银行行址)里成立了一所“兴亚学院”,名义上是吸收一般青年学习日语,实质是建立起一个核心的特务组织。
入学的成员,多半是长期追随他并为其极端信任的“中坚分子”,还有一部分是从历届“青年训练处”毕业的学员中认为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分子”。入学以后,接受北川的亲目教诲。他现身说法,穿起和尚袍,披上袈裟,胸前挂起一串念珠,居中端坐在海会庵的佛殿上。面前放着十几只蒲团。蒲团上跪着这些学员。他告诫学员们说,和尚信佛,受五戒,终身立志不移。还说什么“兴亚学院的每个学员,都是优秀的青年,应当象和尚信佛那样,生死不渝,永远忠于日本皇军。为了表示决心,每个人都必须在左手腕的手脉上烧一个戒疤。”他自己首先伸出左臂,在手脉上端撒上一小撮檀香末,各个学员也均如法泡制,然后用火点燃。
不一会功夫,皮肤被灼得丝丝作响。这时北川又对学员们说:“只要心诚,就不会感到痛,如果实在痛得难受,可以低声祷告“南无阿弥陀佛,天皇万岁,皇军万岁,……”檀香末烧完了,每人手脉上都灼起了一个个水泡。北川便给每人冲洗伤口,敷上药膏,扎上纱布。以后,伤处便结成“戒疤”。从此,有些学员确实成了北川的宠信,他们可以为虎作怅,为所欲为,一切有北川撑腰。
一九四二年,淮安划归南京汪伪政权管辖,取消了“新民会”,扩大充实了县公署的权力。北川便由“新民会”会长调任“县公署顾问”。在日伪政权中,“顾问”是全县最高的主宰,一律由日本人充任。那时,北川手下的爪牙也逐渐增多起来,势力发展到四乡八镇。在当时所谓“归化区”(敌控制区)的老百姓当中只要是稍有“身价”的人,无不通过他的爪牙向他递送“门帖”,拜他为“老头子”。
随着北川的势力不断发展、扩大,其门徒亦日益增多。这些人当中,有些本来就是土匪、恶霸、豪绅、地主、不务正业的流氓……他们借北川的势力成立了各种特务组织如“情报队”、“谍报队”,“别动队”、“特务队”等。
一九四二年五月的一天,北川心血来潮,纠合了县警备队以及伪军的大部分兵力,配合日军在东门外黄土桥建立据点,筑起碉堡,又从城内调来大批警察,成立了一个临时警察分局,颁布了“治安法令”,积极准备向四面八方“清乡”、“扫荡”。北川所到之处,大户小户均被洗劫一空。民众恨之切骨,统称他们为“黄狗”。伪警察局的警官、警士也不时到各地去捞“油水”他们勾结乡、保长,巧立各种名目向老百姓摊派、勒索,民众称之为“黑狗”。
一天中午,两条“黄狗”正在一户老百姓家“串门”,调戏妇女。一条“黑狗”借查户口也来到这家。“黄狗”与“黑狗”都产生了“醋意”,争吵起来。结果,“黑狗”被“黄狗”连拖带拽拉进了“踞点”,偏巧教导官喝得迷迷糊糊信口说了一句“死拉死拉行”,黑狗立即被枪毙了。于是伪警察局和警备队打起了官司(当时警察局长赵欲华,东北人,是伪满的老牌汉奸、特务)。官司从淮阴打到徐州,从徐州又打到南京。最后,肇事的责任统统落在北川一人身上,被撤销“顾问”职务遣返回国。
五、黄土桥惨案
一九四○年农历正月初四日早晨,北风凛冽,田野里的泥土冻得象石块一样的坚硬,多数人家还没有起床。淮安县城东南方的杨大庄(现属建淮乡)突然枪声大作,烈焰冲天。
约半小时以后,一队穿黄色呢制服的日本军从村里开出来,队列很长.中间抬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伤号。身上缠着一道道白色的纱布。这时候,不少人家被枪声惊起,远近村落不断传来阵阵的噪杂声……。
原来,这天拂晓,驻淮安的日本军突然下乡“扫荡”,途经杨大庄,准备穿庄而过。恰巧,“小刀会”在庄口设了一个岗哨(“小刀会”系民间群众性的组织)。走在这一队日本军最前头的是一名矮个子的军官,身持东洋战刀,胸前挂着望远镜,正在得意洋洋地走着。
他看见村口站着一个头扎红巾、背着大刀的岗哨,满不介意地走到他的面前,用他那一套日本式的中国话问道:“这里毛猴子的有?……”(“毛猴子”,是日寇对当时国民党军或新四军污蔑的称呼)万不料这位小刀会的哨兵非常勇敢!他一言不答,抡起大刀就向这个日本军官头上砍去。猝不及防,一刀从耳边砍下,左肩被砍进五、六寸深,当场倒下。后面的日本兵见此情景,狂吼了一声,立刻端起插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发起集团冲锋。这位小刀会哨兵当时就丧生于日寇刺刀下。这批野兽冲进庄来,见人杀人,见屋烧屋,真正是鸡犬不留。顷刻之间,杨大庄成了一片火海,浓烟冲天。
