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淮安县文工团，是一支活跃的文艺宣传队伍。在县文教科直接领导下，她对宣传抗日救国、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活跃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县文工团成立
一九四三年，盐阜根据地七个县先后都成立了文工团。九月，我在季桥区交通局工作，听说县里要成立文工团，就向组织上提出到文工团工作的要求。十月，县文工团成立了。十一月下旬，我调到了文工团。当时，全团共十人，团长是贺均同志，顾问是金采英同志，指导员（党的书记）是王洛夫同志，三个男团员，两个女团员，炊事员、通讯员各一个。到一九四四年四月，全团已发展到二十四人，团部下设三个组，女子组由胡士珍任组长，我和朱超同志分别担任两个男子组组长。
二、宣传抗日救国
根据当时的战斗环境，文工团的队伍不可能搞得很大，因此也很难有专业分工。团长陈建阳兼管财务现金（一九四四年春，贺调离陈接任），指导员王洛夫兼音乐教员，同时又是演员。每个团员除演戏唱歌外，都还要学会几样本领。耿春勇同志擅长敲锣打鼓，吹笛子拉二胡、舞台美术设计和拆卸等，这些就由他负责并指导大家。演出时的舞台效果，全由演员兼任。所有演员服装，由胡士珍和张凤兰同志负责。所以我们的演员，上了台不是唱歌就是跳舞。到了后台不是敲锣便是打鼓，有的吹笛、拉二胡。至于舞台布置和折装，更是人人动手。
为了防止敌人的袭击，文工团实行生活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无论何时何地，一旦发现有敌情，打起背包就走。有时深夜演完戏，一走就是一、二十里。一般在一个地方只住一、二天，住三、五天就算长的了。而且是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夜间演完了戏，还要写抗日标语、墙头诗等。
一九四四年春，县委叫我们全体团员到黄荡（现在的流均乡〕搞群众工作，我们去了以后，对这个地方进行了调查，摸清了情况，协助乡干部发动群众，很快地打开了工作局面。
根据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文工团的宣传内容做到大众化、地方化、通俗化、现代化，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使群众易于接受，乐于接受。当时根据地的头等任务是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文工团围绕这个中心任务，结合实际编写剧本。如《眼前报》，主要描写根据地少数人对日本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结果鬼子“扫荡”后，弄得家破人亡。剧本《美人计》，是揭露地主施用“美人计”，妄图拖我干部、民兵下水的故事。剧本《渔滨河边》，主要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淮安渔滨河一带（当时是国民党统治区）欺压百姓、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的罪行。剧本《刘桂英是朵大红花》，是宣传根据地妇女积极生产、支援抗战的故事。为了宣传党的减租减息政策，曾演出一个戏叫《照减不误》，是用淮调和地方小调来演唱的。内容主要是通过大量事实，揭露地主“张百万”阳奉阴违，恐吓、威胁、利诱佃户，抵制减租减息，妄图继续残酷剥削农民的罪行；同时反映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广大农民团结起来与地主“张百万”进行斗争，迫使“张百万”低头认罪、执行减租减息，从而农民更加积极地发展生产、支援抗日前线。有一次演出这个戏时，几乎发生“悲剧”，使我至今不忘。那是在一九四四年六月，苏中抗日根据地召开全区文教工作会议，有一天特邀请我们前往演出，地点在苏中二分区泾河庄，观看演出的有数千名新四军战士和当地干群，管文蔚和粟裕师长也来了，戏演到高潮时，台上台下一起发出了愤怒的吼声。不少观众激动地哭了。后来我和姜贵斌同志到部队收集反映时。一位领导同志对我们说：有个战士当看到戏里群众斗地主时，他哭了并拿起枪瞄准台上的“地主”，还好当即被班长发现，才未造成悲剧。这个战士说：“台上的‘地主’和我们家乡的地主一样，所以我要打死他！”
开展群众性的歌舞活动，活跃人民的文化生活，是文工团的任务之一。文工团每到一处。不是教歌就是教舞。在教唱歌曲时，群众（青少年占多数）先是轻轻地随着唱，会了以后就大声地和我们一起唱。儿童团的孩子们显得特别活跃，他们学会一首新歌后回到家里唱，时间长了，家里大人们也会唱了。一首新歌，很快地就在根据地每个村庄流行开来。当时根据地流行的抗日歌曲很多，如《谁是乌龟大王八》、《二月里来》、《劳动号子》、《不识字像瞎子》、《傻大姐》等。一九四四年五月下旬，新安旅行团派来张早和徐沙两同志到文工团教秧歌舞。经过十来天的时间，团员们对各种人物（儿童、大嫂子、小青年、大姑娘、老头子、老奶奶、地主、士绅、汉奸）的跳法都已基本掌握。为了把群众性的秧歌活动尽快地开展起来，文工团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到每一个村庄演出，便就地教舞；二是团员分头到各区、乡、村，专门教舞。为了不妨碍群众生产，团员们深入田头，先和群众一起劳动，中途休息时教舞。那时，农民群众封建思想较重，对跳秧歌舞还有不少抵触情绪，特别是那些大姑娘、青年妇女出来跳舞，老人们就有些想不通。为此，妇救会做了许多动员、说服的工作。儿童除站岗放哨外，便是唱歌跳舞的先锋、模范。他们毫无顾虑，不受任何束缚，到处唱，到处跳，对歌舞的开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九月，淮安第一次解放，为了庆祝抗日胜利，各区、乡都组织了数百人的秧歌队，从四面八方拥向淮安城。当时，淮安城内的大街小巷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热闹非凡。这也可以说，是淮安开展群众性秧歌活动的高潮时期。
可惜这些活动场面因当时条件限制，没有被摄入镜头。年底，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在游击区马厂东北不远的陈圩子召开了数千人大会。为了配合宣传，县文工团奉命前往演出，得到好评。
三、生活待遇低标准
为节约资金，支持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生活都极为艰苦，县文工团的生活待遇也是低标准的。但是，大家在工作上从不讲条件，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在生活上更不讲享受、待遇，每天能吃上三餐饭就心满意足了。
有时搞不到粮食吃不上饭，也没有人发牢骚讲怪话，还是心情愉快，积极地做好工作。再说穿的方面，衣服、被子、鞋袜等全部自给。至于工资待遇就更谈不上了，每月块把钱津贴（当时上至县委书记、县长，下至一般工作人员，标准一个样），买了毛巾、肥皂、牙刷、学习纸张也就花完了。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同志，零用钱多些，但这些同志很理解大家的困难，只要口袋里有钱，马上买些猪肉或日用品，大家一起吃了用了算。这种革命乐观主义和团结友爱精神，今天回忆起来，还是很有意义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淮安文工团与盐阜区各县文工团合并为“苏北文工团”，以后又转入到部队，名为“苏北军区文工团”。以上回忆，因时间久了，难免有遗漏之处，希望当时在文工团工作过的同志，共同补充、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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