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名济干，字育才，乳名大璋，生于一八九七年十月，淮安北乡青莲岗人。幼孤，体弱多病，依其叔抚养。为人沉默寡言，崇善嫉恶，有长者之风。一九一七年七月，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九中学（即省立淮安中学前身，校址即今淮安师范所在地），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一九七○年八月二日，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三岁。
一九一七年，先生二十岁时，开始教读生涯，供职本村初校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先生开始读进步书籍，学写白话诗文，特别是“反对旧礼教”这句口号，先生更乐于接受。
一九二八年，先生应聘至谷圩小学任教（当时汪国璜任校长），以笔代枪，寓革命真理于言传身教之中，为革命培育青年。当时，吉乐山先生不远百里前来执教，先生知其思想进步，文学功底较好，遂竭力推荐其代替自己担任毕业班班主任兼教国语。地下党组织领导人王继辉先生亦任职该校，良师益友，相与切磋。这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气焰嚣张、疯狂剿共之际，为人注目的谷圩小学，经党组织通过周鸿志（字晓春）同志的个别联系，积极开展各种活动。
一九三七年春，先生参加“江苏省自治人员训练班（即区长训练班）学习。六个月后，因抗战爆发，上海沦陷，训练班解散。是年冬，先生激于抗日爱国义愤，又追随“江苏省青年抗日团”北上，行至三岔河车站，突遭敌机空袭扫射，团长袁英处置失当，团员星散，先生讥之为“让日团”，不得已再度回家种田。
一九三八年春，国民党第八十九军三十三师九十九旅少将旅长高鹤飞率部退守淮阴，高以其长兄高鹤鸣曾经先生调处，了却一桩讼事，乃以“还人情”之说为辞，派来少校副官，投刺聘先生为旅部上尉文书，先生勉强就道，任职八个月，目睹该部官佐不思抗日，一味制造磨擦，同室操戈，尤为痛心疾首，于是愤而去职。
一九三九年二月，两淮沦陷，顽淮安县政府迁至淮东南乡曹甸、车桥一带；县保安队由大队长陈镇率领驻扎在距城十五华里的蚂蚁甸，当时淮安东北乡成为军事、政治上的“真空”地区，这给一些惯于投机的分子创造一个大好机会。于是厉万德（宇石青）、朱兆成（字天明）出面，借口抗敌保家乡，发动淮北父老出人出枪扩展武装，到麦熟后解散，美其名曰“小麦团”。先生乃乡里硕望，且与厉、朱素有往来，亦被罗致。这支队伍约百十人，成分极为复杂，纯为避乱而组合，根本谈不上什么救国为民。而这支队伍的领导人却别有用心，所谓抗敌保家乡只是一面幌子。先生洞悉内情以后，毅然割席而去。原省九中同学罗竹岑当了涟水县日伪县知事，一天亲自上门请先生出山，当场遭其谢绝。
一九四○年秋，淮安具民主政权建立，各方面都迫切需要人才，县长赵心权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倡议创建一所中学，遍访淮北知名人士，征询意见，先生首在被邀之列，并亲自到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带动其他进步知识分子积极投入办学活动，解决了师资问题。一九四一年在淮安阜宁边境选定校址，开学上课。当时，环境动荡，生活艰苦，先生任劳任怨，嗣又继汪国璜任校长，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先生高瞻远瞩，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因此，深得党的信赖和各阶层人士的爱戴。一九四二年秋，县参议会成立，先生应邀出席并被选为县参议长。为了摆脱后顾之忧，全力以赴地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先生将家属全部迁至顺河大桥居祝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先生积极带头，影响了其他士绅，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增强了抗日力量。
一九四三年春，日寇大举“扫荡”后，形势稍有稳定，先生立即召开参议会，着重讨论如何开展劝募工作慰问伤病员问题。麦收后先生不辞劳苦，深入群众做宣传动员工作，因而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就在日伪疯狂“扫荡”的紧张时刻，县政府有两位同志（黎民、李青山）跑到青莲村隐蔽，至先生家。先生殷勤接待，视若亲人，形势稳定后，为安全计，先生与甘姜村周树仁一起将这两位同志送至六七里以外脱离危险区方依依惜别。
一九四三年秋，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参军运动，先生除了积极宣传，动员群众争送子弟参军，壮大抗日队伍外，自己主动将年仅十五岁的长子汪梅村也送去当兵。为此，当时《盐阜报》曾发表了一篇题为《汪议长送子参军》的新闻报道，赞扬他的爱国精神。一九四六年又将其次子汪子敬送去参军。一九五○年又送三子汪海波参军。
一九四五年土改时，先生从县政府专程返里，邀约涟属城南区（当时青莲村隶属涟水）教导员李连庆同志商谈献田之事。当时的土改政策，具体说就是“中间不动两头平”。李为照顾先生家人多劳少，尺度放得比较宽些，给他多留十亩地，先生推辞至再。在这位社会贤达开明士绅的带动和影响下，土改工作如期顺利完成。
一九四六年秋，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全国民意，撕毁《重庆和谈协定》，悍然对我苏北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农历九月二十七日晚，七十四师张灵甫部进驻青莲村，企图攻占涟水。
这时，根据地全面掀起反内战高潮，先生主持召开淮安各界士绅代表反内战座谈会，先生慷慨陈词，痛斥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妄图窃取抗战胜利果实，又将发动内战，再陷人民于水深火热而不顾，听者无不动容。先生又主持起草了一份《反内战宣言》，发表在《盐阜大众》报上，对当时进一步掀起反内战高潮起了积极作用。先生并即席作了一首七绝：
八年抗战寇投降，同室操戈祸起墙。
煮豆燃箕何太急，填膺义愤打豺狼。
新中国诞生以后，先生从事教育工作，历任淮安、涟水两县中学校长，长达十五年之久。一九五○年春，生母病故，先生从二临中返里奔丧，移风易俗，丧事一切从简。五十年代中小学教育发展很快，为了加速师资队伍的建设，先生先后完成涟师、陈师等校的建校工作任务，博得领导、干群的一致好评。
先生为人正直，敦品励学，胆识超人，工作积极果断，处事热情诚恳，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
一九五一年春，先生去苏州参加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深造。一九五二年被选为涟水县人民代表，出席苏北行署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五六年八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先生于兴奋激动之余，当即在《淮海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叙述了自己家庭出身和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及其思想演变过程。这篇短文发表后，给广大知识界特别是教育战线上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同志以很大的鼓舞。一九五八年先生去北京参加全国中等学校校长座谈会。一九六三年秋，在涟水县委的热情关怀下，办完离休手续。一九六四年一度定居淮安。被推荐为淮安县政协常委，为贯彻党的统战政策继续作出贡献。
在此期间，先生利用工作余暇，创作了《不顺心的媳妇》等几个现代戏剧本，投诸报刊，已为编辑选用，亟待发表，嗣因刊物停办，除以书信道歉并赠送“英雄”金笔一支作为纪念。
一九六七年，先生时已高龄六十有七，腿脚不便。一次，夜起如厕，不幸跌伤筋骨，住院期间，县委、县人委领导不断前来慰问并赠以果品，丰富营养。病情稍有好转，即自行处理食宿，顽强地和病魔作斗争，家距县城七十多华里，有时骑自行车往返；终因年老体衰，一九六八年迁居乡间休养。
一九七○年八月二日上午十一时许，先生午餐尚食两个鸡蛋，俄顷，肺部大量出血，抢救无效，不幸与世长辞。子梅村遍搜遗体，仅得一红色手册，视之乃《党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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