当时,日本鬼子有这样一种惯例:凡是鬼子军出动,所经之处,只要不发生任何阻扰,就认为这是安全的“归化区”(指日伪统治势力已经巩固的地方);如果某个村落,那怕只是响了一枪,他们必然来一次烧杀;假如受到狙击,鬼于有所伤亡,那块地方必遭“清洗”。
老百姓几乎都摸透了这条“规律”。这一次杨大庄发生了砍伤鬼子军官的事件,大家都知道要大祸临头了。虽说鬼子已经进行了一番烧杀,但绝不会就此罢休,早晚必然还要来一次大规模的洗劫。
再说那个小刀会哨兵当场被鬼子刺死,激怒了众会友,当天下午,各地小刀会便开始集中,其中还有妇女组成的“花篮会”,他(她)们成群结队,吹着牛角哨,迎着凛冽的西北风,在四乡游行,直到夕阳西下,还传来一阵阵牛角哨的响声。他(她)们还在游行,呼口号。就这样,连续好几天,各地的小刀会纷纷前来集会,从早到晚都可以看到他们的队伍。他们公开宣称,要为杨大庄的父老兄弟报仇,拿下淮安城,活捉鬼子和“二皇”(“二皇”指伪警备队)。这时,他们的先头部队已进住东门外的黄土桥(距东门约三、四里路,现属城东乡)。
农历正月十五日是传统的元宵佳节。这一天,大家小户必然要欢聚畅饮一番。午后二时左右,淮安东门突然大开,附近的老百姓都不免吃了一惊。因为日本鬼子占领淮安县城以后,已经整整一年时间,一直开放西门、南门、北门,而东门始终紧闭。东门外的老百姓需要进城,很为不便。今天突然东门大开,知道必有大事。正在此时,从城里开出了大批的日本军部队,有两匹马拉着的重炮,有轻重机枪,有掷弹筒……,鬼子兵个个杀气腾腾地向黄土桥方向走去。黄土桥是一座横跨在涧河上的木桥,附近有几个比较大的村庄,如蒋南庄等。从黄土桥向西,是一条比较宽敞的土路,直达闸口镇,该镇距离淮安东门不足半华里。
从闸口镇到黄土桥之间还有一座木桥,名叫“地洞沟”,这座桥可算是一个通畅要道。这时候,成千上万的小刀会会众都齐集在黄土桥附近的一个大村庄里,地沟洞必然要派“重兵”防守、警戒。当鬼子兵接近地洞沟的时候,负责警戒的小刀会会众立刻吹响了牛角哨,于是村里的会众一齐蜂涌而出。他们真好像是“天神”附上了身,高举着单刀,直向鬼子杀来。由于来势凶猛、突然,鬼子也万不料小刀会人员有如此之多,形成排山倒海的气势。一时慌了手脚,大炮、机枪来不及架设,小刀会已冲到跟前,开始肉搏了。小刀会的单刀,直在空中飞舞,一经接触,十几名鬼子兵便被砍翻在地。小刀会的会众们手舞大刀,如入无人之境。他们仇恨日本鬼子,又自信身上的“护身符”能使刀枪不入,因此个个奋勇当先。
正在紧张厮杀的生死关头。平时训练严格的鬼子陆军,“咔嚓”一声,步枪都上了刺刀,小刀会的单刀渐渐失去作用,只有搪、躲、隔、让。鬼子的“三八”步枪枪身本来就很长,而刺刀又有一尺开外,加上鬼子凶残,眼看着小刀会已不是鬼子的对手。鬼子有了喘息的机会,立即架起了轻、重机枪进行扫射。
轻便的掷弹筒也用上了。然而,小刀会的会众们毫不畏惧,成批成批地冲过地洞沟和鬼子兵冲杀。花篮会的妇女也不示弱,当机枪猛烈扫射的时候,一个个高举花篮,准备接住鬼子射来的子弹……。就这样双方拼杀了一个多小时,鲜血染红了涧河水,而鬼子兵始终没有能够越过地洞沟一步。
这一场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惊动了城里的鬼子兵司令部,顷刻之间鬼子的援兵赶到了。
这批增援的鬼子部队,一直跑步前进,轻重机枪少说也有二、三十挺,他们到了地洞沟附近,立即抢占阵地,架起机枪猛烈扫射。与此同时,城墙上的鬼子大炮也向这边远程射击,炮弹爆炸的巨吼声,震耳欲聋。黄土桥周围的村庄,升起一道道黑色烟柱,被炸断的树枝卷着枯叶,在半空中飞舞飘落……小刀会的会众,凭着一时带着愚昧的勇气,起初确实给疯狂不可一世的鬼子兵以严厉的惩罚。但是,“祖师”、“护身符”、“刀抢不入法”,在真枪实弹面前毕竟不灵。花篮会的花篮也接不住射来的子弹。鬼子兵凭借有利的地形和精锐的武器,进行连续射击,并在火力掩护下,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过了地洞沟。小刀会会众本来就缺乏认真的训练,不懂军事常识,这时眼看“刀枪不入”失灵,心里不免发慌,阵脚大乱,纷纷转身落荒而逃。这天,直到天黑,黄土桥附近仍然炮声隆拢这一场浩劫,仅地洞沟一处,死于日本鬼子刺刀下的无辜百姓就有二百多人,小刀会会众被机枪扫射而死的有六、七百人,有一个花篮会的姑娘死得最惨,半边身躯被机抢子弹打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负伤的更不计其数,整整一夜,老百姓用绳床、门板不断抬送伤者,到翌晨还没有送完。黄土桥附近村庄许多房屋被鬼子炮火击毁。
后来据淮安城里老百姓谈说,小刀会发狠要拿下准安城的消息,鬼子当时就知道了。最初,鬼子也很害怕,责令“维持会”晓喻全城的老百姓家家出人,每夜轮班到城墙上守卫。
“维持会”会长沙贵章别出心裁,将城里所有石灰铺的石灰,运到四周城墙上,准备小刀会攻城时将石灰撒下去,迷住对方的眼睛。这是古代守城的一种原始的办法,认贼作父、效忠于日寇的沙贵章竟想得出来!真是毒如蛇蝎。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淮安第一次解放以后,在一次轰轰烈烈的反奸运动中,淮安头号汉奸沙贵章被押上了公审台,群情激昂,无不拍手称快,黄土桥遭难的百姓家属纷纷前来控诉,极其悲愤地向沙贵章讨还血债(据当时的人民政府调查核实,为鬼子司令部出谋献策、酿成黄土桥惨案的主要帮凶就是沙贵章)。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汉奸,终于被人民处死了。
这次黄土桥惨案,小刀会虽然有些盲动,但他们凭着自发的民族志气,给日本鬼子一次严重的教训——中国人民是不好欺侮的!日本军国主义在黄土桥欠下的这笔血债,淮安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六、杨文锦死于除夕之夜
一九四一年,淮安划归南京汪伪政权管辖以后,不断出现了各种番号的伪军部队,总称之谓“和平军”。这些部队,有的是原国民党旧部叛变投敌的,如淮阴的二十八师孙良诚部;有原国民党常备旅吴漱泉(混名吴独膀子)部等等。这些部队,多半是整旅、整团叛变过去的,武器装备比较整齐。他们只是摇身一变,在国民党“青天白日”的帽徽上加上一道红箍,便成了“和平军”。还有一部分是乡间的土匪和地主武装——自卫团等。他们各自树立旗号,招兵买马,成立什么“独立大队”、“独立中队”;还有什么“杨团”、“马团”、“严团”……一刹时,四乡八镇到处都是武装,真是遍地“丘八”。
杨文锦是淮安席桥人,木匠出身。早先,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区长丁澄同志身边当警卫员。后来,被顽韩收买,条件是杀死丁澄就给他一个团长的职位。杨文锦贪图名利,竟然叛变了。他于一九四一年十月的一天,密谋策划,设下陷井,将丁澄骗至家中,妄图胁迫丁投降,当即遭到丁澄同志拒绝。杨氏兄弟竟用钢叉抵住丁胸口,丁澄毫不畏惧,斩钉截铁地回答:“要头可以,要我投到韩顽那里办不到!”丁澄同志即遭杀害,壮烈牺牲。此后顽韩即给了他一个地方“自卫团”的团长职位。
于是他招纳了一批流氓、土匪,拼凑了一些枪枝弹药,打起“杨团”的旗号,在乡间设置防地,建立据点,后来,他又投奔了日伪。
“杨团”总共百十人,没有固定的粮饷。每天白天派人四出“摸底”:谁家有钱、绑他家什么人做“内票”;哪处富裕、“油水”多;……夜间就行动:邯来一个“大财主”,可以搞个万儿八千;洗劫一趟,可以弄来一批粮食、牲畜、衣服……有时还能弄到金银首饰和现洋。财物抢来后,由杨文锦按等级分配给部下。
杨文锦部下有一个中队长名叫史长仁,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凡是被他绑架来的人如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便将这个人剖肚挖肠,谓之“撕票”,真是残酷到极点。也正由于他们采取这种恐怖的手段,使杨团的“声威”一时大振起来。不少人家因此倾家荡产;一些稍有家产的人家,便主动与他拉上关系,求他保护;那些流氓、上匪、地痞、恶霸也纷纷向他投靠。于是,他的实力日渐壮大起来。杨文锦本人更是“威名”远扬,简直成了土皇帝。他终日花天酒地,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他狂妄地说;“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我杨某人一定要搞它个十美图!”不到两年时间,他巧取豪夺,接连讨了七个老婆。
杨文锦的势力不断扩张,淮安日本军司令部对他相当信任,把两淮之间的板闸镇交给他驻防。板闸镇紧靠运河东岸,从满清政府起就在那里设有关卡。水陆往来,经过那里必须纳税。杨文锦得到这个肥缺,更是踌躇满志了。
他的公馆设在城里。七个老婆也各有小公馆。副官、军需、事务长、警卫员……应有尽有。一九四五年农历除夕。他家大摆筵宴.正当他得意忘形的时候,板闸附近忽然发生情况。日军司令部来了电话,命令他迅即前往采取措施……。这时杨文锦已有几分醉意,身上穿着一件珍贵的狐皮袍,翻卷两只袖口,擎着酒杯,听到副官向他报告了这件事,他点了点头醉醺醺地说:“那些土八子,看他敢在我杨太岁头上动一锹土!”说着放下酒杯,抱着拳向四座拱了拱手又说:“大家宽饮一杯,等我去收拾一下那些土八子就回来。”随即将上了顶门火的驳壳枪往腰间一插,带着两名勤务兵,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他到了板闸防地,走进碉堡,那些大小喽啰们也正在那里喝酒赌博度除夕。杨问了一下情况,部下回报说:“一小时前,东北方向响了一阵稀疏的枪声,以后又平静了,没有发现其它情况。”杨随口应答说:“几个土八子,有什么大了不起,注意加强警戒。”说完,便带着勤务兵走出碉堡,准备到四周巡视一番。当他刚刚走出碉堡,四周枪声突然猛烈地响起,子弹像雨点般地泼射在他的前后左右,他立即拔出驳壳枪毫无目标地射出一梭子弹后,连忙转身准备进入碉堡。就在这时,新四军连续两发子弹打进了他的胸膛,当场毙命。与此同时,新四军已经突破障碍物,割断了通往城里的电话线,向碉堡掷手榴弹……冲到碉堡前喊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龟缩在碉堡里的喽啰们早已吓得两腿发抖,乖乖地举起双手投降了。
人民子弟兵押着俘虏走出了板闸镇。杨文锦的尸体用两条很粗的绳索扎起来,一头套在马车上,随着俘虏的队伍一起离开了板闸镇。
第二天是新春初一,不少人家正在放爆竹。打死杨文锦的消息比电波传得还快,霎时间,无数的群众都向押送俘虏的队伍围过来。人民子弟兵一边走着,一边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首恶杨文锦已经打死了,把他的尸体带到解放区示众!我们要走遍淮安县,让所有被他残害的人都能看一看他的下抄…至于这些俘虏,我们要分别审查,除极少数一贯危害人民的首恶以外,要按照共产党的政策处理,父老乡亲千万不能‘乱来’……”群众瞪着眼、咬着牙、拍着手,目送我子弟兵拖着杨文锦的尸体、押着俘虏,向徐扬和马厂走去。
七、抗战胜利后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象电波一样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人们无不欢欣鼓舞。当时,淮安城里的情况比较混乱。汪伪政权淮安县末代县长曹邦邺发布文告说;“奉国民党重庆方面电谕,日寇投降后.凡沦陷区原有政府机关、驻军、警察局等各单位各部门,一律原地不动。负责维持当地治安秩序,听候中央接收……”
与此同时,淮安城里又冒出两个国民党大员。一是第七行政公署专员李云霈,二是淮安县长牛作善。据云,他二人早在日本投降前,已通过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关系,来淮安潜伏,目的是了解并掌握淮安各方面情况,便于日本投降后接收。
在我新四军包围淮城期间,城门紧闭,城乡交通隔绝了。居民生活必需的柴、米、油、盐、菜蔬……成了严重的问题。旧货市场上,堆满了高档衣饰、家具,一张红木床,只换十斤大米;一件毛线衣,只换三斤玉米……,当时,人门把米称之为“珍珠米”。伪军每天两餐窝窝头,维持不到几天,便改为每天两餐玉米粥,这些平素肥鱼大肉吃惯了的“丘八”老爷,着实熬得难受。有家居民的屋上结了两个南瓜,竞惹来五个“二黄”上屋顶抢夺,互不相让,撕打起来。结果两人一起摔到屋下,跌得不死不活。
城外面,新四军挖的交通沟一直延伸到城墙边,战士们站在交通沟里向城墙上警戒的伪军喊话:“小二子啊(指“二黄”),肚皮饿够了吧;你卸只篮子下来,我们装些馒头给你吧。”伪军回答:“小四子(“四”指新四军),你不能骗我:我一露头,你们就会开枪……”“你放心,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尽管把篮子卸下来吧!”伪军从城墙上用一条麻绳吊下一只箩筐,我们的战士真的给他们装满一筐馒头,又加上一面盆的红烧肉。伪军士兵个个喜笑颜开,饱啖一顿。
围城期间,敌人极大的恐慌。他们在城里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只要是有嫌疑的均在搜捕之列。被搜捕去的人,全部羁押伪县政府看守所(通称“西所”)。顿时,看守所里已有人满之患。农历八月十六日上午九时左右.新四军攻城部队从西南角突破。伪军吓得手足无措。伪县政府的大小职员均已逃之夭夭,顽固、凶残的七区专员李云霈在逃命之际,吩咐手下人,将看守所内的“人犯”全部用机枪扫死。
不一会。看守所的栅栏门打开了,一把快机盒子和一挺轻机枪立刻对屋里连续扫射,有的人当即中弹倒下,没有中弹的也吓得一起倒下来了。一转眼间,冲进来一批身穿灰色军装、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军人。一进门就大喝一声:“缴枪不杀!”原来,他们正是新四军的攻城部队,知道敌人施行大规模的血腥屠杀,接着卫生队也赶来了,他们迅速地对被害者作了紧急处理,凡是有一口气的,不论轻伤重伤立即用担架抬送到后方医院治疗。
新四军解放了淮安城,伪军全部被缴了械。大土匪头子吴漱泉在北门附近负隅顽抗,被我新四军战士当场击毙。伪专员李云霈带一班警卫队拼死冲杀,企图逃走,也当场被我军击毙。城里大街小巷,伪军部下的枪枝、手榴弹、黄军装遍地皆是;河沟里、井里也都填满了枪枝、被服。这时我新四军一方面收拾战利品,集中所有俘虏;一方面分别派人捉拿那些首恶分子归案。当天午后,汪伪县长曹邦邺、日军司令部特务队队长高锦年、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头子杨文锦的弟弟扬文龙,就落了网。第二天中午,经人检举。从一家锅灶间的地下室里又捉到了国民党淮安县长牛作善。最后只剩下国民党保安中队长纪海峰还没有捉到。
淮安城解放已经两天了,由于捉拿首恶分子城门一律没有开放。加上围城二十多天,城乡隔绝,城里老百姓已经苦不堪言,如今再不能不开门放行了。然而纪犯尚未捉到。如果开了城,他很可能混杂在人群中逃掉,那又怎么办呢?
后来决定第三天开放南门一处,其他东西北三门仍然紧闭。事先将熟悉纪犯的人和被害的一个妇女,暗藏在南门口的一家小店里。果然,南门开放不到一个小时,纪犯化装成一个乡下佬,头戴斗笠,挤在人流中企图逃出城外。可是他刚刚挤出南门,迎面走过来几个他当日的部下,他心慌意乱,不敢相认。急忙转身走向一家小杂货铺.佯作购物,不料从店铺里走出一位妇女,他定睛一看,吓得面孔变了色,原来她正是那天深夜被他强奸的那位受害人。他急转身企图再次挤进人群趁混乱中逃脱,就在这时四支短枪已经对准他的胸膛,最后的一个汉奸也落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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